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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顾立源提出的这一切，饶上都全应承了。这让顾立源非常感动，也非常感激。对用不用饶上都的钱，跟不跟饶上都这样的人打交道，顾立源是犹豫再三的。要把对自己人生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第一步跟一个坐过一年半大牢的人‘勾搭’在一块儿，确实是要有一点勇气和魄力的，且还要有一点大智慧和大决断力。对于顾立源来说，当时已是别无选择。干成这件事是第一位的。他太需要干成这样一档子事了。他哆哆嗦嗦地前瞻后顾地花了饶上都的这一大笔钱。让他完全没想到的是，事情干成后所形成的轰动效应，居然使万分激动的陶里根人都无暇去追问顾立源当时是从谁腰包里掏出钱来运作这一切的……
“十年后，人们渐渐冷静下来，有人开始追问顾立源跟饶上都的这种种关系，也有人跟顾立源打趣道：”你小子当年胆儿够大的。刑满释放分子的钱也敢大把大把地花。‘
“顾立源冷笑笑答道：”我也不愿花刑满释放分子的钱。我也。愿意花你们这些正人君子良家妇女的钱：但你们这些正人君子良家妇女当时让我花你们的钱吗？‘
“顾立源这人讲情义；也重感情=他又看中了饶上都身上的魄力、毅力、干劲儿和聪明劲儿。甚至还可以说看上了他那点‘油劲儿’；虽然是个外来户，但又愿意扎根落户在陶里根。而这些年来。这样的人在陶里根越来越少了：只要有一点能耐有一点办法的。都想方设法往大中城市跑：据于以上这些因素，顾立源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在设法报答这个饶上都，并有意地为他创造了许多于事的机会和条件。包括那个副市长祝磊，也包括外头盛传的所谓的‘陶里根集团’，他们和顾主源之间的这种‘关系’，都是这么历史地形成的。就说那个‘玛里根集团’吧，主要是差不多时间跟顾立源似的从各大学毕业返回陶里根的一批年轻人。当时的这批大学生还比较‘憨’。比较‘傻’，经不住人家三说两劝地，就回家乡来改变‘一穷二白’面貌来了。在他们以后，更年轻的一拨又一拨孩子，从陶里根考出去以后。你看还有谁回陶里根的？大学毕了业，宁可在北京上海或其他大城市‘漂’着，住地下室，打临工，谋个啥自由职业的混混，也不愿回陶里根。因此当初那一批大学毕业生在当地就成了宝贝。顾立源一掌权。很自然地就把这些同龄人拢到了自己身边，委以了重任。但他也不是只用那批大学生。你看我，年龄比他们小六七岁七八岁。拿的只是电大的文凭，不论从哪方面衡量，都是一个土八路。可顾立源不照样起用了我吗？我说到这儿，劳爷马上反驳道：”这归根结底跟你是陶里根人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吧？‘我又举了饶上都的例子回驳他：“那你说他看好饶上都是因为什么？饶上都总不是羯里根人吧？所以，不能一概而论。顾立源用人，的确有一定的地域色彩和感情因素在里头，但谁当政，不用自己比较熟悉和比较亲近的人？用你是为了去做事，他不了解你，怎么敢放手让你去做事？你不亲近他，他怎么放心让你去替他做事？举贤不避亲，古已有之嘛。’
“听我说了这一大段话以后，劳爷呆在那儿，坐了好大一会儿，才低声地问道：”那么，照你这么说，顾代省长在陶里根时期，十全十美了？可我听到的反映不是这样。‘
“我问：”你还听到啥反映了？是不是说饶上都私下里给他送了两套别墅？一套在北京，一套在上海。在上海的那套，说是花了一百多万美元，还是三十年代英国人建的花园别墅。光装修就花了二百来万人民币。有鼻子有眼，说得跟真的似的。拉鸡八倒吧！你也不想想，像饶上都那样老练圆滑的商人，他真要给领导送个啥，能闹腾得满城风雨，路人皆知？反过来，你也可以做这样的推断，凡是闹得满城风雨，路人皆知的，一准是口头文学，民间创造，臆想的成分不会少。倒是不少人对他后期行政干预，愣让银行贷给饶上都五个亿，开发那个高档别墅区，又基本上没卖出去多少。让银行背上了个大包袱，挺有意见。但这样的事情，在现阶段很难避免。真的很难避免。这样的失误绝对也不止出现在顾立源一个人身上，也不是顾立源个人的人品问题，更不是他思想境界的问题。如果真要像香港那样实行高官问责制，真去严格追究这种失误的个人责任，那么我可以告诉你，在中国就要倒一大批人，而且是从上到下、各省各地都要倒一大批人，就有可能引发一场政治大地震。实事求是地说，把责任完全归结到这些高官个人头上，也是不公平的。因为……因为，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个人身上。这里有一个大环境的问题，有一个体制的问题……‘
“‘但是，许多陶里根的老人都告诉我，顾立源在当市长前，不是这样的。原先他也挺聪明挺能干，但也许是因为受父亲和家庭的影响，干啥都还比较小心谨慎，还知道这世界上有”不可能“这三个字。后来……后来，整个儿就不对头了，当了市长，尤其是他任市委书记以后，一直到调任副省长以前，变化特别大，简直就跟换，个人似的，简直……简直……怎么说好呢？用他们的原话说，这世界上好像整个儿……整个儿就没他不可能的事了。这个反映准确不？’劳爷郑重地问道。
“我当时是这样回答他的：”我还是要劝告你，不要把这问题简单化了。非黑即白，非白即黑。都是不对的。‘
“‘那么请你教教我，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才不至于简单化了？，劳爷挺认真地问道：
“我忙摆摆手答道：”别说什么教教啊：咱俩谁教谁啊？你要这么说，我可就无地自容了。但我觉得要是能分这样三个层面来看待这个问题，也许就会客观一些，公正一些。一，在这个阶段，我们这位顾代省长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二，请你注意群众反映中提及的一个限制性前提，他们说一直到调任副省长以前——也就是说，不少人都注意到，当他调到省里当副省长以后，情况又有好转，甚至是极大的好转：这一点是绝对不应该疏忽的。三，如果说他在担任陶里根市委书记兼市长期间确有所变化，甚至我们也承认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且也承认因为这些变化，他在决策的推行过程中，酿成了某些失误=他本人固然要为这些失误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就像我在上面已经说到过的那样，实事求是地说，把责任完全推给这些高官个人。也是不公平、不公正的。我这么说，绝不是因为我自己现在也担任着一定的领导工作……‘
“‘按你的意思，应该让谁来承担责任？社会？体制？这是不是太虚了？让纪检和司法部门怎么去追究社会和体制的责任，可能吗？’劳爷立即打断我的话。迟疑地反问道。
“‘当然不应该很虚化地让什么社会和体制来承担责任。’
“‘那让谁来为颐立源他们承担责任？’
“‘你……’
“‘我？让我来为他们承担责任？’
“‘还有我。’
“‘你？怎么又扯上你了？’
“‘是我们。我们这些部下、助手。普通工作人员，甚至普通民众。’
“‘你是说要由千千万万普通人来承担这些失误的责任？哈哈……’
“‘你别冷笑。我当然不是说，是我们这些人造成了这些失误。但是是我们这些人造就了这些高官们的变化，甚至还可以说促成和造就了他们的某些变态。’
“‘你再说一遍。是我们这些普通人造就和促成了他们的变化和变态？是这样吗？我没听错？’
“‘是的。你没听错。’我断然回答道。
“我完全没想到我这个回答竟然会让他感到如此意外和讶异。他一下愣住了，干干地咽了一口唾沫，嘴唇还微微地战栗了一下，但终究没发出声音。由于内心的抗拒和疑惑，眼睛迅速地睁大了，瞠瞠地打量了我好大一会儿，好像在打量一头突然张嘴会说人话的猩猩。后来他再没开口说过话，好像我的那个说法给了他挺大的打击，一时半会儿都没法从这打击中缓过神来似的。我也没再往下说。我不知道自己还应该再说些什么。我并没觉得自己刚才说了什么特别重大的话。不明白他为什么对此会做出如此强烈的反应，会显得那么的震惊。然后默坐了一会儿，他就匆匆告辞了。等他走了后，我独自又呆坐着想了想：劳爷的反应在证明什么？证明他一生经历了如此之多的坎坷辛劳后，内心依然还敏感着活跃着、某些部分甚至还在鲜活地脆弱地期待着什么。也许吧……而再看看自己周围的人，虽然不一定像劳爷那样‘阅尽沧桑’，但不少人的内心往往早已麻木和世故化了。如果不和自己切身的物质利益挂上钩，他们是不会为一个形而上的议题而动真感情的。不再有激情。不再会激动。那天，我虽然并没有整明白那一刻在劳爷内心里产生的疑惑和抗拒究竟是什么，但我的确看到了一个稀罕的样本，一个人在过了知天命之年后，居然还能拥有一个如此激荡和鲜活的灵魂。隐隐问，这让我受到一种鼓舞和激励。但也要说一句实话，这种鼓舞和激励并没在我这儿延续太长的时间。我们这种人杂事太多，需要去应酬的关系也太多，没过两三个小时，我便恢复了往日的繁忙和‘杂乱’；一两天后，就把这事完全丢在脑后了。直到个把月后，再次接到劳爷的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