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维加斯的职业杀手。”
“等一等，昨天晚上他们在密苏拉机场接了一个人。我以为他是萨尔的又一个马屁精。我提出开车去接他，但是萨尔说我需要休息一个晚上。”
“他长的什么样子？”
“我不知道，我没有见到他。”
湖上方月亮周围的云朵是银色的，下面的湖水是黑色的，笼罩着一层光。
“我现在准备打电话给警察，然后我得离开了。”我说，“我不想让自己卷进来，好吗？”
“随你的便。”他说，“你非常酷，一个很酷的操作手，你总是这样。没人能动摇橄榄油戴夫的小甜饼袋子，他们可以折磨你的精神，却不能使你畏缩。”
我没有回答他。我出了门，走入细雨和破碎的月光中。我开着小型载货卡车，沿着湖滨地带向珀尔森驶去，然后转向黑猩猩峡谷。我知道我会没事的。但是突然间，云朵又遮盖住了月亮，天空变得像烧焦的金属一样黑。
一阵强风从冰雪覆盖的山上吹来。闪电从米申山的顶峰跳跃到头顶的黑色天穹，雷声滚动着传出峡谷，硬币大小的冰雹像平头钉锤一样哗哗敲击在我的卡车上。
我停到马路边，汗水滚滚地从我脸上滴落，关闭的车窗蒙上了厚厚一层蒸汽。卡车在风中剧烈摇晃着。我的指节在方向盘上又圆又苍白。我感觉到牙齿在摩擦；感觉到卡车的金属接头在吱吱嘎嘎响而且被拉紧；后挡板颤动着，被钩状链子弹回；接着我全身战栗，我的嘴巴张开了，似乎有人用他的手掌，左右开弓抽了我两记耳光。当我闭上眼睛，我看见了一条被雨点敲击的赤褐色溪流，里面一条棕色鳟鱼的嘴巴被撕裂了，血从鳃里一团团涌出来。
第二节
第二天早上，我走到阿拉菲尔学校附近的古老教堂。
我走进里面，越过圣泉，跪在圣坛前的长椅上。和几乎所有天主教堂一样，这里弥漫着石头、水、熏香和蜡烛的气息。我想这在一个天主教堂里决非偶然。我想，也许早期信徒做弥撒用的地下墓穴，也有着同样的气味。
我为达乐涅、阿拉菲尔、我的父亲和弟弟，最后是我自己祈祷。一位穿着黑色长裤、磨损牛仔靴和T 恤衫的金发牧师走出了圣器室，移动着圣坛上的一个花瓶。
我走近圣餐栏杆，介绍了我自己，并问他是否愿意听我的忏悔。
“让我们去花园吧。”他说。
在教堂和教区长住宅之间，是一块阳光充足的场地，有草坪、花坛、石头长椅、鸟食容器和一个小花房。牧师和我并肩坐在一条长椅上，我告诉他我和达乐涅的关系，最后是关于她的死。当我讲述时，他轻轻向盆栽贝母的叶子上抛着小土块。等我结束后，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不太确定你在忏悔什么，你感觉你利用了这个女人是吗？”
“我不知道。”
“你认为你对她的死负有责任？”
“我不这么想，但我不确定。”
“我认为是其他一些事情在折磨着你，一些我们没有谈及的事情。”
我告诉他关于安妮，在我们卧室的黑暗中跳动的霰弹猎枪火焰，浸满她鲜血的床单，当我把她的手指放进嘴里时，感觉到的冰冷。我可以听到他在我旁边呼吸。
当我抬起头看他时，我看到他吞咽了一下。
“我很遗憾。”他说。
“这些记忆不肯走开，神父。我相信它永远不会被淡忘”。
他从草地上捡起另外一块硬泥，又让它从手中掉落。
“我感觉，去尝试给你提建议不太恰当。”他说，“但是我认为你是个好人，你在对你自己做不必要的伤害。当你遇到这位印第安女人时很孤独。很显然你喜欢她。有时候去评判我们自己也许没什么好处。你曾经那么想过吗？你在上帝面前陈述，然后你让他来评判你生活中的对与错。还有，我不相信是你造成你妻子的死亡。
有时候，当那类罪恶来到我们生活中，我们无法解释它，于是我们责备上帝或我们自己。在两种做法中，我们都错了。也许到了让自己从牢笼里解脱出来的时候了。“
我没有回答他。
“你想要赦免吗？”
“是的。”
“为了什么？”
“我不知道。为我的不完美，我的失败，我给一个无辜的人带来的悲痛和伤害。我最多只能这么说。我无法描述它。”
他的前臂交叠着放在大腿上。他低头看着他的靴子，但是我可以看到他眼中的悲哀。他深深呼吸了一下。
“我希望我能对你有更多的帮助。”他说，“我们并不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我们的经历有限。”
“您已经足够仁慈了。”
“给它点时间，罗比索。”他微笑着说，“通往大马士革的道路上，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看到炫目的光芒。”
当我离开那明媚、绿色的场地时，他正跪在一个在床前，用泥铲为贝母铲出一个洞，他的眼睛已经专注于他的工作。他的生活显然有条理、庄严而且有章可循。
这是我在1964年走下飞机，来到坦森纽特空军基地之后，就再也不曾拥有过的生活方式。
第三节
我想回到昨天。我不认为那总是很难，有时候你仅仅需要走过脑海中的一扇门，丢掉三十年或四十年，来记起你是谁。也许这是自我欺骗，一种我用来逃避问题的精神鸦片，但是我不在乎。我将恩内斯特·盖因斯的那本《关于爱情和金钱》塞进口袋，走到伯纳公园，坐在枫树下的长椅上开始阅读。风凉爽地从阴影中吹来，但是我已经进入到小说里面，回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南路易斯安纳州热烘烘的甘蔗地和香甜的马铃薯种植园。
不，那不是真的。我回到了新伊伯利亚的一个夏天，那是我读完了大学的第二年，弟弟吉米和我在一个海滨的地震记录站工作。我们买了一辆四十六速的福特敞篷车，上面放了两个好莱坞消声器，降低了滑轮和挡泥板，涂上淡黄色并刷上蜡，直到金属上似乎有了黄油柔和、神秘的光泽。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夏天。我第一次很认真地和一位西班牙湖的女孩子陷入了情网。和所有人的初恋一样，我记得那个夏天的每一个细节，有时候回忆带着令我心碎的辛酸。她和我一样，是移居美国的法人后裔，她的头发是褐色的。当风吹来，在阳光下就像是颜色浓烈的蜂蜜。我们在拉菲特的沃里斯屋顶花园和圣马丁维尔街头跳舞，在新伊伯利亚的橡树下喝二十美分的长脖子杰克西啤酒；我们在盐沼上钓白色的鳟鱼，到赛普雷茅特角去煮螃蟹、炸鱼，然后，在丁香花盛开的夜晚，沿着那条柏树和橡树之间长长的柏油马路，一起开车回家。风暖暖地从海湾吹来，地里新长出的甘蔗绿油油的，西边的天空上映着火一般的晚霞，树上的蝉声震耳欲聋。
她是那种喜欢心上人一切的女孩子。她从来不争论而且容易知足，只要我们在一起，无论是在什么地方、什么环境中，她都会很快乐。我只需要用手指碰碰她的脸颊，她就会靠近我，紧紧抱着我，亲吻我的喉咙。那时，每天下午都下雨，有时当天放晴、云彩变成粉红和栗色之后，我们会沿着防洪堤，开车到我父亲存放船只的码头去，柏树上的雨水滴人湖中，在柔和的阳光下，她的面孔带着花朵初放的色泽和光辉。
那个夏天，每个早晨都令人期待，我期待着卧室窗外山核桃树丛中烟雾缭绕的阳光，天真而自信地盼望着，几个小时之后就会重新和她在一起，从来没想过我们之间会发生什么事情。但那场恋爱由于不切实际的年轻，而突然结束了。我无心地伤害了她，以一种我无法对自己解释、更无法对她解释的方式，我的沉默给她造成更加严重的伤害。这么多年之后，这仍会让我偶尔感觉不安。
但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夏天。当其他一切都失败时，当心灵似乎中毒、生活遭受打击时，当死亡的树叶像干化的羊皮纸一样，吹过灵魂的窗口时，那是我不时拜访的大教堂。
我并没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接受那些哀伤而失落的经历。在我看来，对记忆承担义务，无论对活着的人还是死去的人，都同样毫无价值。第二天早晨，我回到县法院。
州长像个大木桶一样健壮、浑圆。他是被选举出的法官之一，在被人们推举去竞选官员之前，他也许是柴油机机械师或伐木卡车司机。他说话时，坐在办公桌的角落里，而不是坐在办公桌后面。他抽着香烟，望着窗外的湖水。他那种个人的专注让我感觉，他已经预料到了我们谈话的结果。他现在和我谈话，仅仅因为政府机天强加在他身上的一种义务。
“你曾经是新奥尔良谋杀案调查组的侦探？”他说。
“是的。”
“然后在州长办公室做侦探，是……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
“新伊伯利亚。”我对他微笑着，但他的眼睛透过香烟，看着湖水中的蓝色波纹。
“你认识一个名叫丹·尼古斯基的禁药取缔机构官员，是吗？”
“是的。”
“他昨天在这里。他说，你一定会来找我。”
“我明白了。”
“他说，我应该告诉你返回路易斯安纳。你对此有何想法？”
“提建议很容易。”
“你想知道验尸官的报告，是吗？”
我长出一口气。“是的，先生，是的。”我说。
“因为你认为她是被谋杀的？”
“是的。”
“为什么？谁会有理由去杀她？”
“核对一下萨利·迪奥的纪录。同时查一下那个叫哈瑞·玛琅斯的家伙。”我感觉我的声音越来越激动，于是我停顿下来。“我还想对普舍尔提出一些看法。”
“根据我被告知的情况，这些人都和你在不同的时间有过冲突。你认为你现在的看法是完全客观的吗？”
“迪奥一家是野兽，玛浪斯也是。普舍尔在新奥尔良为一些准军事性的疯子们杀过一个人。我不会低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