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双方的战术及其运用
国民党军队在长沙会战中的战术指导思想基本上是：节节抵抗，诱敌深入，让开大路，集重兵于后方要地，待日军孤军深入、疲惫不堪之时，加以重兵围歼。实际上，国民党军不仅在长沙会战中，甚至在整个相持阶段的各战役中，也多采取此种战术。由于日军在总体上处于战略守势，无法再像以前那样纠集大军展开全面攻势和作持久之斗，即使占领某些城镇也多无法固守，最后无论胜败与否都不得不撤回原防。
这种战术可以说是一种以“空间换兵力”的战术。它是国民政府军事当局根据保存实力的原则，利用日军无长久耐力的弱点及华中、华南地理特征所制定的较能符合战地实际的一种作战方法，国民党军队依此战术在对日军的作战中，有时也能取得不错的战果。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国民党军队采用这一战术正说明其在正面战场上抗日作战积极性的下降，不求主动进攻，但求防守自保。国民党军队采用的这一战术，从根本上说也是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确定的抗战第二期军事战略所决定的。
尽管这种以“空间换兵力”的战术对国民党军队有一定的实用性，但国民党军队在运用这种战术时还是出现了不少问题，这主要是由其整体战术素质不高所造成的。如在长沙会战中，每次临时配属给外单位指挥作战的部队在行动上很难与该单位的部队达到“步调一致”，不是不听指挥，就是联络不上，甚至有的部队为了保存实力，“隔岸观火”；多数官兵仍有呆守阵地的习惯，作战缺乏灵活性；中下级指挥官多不能适时捕捉战机，对于预备队、工兵、辎重部队等使用，也多不适当；部队撤退时，往往是直线后退，而且一退就很难再站稳脚跟，这样，反而冲乱了己方后线阵地，从而造成一种不可收拾的全面溃退局面；步炮难以协同，配属各部队之炮兵，多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等等。
与国民党军队相比，日军的战术手段要灵活得多，也较为先进。如日军进攻时，常在正面用锥形突击，而从侧冀进行包抄；除以正规部队作战外，还利用“顺民”作向导，配备伪军及便衣队、骑兵钻隙迂回，扰乱国民党军队侧后，牵制国民党军队的调动，使国民党军队的纵深配备失去效用，并威胁国民党军队的后方各级指挥机关；注重步、骑、炮、空的协同作战，在进攻时，先行炮击，继以飞机轰炸，待守军阵地基本被摧毁后，再以步、骑兵突进；撤退时，各种非作战单位及步兵先行，以骑兵殿后，以飞机在空中掩护，从而使得国民党军队在追击时不敢太靠进日军，撤退的日军则趁机溜之大吉；常利用黄昏、拂晓或飞机轰炸之际，先以大刀队潜至国民党守军阵地附近，以机枪在后掩护，并就地呐喊，分散守军注意力，而其白刃部队，则乘机冲入守军阵地；偷袭强攻时，初则一点突破，继则到处钻隙，寻找守军弱点加以利用，终则几面合围；擅长山地战，虽对湘鄂赣交界一带的山地地形不熟悉，但作战中却常能避实就虚，攻击得法；惯用欺骗手段，常声东击西，迷惑国民党军队等等。
不过，就整体情况而言，日军在战术上却有一个其无法克服的弊端。日军在作战时，基本上是分散使用兵力，以大队为战术单位。进攻时，几个甚至1个大队便可对某个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合击。这样一来，其作战线必然板结不牢，薄弱点比比皆是。而处于内线的国民党军队，随时都可跳到外线去，任其作战计划再周详，也终难免兜空，从而就造成一种包围多歼灭少，击溃多俘获少的现象。防守时，日军通常以1个大队防守数处据点，往往容易被国民党军队分割包围。若非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弱及协同不佳等失误，只怕小股日军没有多少能逃脱被全歼的命运。日军战术上的这种弱点，是由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所决定的。日本以少兵临大国，战争的基本特点是：战场幅员辽阔，日军兵力单薄；同时，日军对其战斗力也颇为自负，1个大队便敢进攻国民党军队1个师甚至更多的兵力，由此也就注定了其战术上的上述弱点。对此，日军也常常感到苦恼。如其在1939年8月制定的《江南作战指导大纲》栏外有如下记述：“秘密：……（二）最近敌军逃跑很快，因此对战术和准备的保密有很大的重要性；（三）一般敌情乃所谓从对峙状态到发起攻势，须在最短时间内一举突破敌第一线，进入预定目标。此点第一线各兵团在编制、装备、战术上都须特别注意……”日军指挥机关虽绞尽脑汁，但终无法克服其自身的上述弱点。当然，就某次具体的战斗而言，日军也有集中相对优势兵力的时候，但从全局来看，日军大多数作战都是以少击众。
反思（3）
对于日军战术上的这种弱点，第9战区指挥机关似乎有所认识，并加以利用，但只是从消极方面利用——逃跑。而若能从积极方面利用，拈手便可抓到战机。如第一次长沙会战时，日军上村支队4个大队孤军深入，当其于9月23日在营田登陆时，日军主力还在新墙河一线。直到27日，上村支队才与其主力取得联系。在这4天时间里，第9战区的指挥机关如能集中兵力围攻该支队，完全有机会解除第15集团军左翼的威胁。而事实上是，第9战区一接到营田失守的消息后，马上令第15集团军后撤。这样的例子在长沙会战中举不胜举。这也是由保存实力这一战略指导思想所决定的。
四、关于双方的战斗力
在战斗力方面，不需多说，日军显然要优于国民党军队。对此，日军也很自负。如其在第一次长沙会战后的总结中曾这样写道：“第11军以少数兵力果敢地进行作战，收到了很大战果。按兵力来说，可能被认为是冒险作战，但是当时第11军的作战课是根据中国军队以1个大队，可以和敌军1个师对抗的程度和战斗力量来判断的。当然和中国军队相比，我方有比较优势的航空兵力相助，炮兵力量一般也占优势。”在随后进行的两次长沙会战中，日军在考虑作战所需投入的兵力数量时虽不再以1个大队来对抗国民党军1个师来计算，但顶多也只用2个大队来对抗国民党军队1个师来计算，由此也可看出日军的自负程度。
后来，日军对其与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做过这样的比较分析：国民党军2个师的兵力进攻日军1个大队时，日军仍能确保各阵地的据点，但“无充分转向攻势的余力”；国民党军1个师进攻日军1个大队时，日军“则能抽调转用兵力，随时粉碎敌的攻势”；当日军1个大队据守阵地时，只要各个据点阵地未被国民党军炮兵等破坏，“虽受到绝对优势兵力的攻击，也可确保相当时间”。虽然这种比较未必完全准确，但大体上反映出了长沙会战中双方战斗力的差距。例如，日军在退却过程中，其小股部队虽常遭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围攻，但其多数最后仍能在空军或增援部队的救助下逃脱，从而使得国民党军队通常二三个师或更多的兵力也无法将1个大队甚至更小股的日军全部歼灭。
日军战斗力强，除了其自身的装备优于国民党军队外，其战斗素质总体上也高于国民党军队。这与其平时的教育、训练密不可分。特别是日本所谓的不成功即成仁的“武士道”精神，在当时的作战中对维系其战斗力仍起着重要作用，即使全部战死或宁愿自杀也绝不投降，这样的场面在长沙会战中也多有体现。
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不如日军，有多方面的因素。军事技术、武器装备、兵员素质、教育训练等各方面都比较落后。尽管第9战区当时有不少中央嫡系部队，甚至有几支国民党的“王牌”军，如第4军、第10军、第74军等，但其战斗力也不能说就完全胜过对方，何况这样的“王牌”军毕竟数量有限。至于其他部队，不是兵额不足，就是装备太落后，有的甚至连最基本的装备都没有，仍以大刀、长矛等原始兵器与日军作战；多数官兵不具备现代战争的常识，在作战中不知道如何疏散、怎样利用地形地物以减少伤亡，不讲求伪装，不知道也不会打敌飞机；射击过早且盲目射击，不爱惜武器，随便丢弃装备；更有些中下级指挥官打起仗来连自己手里有多少兵都不知道，勇敢一点的不管怎样还知道指挥部队“给我顶住”或“给我冲”，贪生怕死之辈则一见日军撒腿就跑，有的甚至在大战来临之前即以各种理由离开部队，连战场都不敢上。
当然，事物总是辩证的，看待事物要一分为二。我们不能因为说日军战斗力强，就处处都强，日军也有一些“软肋”，甚至是其无法克服的弊病，如一些官兵的厌战情绪增长，士气普遍不高等；对于国民党军队来说，也不能因为其存在着上述不良现象就完全否定了其战斗力。若是国民党军毫无战斗力，只怕日军也不会在作战中有那么多伤亡，长沙也未必能守得住，长沙会战的最终胜利也就不会属于第9战区。
五、关于双方的情报工作
情报工作在战争中历来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长沙会战也不例外。
应该承认，国民党军队在情报工作方面远不及日军。第9战区在敌人内部没有情报来源，也没有空中侦察。落后的侦察工具和通讯手段使得第9战区在获取信息和传达命令等方面都显得有些迟缓，有时打了半天仗，还不知道对面的敌人究竟是谁，有多少兵力，其进攻目标是什么等等。而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第9战区的作战命令更是几乎被日军悉数截获并破译，从而使其全部行动都被对方掌握得一清二楚，并最终导致了这次会战的失败。不过，第9战区在第一次长沙会战和第三次长沙会战中，从被击毙的日军军官身上搜出的重要情报，却帮了其很大的忙。特别是第三次长沙会战中，预备第10师官兵从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