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拒绝说是什么东西，这引起了她的好奇，她来到了“阿尔伯达”号，向我告别，准备回美国。
当她抵达时，我举起她的手提箱，她试图抢过去，但是我打开箱子，她的衣服洒得满船
舱都是，然后我抱起她去了卧室。
克里斯蒂和我躺在床上的这天，海关国税局的官员正计划搜查维珍。我以前从没被搜查过，因为不止我一人逃税，许多大得多的唱片店也在逃税，他们的手段比我复杂多了。我仅仅把本该出口的唱片一部分放在牛津街的维珍唱片店销售，一部分囤积在下星期开张营业的利物浦新店中，而其他大店把这些非法“出口”的唱片在全国出售。
半夜里电话响了，打电话的人不肯说出自己的名字，但是他警告我到欧洲大陆的“假旅途”已经引起了注意，海关国税局要搜查我，如果我到药店买个紫外线灯，把它照在我从百代唱片公司买的唱片上，我就会看到发往比利时的所有唱片的塑料薄膜上有一个发荧光的“E”，他告诉我明天一大早就会搜查我。当我致谢时，他告诉我帮助我的原因是我曾经劝阻一位打电话到学生咨询中心想自杀的人，那是他的一个朋友。我怀疑他是一位海关官员。
我立刻打电话给尼克和托尼，冲出去在药店买了两个日光灯，我们在南码头路碰头，从货架上拉出唱片检查。可怕的事实出现了：我们从百代唱片公司购买的发往比利时的所有唱片，其塑料薄膜上都有一个发荧光的“E”。我们从库房里把一堆堆唱片搬上货车，但我们犯了一个该死的错误：假设海关国税局官员只会搜查南码头路的仓库。所以我们把所有的唱片运送到牛津街的店里，把他们放在唱片架上，我们不知道海关国税局官员有比警察更大的紧急搜查的权力。我采取了同教堂委员会来阿尔比恩大街检查时差不多的态度：这是一场较大的游戏而已。清晨之前我们已经把全部有“E”的唱片放在牛津街的店里，库存则用合法的唱片代替。
克里斯蒂和我第二天清早从“阿尔伯达”号动身去南码头路，想知道搜查会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穿过圣玛丽医院旁的人行桥，到医院附近时，突然听到一声尖叫，一个人从天而落，掉在我们旁边的栏杆上。我瞥见一个老人苍白而又没刮过胡子的脸，他正撞上了栏杆，太恐怖了，他的身体看起来完全裂开，一大堆内脏掉在地上，红的白的，或者挂在栏杆上。他只穿着白色的睡袍，上面浸满血。克里斯蒂和我太震惊了，呆若木鸡。他肯定死了，头掉了，身体几乎分成两半。一个医院的护士从边门跑了出来，又有一些人跑出来将尸体盖上了白色的床单。克里斯蒂和我静静地站在那，很久才慢慢开始恢复正常的意识。
“你们还好吗？”护士问我们，“喝杯茶吗？”
我们摇摇头，继续上路，被深深地震骇了，这是我们关系开始后的又一次超现实主义事件。两天前，我们第一次相见，我偷偷将一封秘信塞到她的手中，我们在船上度过了一个充满激情的夜晚；然后我从多佛驾车返回，设法偷盗了她的手提箱；接着花了一整夜处理唱片；现在有人又在我们面前自杀。我想克里斯蒂和我一样对发生的一切不知所措。我们的生活实在令人疯狂。
到达南码头路的库房，还没走到办公室就有人敲门，开门后是七八个穿橡胶雨衣的人。
“你是理查德？布兰森？”他们说，“我们是海关国税局，奉命检查你的仓库。”这些人同我原来期望的两个邋遢的小会计完全不一样，他们是强壮的大块头，让人害怕。当我带领他们看库房时，我的自信在慢慢消退。
“你的意思是你昨天才去过比利时，”他们有人说，“你不可能这么快。”
此时我正看着他们开始用紫外线灯检查所有的唱片，我试图将他的话一笑置之。当他们没发现任何有标记的唱片时，他们开始有些沉不住气了。对此我十分高兴，主动开始帮助他们检查所有的唱片，从架子上拿上拿下。
当我意识到他们还在同时搜查我在利物浦和牛津街的店铺，发现了成百上千的有标记的唱片时，已经太晚了。
“一切顺利，”一个官员放下电话，“他们已经找到了。你最好和我一起走，你被捕了。和我们去多佛做份笔录。”
我简直不能相信，我常常认为只有罪犯才被逮捕：这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但是我已成了罪犯，我偷税漏税。这不是我同海关国税局玩的大游戏，可以免除责任：我犯罪了。
在多佛，我被指控违反了1952年海关国税法案的301款：“1971年5月28日，在多佛东码头，你让一个官员递交了一份载货单，这是一份证明经由海关查验的文件，说明这一万张留声唱片用于出口，而事实恰恰相反……”
当晚我就被关在单人牢房里，里面只有一个黑塑料床垫和一张旧毯子。斯托校长的第一个预言成真：我成了个囚犯！
那个晚上是我一生中非常重要的时刻，当我躺在牢房里盯着天花板时，我觉得患了幽闭恐怖症。我喜欢对他人负责，更喜欢控制自己的命运。我喜欢违反常规，无论是学校规章或者是日常规矩，比如没有人能17岁编辑一份全国性的杂志，20岁我完全靠自己生活，遵循自己的直觉——但是呆在监狱意味着失去了这些自由。
我发誓将再不做任何让我入狱的事情，或者任何让我引起麻烦的买卖。
此后维珍从事的各种的商业领域里，我曾经数次有行贿或者受贿的机会，但是我从未违反蹲在多佛监狱那晚自己的誓言。我的父母经常语重心长地告诉我，生活中所有的一切都是名誉：你可能非常富有，但是如果你失去了好名声你将不再快乐，在你的脑海中经常会有人们不信任你的念头。我以前从未认真考虑过好名声意味着什么，但是在狱中的那晚我明白了
。
第二天早上，妈妈在法庭上和我见面，因为我请不起律师，我申请法律援助。法官告诉我如果我申请法律援助，那么我不得不呆在监狱，因为我显然交不起3万英镑的保释金。维珍自己是没钱的，我们也就没法用它担保；庄园价值3万英镑，但是因为它主要是抵押所得，所以也不能作担保。我只有一堆债务，没一分钱。妈妈告诉法官她将提供她的家——农场作为担保，我对她的信任感激难言。我们在法庭上深深凝视对方，相对而泣。父母的信任我必将回报。
“你不必道歉，理查德，”在我们乘火车回伦敦的路上妈妈说，“我知道你得到了一个教训。不要为打翻的牛奶哭泣，我们必须继续，昂首面对这一切。”
整个夏天我为自己给父母增加的负担羞愧不已。我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求同海关税务局谈判申请庭外和解。相对于费用高昂的法律官司，英国税务局更关心如何抽取更多的钱。
1971年8月18日，我同意立即交付1万5千英镑，并在接下来的3年中分期付掉4万5千英镑，整个罚金是维珍偷税所得的3倍。如果我同意偿还所有的罚金，我将被免于犯罪纪录。但是如果我不能偿还，我将再次被捕并接受审问。
狱中的那晚后，再加上同海关国税局的谈判协议，我需要双倍努力工作，使维珍成功。尼克、托尼、以及刚加入维珍的我的南非表兄弟西蒙·德雷珀和克里斯，决心帮我不进监狱，他们知道入狱的他们也有份，所以很感激我代人受过：我们都卷进了这件事，它甚至让我们团结得更紧密。尼克不顾一切地想挣钱还账，他开始在全国开维珍音像店；西蒙开始谈一个音像品牌；克里斯开始真正地出口唱片。大大小小的激励接踵而至，但是避免入狱对我是最有说服力的激励。
因为邮购业务成长受到限制，所以我们集中注意力扩展音像店。接下来两年是管理现金的速成班，从一个用饼干罐和一堆借据、账单来管理一点点现金的不规范公司，我们开始高度地重视现金。我们用店里挣的每一便士去开另一家店，接着从新店得到的一英镑付我欠海关国税局的帐。
最后我付清了所有的东西，解除了妈妈所做的担保。3年后我也归还乔伊斯姑姑的7千5百英镑，还包括1千英镑的利息。如果我不能还完海关国税局的帐，我的余生将毁了：难以想象有犯罪纪录的人被允许开航空公司，或者成为国家彩票的强有力竞争者。
我们必须通过店铺、海外市场和邮购业务卖掉更多的唱片，吸引像史蒂文斯或者保罗？麦卡尼这样的大艺术家来庄园录音，并建立一个音像品牌。我们所不知道的是，甚至我们开始做的时候也不清楚，我们第一笔财富以一种有篷货车的形式悄悄地沿着碎石路来庄园了。这次不是运违法的唱片，而是从伦敦带来了一位年轻的作曲家和他唱民歌的妹妹，为一支乐队的伴奏。他是音乐剧《头发》的第三预备吉他手，他妹妹则是在酒吧唱歌的民歌歌手。他们希望在乐队的其他人不用录音棚时能够录制一些多乐器伴奏的音乐，他们的名字是迈克和莎丽？奥德菲尔德。
6。西蒙把维珍变成最时尚的地方（1971…1972）（1）
1971年在邮政罢工让我们破产之前，一个有南非口音和我差不多大的人走进了我在南码头路的办公室，并自我介绍说是我的表弟——西蒙？德雷珀毕业于纳塔耳大学，来到伦敦时只有100英镑；他哥哥是牛津大学拿罗氏奖学金的研究生，西蒙正考虑像他一样拿到研究生文凭，同时他也在找工作。
西蒙在一次圣诞家庭聚餐时坐在我妈妈旁边，妈妈告诉他和我联系。午饭前他刚找到我
，我们去街拐角处的希腊餐馆吃东西，在那里，吃着冷肉丸、土豆片和豌豆，西蒙向我解释他想做什么。当他就读于纳塔耳大学时，他在南非《星期天时代》工作过。他告诉我星期六熬通宵等第一份杂志交印，然后夹着它去爵士乐夜总会的故事。我们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