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的唱片。
我们希望维珍唱片成为《学生》杂志的延伸；人们可以在那里一起聚会听音乐，而不是那种仅仅想冲进去买完唱片就离开的地方。我们希望顾客呆长点，同店员聊天，真正沉浸到他们想要买的唱片中去。比起生活中的其他许多事情，人们对待音乐要严肃认真得多，某种程度上它代言着人们如何定义自己，如同他们开的车、他们看的电影、他们穿的衣服。相对于其他任何东西，青少年会花更多的时间听音乐，谈论他们着迷的乐队，选择喜欢的唱片。
维珍的首家唱片店必须整合所有的这些方面，即音乐如何适合人们的生活，我认为我们创造了维珍后来变个发展的理论架构。维珍唱片店是一个去了会开心的地方，我们希望同顾客联系，而不是资助他们，我们希望比其他店铺更加便宜。要完成所有的目标是有些离谱，但是我们希望追加的资金继续创造气氛和卖得便宜收到盈利，使人们购买更多唱片。我和尼克花了一个早上统计牛津街的人流量，并与金斯顿高街的人流量做比较。最后我们决定牛津街顶端是便宜的好地点。我们知道不能依靠维珍唱片的老顾客口口相传，所以我们必须引起路过的人的冲动，引诱他们走进店铺。我们估算出大多数人在这条街上经常驻足地方，我们开始租一家空置的物业，一家有楼梯的鞋店二楼是空的，所以我们上楼看看。
“你们在干什么？”一个声音朝我们嚷道。
“我们在找地方开店，”我们说。
“什么店？”
我和尼克回头走下楼，发现鞋店店主堵住了去路。
“一家唱片店。”我们说。
店主是一个高大古板的希腊人，名叫阿拉丘佐斯先生。
“你们永远不会付租金的。”他说。
“对，你说得对，”我说，“我们付不起任何租金，但是我们将吸引很多人经过你的橱窗，他们会买鞋子。”
“什么类型的鞋子？”Alachouzos先生眼睛眯起来。
尼克说：“多克？马腾斯鞋？（Doc Martens）
我们保证装修唱片店，而且如果没人也过来租的话，那么可以一直免费用下去，毕竟，这是一个空房间。5天之内我们建好了唱片架，把一堆堆垫子铺到地板上，搬上来一对旧沙发，放好一个装钱的铁柜。首家维珍唱片店就要开业了。
开业前一天，我们沿牛津街发放了数百份手册，宣传我们提供打折的唱片。第一天是礼拜一，外面排起了超过一百码的长队，当顾客们开始涌进来时，我呆立一旁。首位顾客购买了“丹吉尔之梦”的唱片，我们通过邮购业务知道这个德国乐队的唱片卖得很好。
“有趣的小伙，你应该下楼，”他说，“在我排队时，有人一直拼命把多克？马腾斯鞋推销给我。”
那天生意结束时，我带钱去银行，发现Alachouzos先生在店外徘徊。
“生意怎么样？”我一边问，一边装着对我所拿的沉重的现金袋表现得不屑一顾。
他看着我，接着回望他店铺的橱窗，那里仍然堆满了没有卖出去的多克？马腾斯鞋。
“好，”他坚定地回答，“不能再好了。”
1971年期间尼克都在经营牛津街唱片店；黛比在皮卡迪利大街管理学生咨询中心；我通常看看有有什么东西可以扩展。我们正在从《学生》杂志转变为维珍公司，因此我们重新命名学生咨询中心为一个新慈善团体名“帮助！”，直到今天它仍在运行。
我对唱片行业了解非常少，但是通过这家唱片店，我看到唱片业是极好的不正规、没有严格管制的行业。它具有无限成长的潜力：一个新乐队能立刻畅销全国，取得巨大的成功，比如突然性狂热迷恋文化俱乐部或者辣妹。音乐行业奇妙的混合了有形和无形的资产：流行乐队自身就是品牌，在他们的舞台生涯中，仅仅以名字就能保证唱片的畅销。但是这个行业中也只有很少的乐队非常有钱，大多数乐队鲜为人知，十分穷困。摇滚音乐就是资本主义最残酷无情部分的典型代表。
作为唱片零售商，维珍不关心个别乐队的成功或者失败，只要有乐队的唱片让人愿意购买，但是我们只能获得微薄的零售收入，而且我了解唱片业最能赚钱的一环是唱片公司。
我和尼克暂时集中注意力去树立我们店铺的形象，我们继续想出各种方法让我们的顾客尽可能觉得宾至如归，允许他们想呆多久就呆多久。我们向他们提供了耳机，他们可以坐在沙发和布袋上，可以免费阅读《新音乐特快》和《音乐制作人》，可以免费喝咖啡。
口碑流传，不久人们宁愿从我们这里购买唱片，而不去大型连锁店，他们似乎认为同样一张鲍勃？迪伦的唱片在维珍购买就比在布茨购买的要有价值。无论什么时候我看见人们在牛津街上拿着维珍购物纸袋，我都会感到非常骄傲，我们的店员开始报告说没几个星期都有老顾客过来，有了忠实的顾客基础，维珍的名声开始广为人知。
唱片业另一部分是录音棚，听说那儿的环境十分正式，乐队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入场，到时间得携带所有的设备离开。因为预订录音棚的要求太多，所以乐队经常必须早饭后立刻录音。滚石乐队不得不刚放下碗就去录制“褐色的糖”（Brown sugar）。这一现状让我觉得太不可思议，我头脑中最好录制唱片的环境应该是村里很大很舒服的房子，乐队可以去那里住上几个星期，什么时候想录就录，在傍晚也行。因此1971年期间，我开始寻找一个农村的房子，把它改造成录音棚。
在一期《乡村生活》上，我看见一座童话中的城堡在出售，价格仅两千英镑，看起来真是便宜。我和汤姆？纽曼一同驾车去看房，汤姆是维珍邮购公司早期的会员，一位已经发行过好几张唱片的歌手，但是他对建立一个录音棚更感兴趣。当我们抵达城堡时，发现销售条文中并未指出这座城堡就在一个居民区中央。
又累又失望，汤姆和我只好倒回车头，花了5小时回伦敦。回家路上我仔细又看了《乡村生活》，发现了另一处房产的广告，那个旧庄园的房子在牛津以北5公里。我们调转方向，跟着去Shipton…on…Cherwell的路标，最后到了一条通向庄园的死路。庄园大门紧锁，汤姆和我爬过墙，发现自己身处一座美丽的17世纪庄园内，房子用科茨沃尔德石头建成，在午后的阳光下闪闪发光。我们在房子周围走动，这房子太完美了。
第二天早上给房产中介打电话，我们发现这座庄园在市场上待售很久了。15个卧室对于家用来说太大，改造成旅馆又太小，标价是3万5千英镑，为了尽快交易他同意以3万英镑出售。我穿着西装和黑皮鞋，走进考茨银行要求贷款。我向他们出示了维珍邮购公司和牛津街上维珍店铺的销售数字，我不知道他们对此有什么印象，但是他们同意给我两万英镑的抵押贷款。
对我来说，考茨银行的贷款是一次突破：第一次有银行相信我，借给我这么多钱，我知道我差不多可以买下这座庄园。虽然我自己没有钱，但是我的父母在我、琳迪和凡妮莎30岁时将给我们每人两千5百英镑。我问他们是否可以提前支取，用来买庄园，他们俩都同意了。我们顶着风险，如果录音棚失败了，银行会以极低的价格拍卖庄园，但我仍然缺少7千5百英镑。
当我们星期天正在山姆里？格林边吃午饭边讨论这个庄园时，爸爸建议我去看乔伊斯姑姑。乔伊斯姑姑自己没有小孩，常常为我们做贡献，战争夺去了她未婚夫的生命，她再没有谈过恋爱。她住在汉普郡，那天下午我驾车去看她。
“理查德，我听说了庄园的事，”她告诉我，“我推断考茨银行已经借钱给你。”
“对。”
“但是还不够。”
“是的。”
“嗯，我可以加入进来，但要和考茨银行一样的利率，”她说，“你可以在有能力时再还我。”
我知道乔伊斯姑姑对我非常好，但我不知道她抵押了房子以获得7千5百英镑给我，还要自己偿还贷款利息。当我表示感谢时，她说，“如果我不愿意，我不会借给你钱。钱意味着什么？就像你学习游泳时赢得我10先令一样，我相信你可以用录音棚做些不一样的事。”
我向自己保证，无论怎么样，我都要还她的钱，先还利息。
我同房产中介只用电话做了买卖，但是钱转完账后，我就去他的办公室取钥匙。
“我能帮你吗？”他说，想知道像我这样的社会渣子在一处漂亮的房产中介办公室里面想干什么。
“我来这取这座庄园的钥匙，我叫理查德？布兰森。”
他看起来十分吃惊。
“好的，布兰森先生，”他抽出一大串铁钥匙，“给您庄园的钥匙，请在这签名。”
在纸上大笔一挥，我拿起钥匙就驾车去巡视这座庄园了。
汤姆？纽曼和他的朋友菲尔？纽厄尔立刻着手将庄园外部的房子改成录音棚。他想安装一台16音轨艺术专用的Ampex磁带机，还有其他所能想到的最好的设备：20频道的乐谱架、4声道的监控器、回声设备和一架三角钢琴。我们都想确保每一样东西不逊色于伦敦最好的录音棚。庄园渐渐初具规模，每个周末我和尼克驾车过来，在地板上扎营，撬空壁炉里的隔板，抽掉油毡使原来石板地露出，油漆墙壁，琳迪也过来帮忙。一天妈妈带来刚从菲利普买的落地大座钟。
“你需要它。”她说。
我们把钟放在走廊里，钱装在它的窗扉里。现在这个落地大座钟站在希思罗的维珍顶级休息室里，但是已经没有钱塞在里面了。
当阿尔比恩大街的合约到期时，我和一些朋友一起搬到诺丁汉？希尔一段时间，我们仍继续在地下室工作。不久地下室太挤了，我们在南码头路找了个旧仓库，那儿离成为维珍邮购公司基地的帕丁顿火车站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