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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表曰：“夫为国家者，罔不崇儒尊道，学校为先。诚复政有质文，兹范不易，谅由万端资始，众务禀法故也。唐虞已往，典籍无据；隆周以降，任居虎门。《周礼·大司乐》云：‘师氏，掌以微诏王。居虎门之左，司王朝，掌国中之事，以教国子弟。’蔡氏《劝学篇》云：‘周之师氏，居虎门左，敷陈六艺，以教国子。’今之祭酒，即周师氏。《洛阳记》：国子学宫与天子宫对，太学在开阳门外。案《学记》云：‘古之王者，建国亲民，教学为先。’郑氏注云：‘内则设师保以教，使国子学焉；外则有太学、庠序之官。’由斯而言，国学在内，太学在外，明矣。案如《洛阳记》，犹有仿像。臣愚谓：今既徙县崧瀍，皇居伊洛，宫阙府寺，佥复故趾，至于国学，岂可舛替？校量旧事，应在宫门之左。至如太学，基所炳在，仍旧营构。又云：太和二十年，发敕立四门博士，于四门置学。臣案：自周已上，学惟以二，或尚西，或尚东，或贵在国，或贵在郊。爰暨周室，学盖有六。师氏居内，太学在国，四小在郊。《礼记》云周人‘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礼》又云：‘天子设四学，当入学而太子齿。’注云：‘四学，周四郊之虞庠也。’案《大戴·保傅篇》云：‘帝入东学，尚亲而贵仁；帝入南学，尚齿而贵信；帝入西学，尚贤而贵德；帝入北学，尚贵而尊爵；帝入太学，承师而问道。’周之五学，于此弥彰。案郑注《学记》，周则六学。所以然者，注云：‘内则设师保以教，使国子学焉；外则有太学、庠序之官。’此其证也。汉魏已降，无复四郊。谨寻先旨，宜在四门。案王肃注云：‘天子四郊有学，去王都五十里。’考之郑氏，不云远近。今太学故坊，基趾宽旷，四郊别置，相去辽阔，检督难周。计太学坊并作四门，犹为太广。以臣愚量，同处无嫌。且今时制置，多循中代，未审四学应从古不？求集名儒礼官，议其定所。”从之。
迁中书令，祭酒如故。出除安东将军、青州刺史。为政儒缓，不能禁止奸盗，廉清寡欲，无犯公私。还朝，议定律令。芳斟酌古今，为大议之主，其中损益，多芳意也。世宗以朝仪多阙，其一切诸议，悉委芳修正。于是朝廷吉凶大事皆就谘访焉。转太常卿。芳以所置五郊及日月之位，去城里数，于礼有违，又灵星、周公之祀，不应隶太常，乃上疏曰：
臣闻国之大事，莫先郊祀，郊祀之本，实在审位。是以列圣格言，彪炳绵籍；先儒正论，昭著经史。臣学谢全经，业乖通古，岂可轻荐瞽言，妄陈管说。窃见所置坛祠远近之宜，考之典制，或未允衷，既曰职司，请陈肤浅。
《孟春令》云“其数八”，又云“迎春于东郊”。卢植云：“东郊、八里之郊也。”贾逵云：“东郊，木帝太昊，八里。”许慎云：“东郊，八里郊也。”郑玄《孟春令》注云：“王居明堂。《礼》曰：王出十五里迎岁，盖殷礼也。周礼，近郊五十里。”郑玄别注云：“东郊，去都城八里。”高诱云：“迎春气于东方，八里郊也。”王肃云：“东郊，八里，因木数也。”此皆同谓春郊八里之明据也。《孟夏令》云“其数七”，又云“迎夏于南郊”。卢植云：“南郊、七里郊也。”贾逵云：“南郊，火帝炎帝，七里。”许慎云：“南郊，七里郊也。”郑玄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诱云：“南郊，七里之郊也。”王肃云：“南郊，七里，因火数也。”此又南郊七里之审据也。《中央令》云“其数五”。卢植云：“中郊，五里之郊也。”贾逵云：“中央，黄帝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于四郊也。”郑玄云：“中郊，西南未地，去都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之审据也。《孟秋令》云“其数九”，又曰：“迎秋于西郊”。卢植云：“西郊、九里郊。”贾逵云：“西郊，金帝少皞，九里。”许慎云：“西郊，九里郊也。”郑玄云：“西郊，去都城九里。”高诱云：“西郊，九里之郊也。”王肃云：“西郊，九里，因金数也。”此又西郊九里之审据也。《孟冬令》云“其数六”，又云“迎冬于北郊”。卢植云：“北郊，六里郊也。”贾逵云：“北郊，水帝颛顼，六里。”许慎云：“北郊，六里郊也。”郑玄云：“北郊，去都城六里。”高诱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肃云：“北郊六里，因水数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审据也。宋氏《舍文嘉》注云：“《周礼》，王畿千里，二十分其一以为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为远郊。迎王气盖于近郊。汉不设王畿，则以其方数为郊处，故东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云：“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于雒阳城南七里。依采元始中故事，北郊在雒阳城北四里。”此又汉世南北郊之明据也。今地祗准此。至如三十里之郊，进乖郑玄所引殷周二代之据，退违汉魏所行故事。凡邑外曰郊，今计四郊，各以郭门为限，里数依上。
《礼》：朝拜日月，皆于东西门外。今日月之位，去城东西路各三十，窃又未审。《礼》又云：“祭日于坛，祭月于坎。”今计造如上。《礼仪志》云“立高禖祠于城南”，不云里数。故今仍旧。灵星本非礼事，兆自汉初，专为祈田，恆隶郡县。《郊祀志》云：“高祖五年，制诏御史，其令天下立灵星祠，牲用太牢，县邑令长得祠。”晋祠令云：“郡、县、国祠稷、社、先农，县又祠灵星。”此灵星在天下诸县之明据也。周公庙所以别在洛阳者，盖姬旦创成洛邑，故传世洛阳，崇祠不绝，以彰厥庸。夷齐庙者，亦世为洛阳界内神祠。今并移太常，恐乖其本。天下此类甚众，皆当部郡县修理，公私施之祷请。窃惟太常所司郊庙神祗，自有常限，无宜临时斟酌以意，若遂尔妄营，则不免淫祀。二祠在太常，在洛阳，于国一也，然贵在审本。
臣以庸蔽，谬忝今职，考括坟籍，博采群议，既无异端，谓粗可依据。今玄冬务隙，野罄人闲，迁易郊坛，二三为便。
诏曰：“所上乃有明据，但先朝置立已久，且可从旧。”
先是，高祖于代都诏中书监高闾、太常少卿陆琇、并公孙崇等十余人修理金石及八音之器。后崇为太乐令，乃上请尚书仆射高肇，更共营理。世宗诏芳共主之。芳表以礼乐事大，不容辄决，自非博延公卿，广集儒彦，讨论得失，研穷是非，则无以垂之万叶，为不朽之式。被报听许，数旬之间，频烦三议。于时，朝士颇以崇专综既久，不应乖谬，各嘿然无发论者。芳乃探引经诰，搜括旧文，共相难质，皆有明据，以为盈缩有差，不合典式。崇虽示相酬答，而不会问意，卒无以自通。尚书述奏，仍诏委芳别更考制，于是学者弥归宗焉。
芳以社稷无树，又上疏曰：“依《合朔仪注》：日有变，以朱丝为绳，以绕系社树三匝。而今无树。又《周礼·司徒职》云：‘设其社稷之壝，而树之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木。’郑玄注云：‘所宜木，谓若松柏栗也。’此其一证也。又《小司徒》、《封人职》云：‘掌设王之社壝，为畿封而树之。’郑玄注云：‘不言稷者，王主于社。稷，社之细也。’此其二证也。又《论语》曰：‘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证也。又《白虎通》云：‘社稷所以有树，何也？尊而识之也，使民望见即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案此正解所以有树之义，了不论有之与无也。此其四证也。此云‘社稷所以有树何’，然则稷亦有树明矣。又《五经通义》云：‘天子太社、王社，诸侯国社、侯社。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无屋，树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万物，万物莫善于木，故树木也。’此其五证也。此最其丁宁备解有树之意也。又《五经要义》云：‘社必树之以木。’《周礼·司徒职》曰：‘班社而树之，各以土地所生。’《尚书逸篇》曰：‘太社惟松，东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其六证也。此又太社及四方皆有树别之明据也。又见诸家《礼图》、《社稷图》皆画为树，唯诫社、诫稷无树。此其七证也。虽辨有树之据，犹未正所植之木。案《论语》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尚书逸篇》则云‘太社惟松，东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如此，便以一代之中，而五社各异也。愚以为宜植以松。何以言之？《逸书》云‘太社惟松’，今者植松，不虑失礼。惟稷无成证，乃社之细，盖亦不离松也。”世宗从之。
芳沉雅方正，概尚甚高，经传多通，高祖尤器敬之，动相顾访。太子恂之在东宫，高祖欲为纳芳女，芳辞以年貌非宜。高祖叹其谦慎，更敕芳举其宗女，芳乃称其族子长文之女。高祖乃为恂聘之，与郑懿女对为左右孺子焉。崔光于芳有中表之敬，每事询仰。芳撰郑玄所注《周官仪礼音》、干宝所注《周官音》、王肃所注《尚书音》、何休所注《公羊音》、范宁所注《谷梁音》、韦昭所注《国语音》、范晔《后汉书音》各一卷，《辨类》三卷，《徐州人地录》二十卷，《急就篇续注音义证》三卷，《毛诗笺音义证》十卷，《礼记义证》十卷，《周官》、《仪礼义证》各五卷。崔光表求以中书监让芳，世宗不许。延昌二年卒，年六十一。诏赐帛四百匹，赠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