会议室里的人们兴奋起来，争相发表自己的看法。奇怪的是，参加会议的人中，除了我以外，没有人真正见过携带埃波拉病毒的病人。听着他们的议论，我回忆起在扎伊尔，我跪在草舍的地上，借着煤油灯的光亮采集埃波拉病人血样的情景。那才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可是在这里，在华盛顿，真是这样吗？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研制一致的行动计划，赋予一切有关公共健康事宜以优先权。此事非同小可。为达到这一目标，我要与弗吉尼亚州卫生部紧密合作，提供他们需要的一切帮助。这是纳税者提供“疾病控制中心”资金要它去做的事。
会议决定由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继续研究解决动物的问题。由他们负责弄清楚病毒在实验室动物中流行的程度，并制定方略防止这种病向外界传播。在军事代表解决全部猿的问题时，我随州卫生部门工作，以限制其对人群的威胁。这是我们的责任分工。后来我吃惊地看到《棘手地带》上暗示“疾病控制中心”，准备承担整个运作。弗雷德和我都没有这种打算，我们也从未表示过这种观点，这可不是我的一贯风格。此外，无论如何，我们没有解决有关猴子问题的能力，我们欢迎军队处理这些问题。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世界上宣传工具最敏感的阴影里进行的。直到此时，我们一直没有获得来自华盛顿的对于病毒性出血热研究项目的重大资助。我们只能坐等，眼睁睁地看着大笔资金投入到像慢性疲劳性病症那种不具危害性的疾病上。
有时我们会开玩笑说：“我们最需要几只带拉沙病毒的老鼠在首都跑来跑去，那会引起一些注意。国会才会明白这些病毒确实存在。”
突然间玩笑成真，我们明白，一旦消息传出，新闻界会使我们喘不过气来，我们知道很可能记者们把小型摄影机和微型录音机也带到了会场，这更增加了会场紧张的气氛。
新闻媒体的关注只能意味着一件事：最重要的是保持低调，冷静从事，以避免出现混乱。我处理过芝加哥的拉沙热病事件，以及几年前出现在新泽西的埃波拉可疑病案。我有效工作的秘诀是保持镇静，估计出可能的危险，制定一项计划去限制这些危险。向人们解释清楚发生的一切，让他们冷静下来。与新闻媒体打交道，我一向告诉他们我所知道的事实，决不评说我不知道的事情。因此，即使我很焦虑，也会表现得镇定自如。
会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举行新闻发布会，它是由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和“疾病控制中心”联合召开的，会上简要地说明在弗吉尼亚雷斯顿地区实验室的一群猴子身上发现了类似埃波拉的病毒。我们的行动计划要求我们识别在海萨顿的人与病毒接触的情况；评估并控制猴子，找出是否其他地方的猴子会被感染。为此，我们需要调查其他进口动物，也许这样会弄清楚雷斯顿地区从哪些地方来的猴子受到了病毒的感染。这项工作由“疾病控制中心”的检疫部承担。
有一段时间，检疫部一直在关注猴子贸易中的环境和条件问题，因此他们的行动是积极有效的。我们的工作量从一开始就十分饱满，整个行动很快发展为一个强大的协作力量。
弗吉尼亚州卫生部派来工作的人们个个精明强干，他们不仅是在专业上十分胜任，而且一直保持头脑清醒，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实属不易。
我向他们解释埃波拉是能传播的，以及还没有传播等情况，远比预想的难度要小得多。他们可能很想把任何接近受感染的组织或猴子的人全部列入高危一类。实际上，这没有必要，而且还会引起那些人的不必要的忧虑。不过，对于州卫生官员来说那是相当便利的，他们采取的是一旦怀疑就加以封锁的策略。本州的官员们不愿引起恐慌。
不幸的是，一些记者大肆制造危机的气氛，想利用这个机会大出风头。这样，我们想表达的一些信息——我们在医学领域和实验室的经验告诉我们，有必要保留这些病毒传染——被歪曲了。但布伦特·布莱克利奇（BrentBlackledge）是个例外。他是费尔法克斯县地区报纸《新闻报》（The Journal）的记者，他不仅写出了不少好的报道，还向社区提供准确的信息，消除造成恐慌的微小隐患。
我着手与“疾病控制中心”的同事，包括苏在内研究疫情扩散到人群的可能性。苏是唯一的具有猴子感染埃波拉病毒实际经验的人。我同史蒂夫·奥斯特洛夫（Steve0stroff），“疾病控制中心”的流行病学专家以及弗吉尼亚州卫生部门的人们一起，开列了一张接触过猴子的人员名单，并设计了调查问卷表以便能估定他们受感染的程度。我们不得不对每一个与动物或它们的细胞组织有过接触的人进行调查。
事情的发展并非一切顺利。当我赶到海萨顿实验室时，发现除了我们分别处理的动物实验室的人以外，所有可能与动物细胞组织有过接触的全体雇员已被召集开会。我没有安排这样的会议。这是公司的主张。主持会议的是军队的一位兽医病理学家。她的工作是和实验室的猴打交道。她根本不知道我是谁。也不了解什么是埃波拉。会议组织得很好，我想最好不要干涉。实际上，在邀请我发言以前，我一直保持沉默。
这并不等于我不想起身反驳，只是不得不耐着性子听她对这种病的不着边际的描述。当众反驳她与事无补。会使大家认为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并给人一种事态失控的印象，这当然会无故地造成担忧。当我最终有机会发言时，我告诉大家他们感染埃波拉病毒的机率很低。实际上病毒不可能从实验室的动物房里跑到咖啡屋秘书小姐身上。即使与一块感染了的猴细胞组织呆在同一房间里，也肯定不会染上埃波拉。唯一有危险的人是那些与生病的动物有过密切接触的人。我向与会者保证我们要把这些人识别出来，对他们进行密切的观察。很自然，人们想知道一旦他们患病会出现什么情况。我告诉他们，万一有人患了此病，他们将在费尔法克斯县医院接受最好的治疗。我强调指出，医院的医务人员已做好准备来应付这样的局面，我说，毕竟我们已确认在非洲即使那些与这种病和将要死亡的埃波拉病人紧密接触的人们，传染率也仅大约百分之十。在那些长期看护重病人的人群中，危险性有所上升，但仍保持在相当低的水平。最大的危险来自伤口或感染了血的一种仪器的针棒。那些与病毒打交道的雇员都戴手套，有良好的实验室环境。而且在报告的病例中都与伤口、抓伤及针棒无关。另外，我在苏丹见过成排的将死去的病人，在扎伊尔看到过这种病传播所造成的可怕的后果，因此我不愿被疾病打倒，我要用我的知识和经验去接受挑战，扭转危机。
我在海萨顿工作时遇到的最理智的人当数达尔加德博士，他是负责猴子的兽医，同时，我也同情他的困境。他受到三方面的压力。他为动物担忧，同时，他得考虑它们感染人类的可能性。他还不能忽视此次事件对他赖以生存的实验室的财政可能产生的影响。在任何事件中，雇员们都保持了镇定，至少，他们不能惊慌失措，或回家不干，或向新闻界和议员们说三道四。他们和我们一道工作，按照他们与任何动物或动物细胞组织接触的程度自己组成各危险群。
在整个过程中，就是否埃波拉会通过空气传播展开了大量讨论。每当埃波拉现形的时候，这个灰毛怪就会露头。有关人类疾病所有的流行病学提供的证据，包括1976年，1979年和玛尔伯格的首次流行都引发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尽管对许多病人的治疗是在通风条件差的茅屋中进行的，从他人身上感染这种疾病的人只是那些与病人有直接接触，特别是与他们的血液、尿、呕吐物或下泻物有接触的人。如果埃波拉是通过烟雾传播的，罗伊·巴伦和我在扎伊尔就会被传染上的。最近在加蓬一些村民中发生的一次埃波拉流行是因为接触了一头死于这种病毒的大猩猩并且被一些年轻人带回家中。同样，是接触了被感染的动物以及制作食用其鲜肉是流行的诱因。确实，由于有了对此传播途径的了解，才使艾伦·乔治（Alain Georges）和来自朗丝国际医学研究中心（Le Centrelnternationalede RechercheMelicale de Francevill）的人们得以及时地控制了疫情的传播。
问题是无法证明埃波拉病毒不是空气传播的。你可以证明有些事确实发生了，但你无法证明它从未发生过。我们有空气传播的鲜明的例证，如水痘，流感，麻疹，但这些疾病与埃波拉有明显的区别。首先，它们的宿主是人，人是最大的传染源，呼吸系统则是主要目标。为了通过空气向人类传播，这些疾病基本上都是有联系的。这是疾病传播的主要战略。第二，由于麻疹一类的疾病具有如此轻易而快捷的传播方法，它们袭击人的比率大大高于埃波拉病毒。大多数的非洲病人是在没有空气的房舍中接受看护的，其他在空气中繁殖的病毒，甚至像肺结核这样的病菌都会轻而易举地传播开来。在这些病例中，许多都受到了传染，但埃波拉病毒与它们不同。
确实，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实验表明空气传播几种出血热病毒是可能的，但这需要把面罩罩在豚鼠和猴的脸上，在这样在压力下面罩可以输送大量的病毒。在这个实验中，所有的动物都被感染了。显然，这不是自然传播。这项实验唯一的教益是如果你按紧面罩就可能染上肺炎以及你想要得到的一切细菌，包括皮肤表面的非致病细菌，如葡萄球菌表皮细胞。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实验没有使用任何非致病细菌有机体作为控制手段对实验目的进行说明。
即使有了证明，我也相信虽然空气传播不是不可能的，也是非常个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