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报纸的兴趣，我开始梦想成为一名记者。
学期中，学校举行 “加文·麦柯斯维奖”的作文比赛，该奖项是一位作家设置，他是斯托的校友。我立刻放下自己动人心弦的黄色小说，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参赛——并且得奖了！
加文·麦柯斯维亲自来到斯托学校颁奖，一起来的还有小加文，《观察家报》的战地通讯记者。典礼结束后，他们驾车回到萨里，顺路带我回家，他们是我良师诤友，非常扶持我，即使他们意识到我不是那么需要扶持的，我们一直保持联系。
获奖后，我的英语开始有进步，我一跃而成为全班21名同学中的第3名，但拉丁文我仍排名18，数学、物理和化学依然垫底。“他非常努力，但是无法理解最简单的数学方法，记不住任何提到过的新话题。”期末评价中如是说。
不管学校对我的数字能力多么差评，我对于找机会挣钱颇有兴趣。复活节假期，我决定以妈妈为榜样开始挣钱。当时我家刚从山姆里·格林区的一头——东村搬到另外一头，那儿四处散落着许多谷仓、工棚和一些土地。我跑去游说尼克加入计划，他也从约克郡的学校放假回来，我们计划在空地上种下400棵圣诞树，下一个圣诞节前它们会至少长到4英尺高，那时我们就能卖掉它们。尼克和我同意一起做这件事，对半分成。
那个复活节，我们犁地，在农场的土地上播下400棵树种。我们盘算着如果它们都长到6英尺，我们就每棵卖两英镑，这样我们就从5英镑买树种的初始投资上，获利800英镑。接下来的暑假，我们去看这些圣诞树，却发现除了一两个小树枝冒出地面以外，其余的全被野兔子吃了。我们疯狂地报复，猎杀了很多兔子，一一剥皮， 1先令一只的价格卖给当地的屠夫，但是离我们计划中的800英镑还差的远。
圣诞节，尼克弟弟得到的礼物是一只相思鹦鹉，这引发了我另外一个伟大的商业机会：养鹦鹉！我可以整整一年都卖它，而不只是在圣诞节前夜。我计算出它们的售价、会长得多快、饲料花多少钱，并说服爸爸建了一个大鸟舍。
爸爸不情愿地建好了鸟舍，鸟儿长得很快。然而，我高估了当地的需求，即使山姆里·格林区的每个人从我这至少买了两只鸟，我们仍然还有满满一鸟笼。一天，我收到妈妈的信，告诉我一个坏消息，老鼠咬烂了鸟笼，鹦鹉都被吃掉了。很多年后，妈妈才向我坦白，她已经受不了每天清洗鸟笼，因此有一天她故意打开鸟笼，所有的鸟都逃走了。
但是，即使所有的这些构想没有赚钱，它们教会了我数学。我发现只有当我用实在的数字解决现实问题时，数学才对我有意义。只有在计算得种多少棵圣诞树，或者喂多少只鹦鹉时，数字才会变得真切，我才喜欢用它。但在教室里，我仍然是一个数学上的大傻瓜。我曾经作过一次十分可笑的智力测试，我不能对其中任何数学问题集中注意力，人们一点都不知道这些智力测试经常是由一些学者凭空想出来的，这些学者对于外界的问题往往束手无策，而我，喜欢做真正的商业计划。
我想我的父母向我慢慢灌输了反叛的性格因子。1967年1月和2月间，我和乔纳森开始讨论如何改变学校的规定。虽然当时才15岁，我父母教育我自信能改变世界，因此看到斯托学校的管理，我肯定我能做得更好。我认为规则需要打破，斯托学校拥有的规章制度和军队一样多——在我和乔纳森 ·吉姆斯看来，它们中的许多条款是过时的、漫无目标。我和乔纳森尤其地如下规定感到愤怒：当校队在其他学校比赛时，任何一个不参加比赛的人必须去观看比赛。虽然我们可以每天下午去图书馆，却被强迫在每个星期六看校队比赛。
我知道如果不是因为膝伤，我一定能入选校队，这令我倍感沮丧，我写信给校长：“我反对被迫观看比赛，这纯粹是浪费时间。如果有人不能够参加校队，他应该有权利利用自己的时间。我知道这严重违反了传统，但是我坚持己见。如果这看球赛的450人不把时间花在看球上，哪怕使用来擦白金汉宫的窗户，他们的收益也一定超过‘观看他人获得什么东西’”。
另外，我试图改变学校的用餐制度：
“我觉得要改善斯托，我们应该首先从社交上着手。许多男生渴望从有趣的谈话获得知识。谈话最好的是时候是在吃饭时，但是在斯托，这是不可能。因为我们在大堂里面吃饭时，每天都被安排坐在固定的座位上，身旁坐着同一个人。所以，我建议食堂里可以自由选择食物、自由入座，这样不会浪费食物，还可以使你裁减至少一半的意大利和西班牙服务生。”
校长建议我把这些想法登在校刊上，但是我和乔纳森想创建另一份观点新颖的杂志。我们想废除劳役、体罚、强制性的教堂礼拜、看比赛和学拉丁文。所有的这些想法过于“革命”，无法在校刊《死拖人》（《史托人》）上发表，校刊的名字看起来倒是挺适合这些长期受罪的学生。
然后我们同其他有相似规章的中学联系，慢慢地，创办一家校际杂志的想法产生了。我在笔记本上记下各种名字：《今日》《焦点》《1966》、《摩登不列颠》和《访谈》；写出我想要出版的东西，然后又再计算盈亏，这使我领略到数学包含的趣味。
我从《名人录》上搜集到250名社会名流的名字，在电话簿上找到潜在的广告客户。我也写信给怀特·史密斯（注：英国最负盛名的书籍连锁店，零售网络遍及全世界），问他是否能让我的杂志上架。这样，写稿人、广告客户、发行商和费用均已到位——至少在纸上，我已经写下我的第一份商业计划。
可是相关的数字看起来这项生意实在规模太小，所以我们决心扩大覆盖面，纳入更多的学校、技术学院和大学，这样杂志将面向更多的受众，吸引广告客户。我们认为如果我们面向大学生，那么高三学生也会购买；但是如果我们面向高三学生，那么大学生将对此不感兴趣。
我们决定起名为《学生》，因为当时流行谈论“学生势力”，经常有学生静坐和示威，这是个年轻人的时代。妈妈借我4英镑交电话费和邮资，乔纳森的爸爸准备了信纸，印着“《学生》——英国青年的杂志”，顶端伴随一轮旭日东升的logo。我们开始给所有的赞助商和广告客户写信。
《学生》为我们提供了生活的新出口。有太多的事情需要做，我在学校自己的房间里开设办公室，请求校长给我装电话，他断然拒绝了。我只好在公用电话亭打电话，但是我很快发现一个有用的招数：如果我告诉接线员投币电话吞了我的钱却断了线，我可以免费再打一次电话，更妙的是接线员听起来像秘书：“布兰森先生找你。”
我列出一张人名名单，亲自与他们一一联系。绝大多数人拒绝为一份还没有出版的杂志付广告费，但是渐渐地我开始找到吸引他们注意力的方法。我打电话给国有威斯敏斯特银行，告诉他们劳埃德家族银行刚刚拿下一整版的广告，他们是否想和劳埃德家族银行一同登广告？我还强调《学生》将是英国最大的青年杂志。我又打电话给可口可乐公司，告诉他们百事公司刚预定了一个大广告版面，但是反面还是空的；我打电话给《每日电讯报》，问他们想比《每日快报》先还是后做广告。
另外一个伎俩是问一个无伤大雅又难以拒绝的问题：“你是否愿意招聘到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没有任何人事经理说他们要寻找二流人才。“那么我们正出版的杂志恰恰适合你……”
为了避免接线员切断我的电话，我学会了怎样在5分钟内把所有的事情说完。我的语速开始越来越快，越来越有感召力。我很早就变声了，没人会想到他们正和一个站在公用电话亭的15岁小鬼通话。我留下在山姆里·格林的地址，写好成打的信件寄给父母，他们请老朋友伊丽莎白把信打印后寄出。
我的功课越来越差，但却学会如何自己树立信心。如果我再大五六岁，一定会觉得试图替一份由两个才15岁的校园男生主编、尚未面世的杂志招揽广告是无比荒谬的事，但是当时我年纪太小，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失败。
假期中，我告诉尼克所有关于《学生》的事情，他同样非常兴奋而且愿意帮我们贩卖杂志并尽力找到发行商。虽然尼克知道《学生》实际上是我和乔纳森的创意，但是他同我们一样对杂志的潜力充满信心。我们15岁了，觉得自己可以做任何事情。
1966年4月之前，我丢下一大堆无法通过的课业，更多地投入到《学生》中去，这让教拉丁文和科学的老师们同样松了口气。
我生活中最大的乐趣是写成百上千的广告招商信，再焦虑不安地等待回信，但是，直到1967年4月，我们也仍然离发刊日遥遥无期。我和乔纳森已经筹划了1年的时间，所能登载的只是一些校长和老师的支持信和政客们含混不清的许诺，没有任何广告和新闻材料。我拒绝妥协，在1967年4月27日的家信中，我对在复活节中同家人相处时间太短表示歉意：
过去的4周是一个非常好的假期，我希望你们不要为我不能多呆在家里生气。也许是我不对，但我觉得自己有两个责任：一是对家庭，一是对《学生》杂志。对我而言这不容易，因为任何所做的事情我都想全心全意。我感到自己对《学生》尽了全力，以致无法兼顾其他。我知道想左右兼顾很危险，但我已经决定一直走下去。我现在16岁，但是大多数人16岁时做什么？他们所做的事情都和我两三年所做的事情差不多——晚上兜风，白天鬼混。你们16岁时在做什么？射击、钓鱼、游泳，或者和女孩出去玩，或者帮着打理花园。你们16岁时能否预见到世界今天的样子，你们的未来早就被安排好了，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