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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一般认为公众公司应该具有稳定、正面的形象下，我的生活仍然和从前一样疯狂。80年代中期，随着维珍航空开通航线，我开始推出自己来为维珍促销。虽然我们没有英航等其他公司那样大的广告预算，但是我发现如果记者们喜欢写有关维珍的故事，那么它们就有可能给维珍树立一个形象。在维珍唱片我们推广的是乐队而不是将维珍作为品牌推出，与之相反，我第一次开始利用自己推广公司和品牌，所以我的名字和维珍品牌开始紧紧联系在一起。
除了从不将我的家庭暴露给新闻界外，我很高兴为提升维珍形象做任何事情，促销是我们成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如果戴着护目镜躺在泡沫浴缸里有助于航空公司，我决不反对这样做。
在与新闻界交往中，我最大的失败之一是我参与的一个由劳工部发起的创造就业机会的项目，名叫UK2000，当时的环境部秘书长肯尼思？贝克要求我当这个项目的主席，我的条件是政府给予它无条件的财政承诺，尽可能让它看起来不象政治活动。英国失业人数将近有400万，这看起来是个降低失业率的好方法。UK2000原意是让大量失业人员从事有利于环保的工作，例如打扫市中心城区、建设体育场、清理运河、再建人行道、清除废弃工业用地和植树。我联系了许多慈善机构，比如“地球之友”，他们同意帮忙管理一些项目并同时提供一些他们想做但没有资金和人力做的事情。
在我去希利群岛感谢人们对我横渡大西洋时的支持时，我一直在考虑是否应该接下这个活。这时，一架直升飞机降落引起了一阵骚动，里面钻出一位《太阳报》的记者，他随身带了一把扫帚。“理查德，”他说，“帮我拿一下，行吗？对，朝这笑一个。”他拍摄了许多照片。直到第二天我都没怎么想这件事，然后我看见《太阳报》的头条上我拿着扫帚傻傻的笑容：“垃圾之王——布兰森”。
从那以后，UK2000被打上了垃圾清扫计划的烙印，无论我怎么努力扭转这种误解，依然徒劳无功，每当他们报道我们的行动，总不忘加上一句“清理垃圾”。UK2000项目三年来，从事它的每个人都失去了信心，因为无论他们做什么，都像捡垃圾的人那样被人嘲笑。这简直是个耻辱，要知道，它能创造出大量的工作机会，可以让英国环境更洁净舒适。
除了UK2000，其他的每件事进行顺利。当我们横渡大西洋回到英国时，全国看起来都对
这个挑战兴致勃勃。撒切尔夫人表示有兴趣看看这艘船，我便请她一起在泰晤士河上航行，并设法取得了不受航速限制的批准，当“维珍挑战者号”顺流直下时，塔桥打开闸门欢迎。除了撒切尔夫人，船上还有史汀，我们风光地兜了一圈，开到议会大厦再回航，一路上所有的船只鸣响汽笛，消防队朝空中喷出巨大的水雾向我们致敬，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同我一起站在甲板上，迎风大笑：“我必须承认，我确实喜欢兜风，我喜欢摩托艇。”
我看着她的侧面，她的确非常开心，她的身影在风中坚挺不拔，头发一丝不乱。
就这样，我生活在风口浪尖上，成为风头人物。英国各种各样奇怪的评选，曾经我被投票当选为“英国最佳着装先生”和“最差着装先生”，维珍则被视为是英国最受人尊敬的公司；每天我都得接受报纸的访谈，为大型购物中心剪彩，或者在商学院演讲。一天我头脑发昏，拦住一辆出租车跳进去。
“去哪，老兄？”司机问。
“请去比林斯门。”我说。
当我们要出发时，他从后视镜里好像认识我般奇怪地看着我，然后说，“给我点提示。”
“你知道，”我谦虚地说，“一家唱片公司，一家航空公司，天堂夜总会，唱片店……”
“不，”出租车司机说，“给我点提示。”
“横渡大西洋，”我继续说，“性手枪，乔治男孩，菲尔？柯林斯……”
“对不起，先生，”司机十分困惑地说，“我不知道你嘀咕什么。请告诉我怎么去比林斯门。”
另一次，忙了一夜后，我不得不清早坐出租车去参加一个会议。象往常一样，快迟到了，我才忙着对家里人说再见，拿起文件钻进车后座，开始阅读文件和准备会议。
“哇塞，”出租车司机说，“我认识你。你是那个理查德？布兰森，你有一家唱片公司。”
“对，完全正确。”
“今天我真幸运，”出租车司机继续说，“简直不敢想象布兰森先生上了我的车。虽然现在我知道我是个出租车司机，但是，你知道吗，我也是个音乐家，我确实是，我是一个乐队的鼓手。”
“太棒了，”我强打起精神，觉得很累，希望他闭嘴让我继续看文件。
“现在，你是否介意我为你放一盘我的磁带？今天我很幸运，这种幸运或许也属于你，我会给你带来财富。不过，你看起来有点累，”他从后视镜里看着我说，“你应该聚精会神地把它听完。”
“没关系，现在可以。”
“不行，你看起来太累了。我妈妈就住在附近，你是否介意我带你去那，一起喝杯茶？”
“嗯，我必须去电视台。”我一边说，心一边在下沉。
“她喜欢你，这会让她今天很开心，”他说，“就喝杯茶。”
“好吧，听起来挺吸引人！”我只好让自己迟一把到了。
出租车拐上一条小街，出租车司机说：“我马上放我的磁带给你听。”
出租车在一所小房子外停下，磁带里开始传来熟悉的鼓声，从扬声器里传来歌词：“我能感觉倒它，就在今夜的空中……”
出租车司机跳出车外，给我开门，哈，原来是菲尔？柯林斯。
虽然我们从股市里募集了3000万英镑，但是很快我发现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首先，伦敦股票市场坚持维珍应该任命一些独立董事。有人推荐菲尔？哈里斯爵士，他是一位通过卖地毯白手起家的人；我们也任命了科勃？斯坦哈姆，联合利华的财务总监，一位受尊敬的银行家。但我发现要按照伦敦股票市场坚持采纳的程序行事十分困难，我习惯于同西蒙和肯聊应该签下哪支乐队，维珍召开的董事会很不正式，要么在恶鬼号上，要么在牛津花园里我家中，或者在我们一起度周末时。我们的商业活动不习惯被限制在一个僵硬的会议日程表里，我们必须迅速决定，卷起袖子就干，如果在授权西蒙签下UB40乐队之前要为下一次董事会等上4周，那么我们可能完全失去他们。
我在许多方面同唐恩不一致，尤其是在股息方面。我特别不情愿按照英国传统，派发很大的股息，而宁愿按美国或者日本的传统，把利润重新投资建设自己来增加股价。对我来说，大额股息意味着现金，维珍应该用于投资。我认为，投资者信任地把钱交给维珍，是为了让它增值，而不是让我们给他们的5％，况且这些钱还得抽税40％。
虽然这听起来无足轻重，但是它阐明了我丧失控制权的经历。绝大多数人认为取得上市公司50％股份，就可以控制它，这在理论上正确，但当你得不任命独立董事并把时间花在让股市满意上，你已失去了控制权。以前，我对我们所做的任何决定都十分自信，然而现在维珍，我开始失去自信，对以前那样快速决定的做法感到不安，考虑是否每个决定都应该在董事会上通过，然后留存备案。1987年是维珍公开上市年，也是维珍最没有创造力的时间，我们花了至少一半的时间前往伦敦金融区向基金经理、金融顾问和公关公司解释我们在做什么，而不是说好了就直接执行。
我感到对投资购买维珍股票的人们责任重大，菲尔？柯林斯、迈克？奥德菲尔德和布莱恩？费瑞都购买了股票，我最好的邻居和朋友也将他们积蓄的一部分投给了维珍，我的家人、亲戚、许多于我接触过的人也都购买了股票，特雷弗从我这借了25万英镑购买维珍的股份，虽然他比我更清楚股价走势，我仍然觉得万一股票贬值，我要扛起负责。
我毫不在意股票分析师对维珍的恶评是否重要，也不在乎他们说管理不好，让我震怒的
是，即使西蒙、肯或我说破了嘴，向他们解释——我们超过30％的收入来自以前的专辑，即使没有发行新唱片，仍然会有很多收入，我们还解释在维珍法国40％的收入来自法国本土歌手，而不是乔治男孩或菲尔？柯林斯——这些分析师仍然认为维珍完全依赖我和乔治男孩。虽然西蒙和肯开始带着唱片去参加股票分析师的会议，给他们播放UB40、“人民联盟”和“简单头脑”乐队的音乐，但是他们还是无动于衷。维珍股票从上市时每股1。4英镑下降到1。2英镑，那些排队购买股票人们、维珍的艺人和员工们对我的信任，成为我心中巨大的阴影。
1987年，维珍股票的价格回升到1。4英镑，但再没有飞涨过。我们开始利用我们发行股票筹集来的资金做了两项投资：第一，在美国建立了真正的分公司；第二，开始准备收购索恩集团下属的百代唱片。维珍唱片美国有限公司是一笔不便宜的投资，我们以前就有过教训，这次我们要加大投资。1987年期间，我们在美国成功地发行了4首名列前20名的单曲和一张黄金唱片，虽然美国维珍亏了一些钱，但是它是一项长期投资，我们确信与其把我们最好的艺人授权给美国公司，不如自己去那设立公司。
第二项挑战——收购百代，必须十分小心地进行。我们觉得百代唱片的管理毫无生气，他们有庞大的音乐宝矿，包括甲壳虫乐队，如果好好经营，盈利将非常可观。百代集团整体的估价约在7亿5000万英镑，是维珍的3倍。我认为最好的方法是同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