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的保加利亚人，正占领着多瑙河与巴尔干山脉之间的地区，并以此为基地，威胁着君主坦丁堡。
拜占廷这次再度被受神启示的帝国首领，伊索里亚王朝的统治者利奥三世（717—744年）所拯救。利奥原为叙利亚军事指挥官，趁阿拉伯人围攻君主坦丁堡之际，夺取了政权。他不仅粉碎了阿拉伯人的围攻，而且将他们赶出了小亚细亚。在他统治末期，帝国边境比较稳固，但同查士丁尼时期的疆界相比已大大缩小。意大利已丢失给伦巴第人；巴尔干北部丢给了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北非丢给了阿拉伯人。
然而，这一缩小的帝国却是一个民族更加单一的帝国，因为东部诸省主要是单一性灵论者和非希腊人。在这种情况下，撤回到托罗斯山脉，是加强而不是削弱了拜占廷；托罗斯山脉是希腊人的小亚细亚和正成为伊斯兰教世界中心的地区的分界线。这一分界线因穆斯林世界的内部骚动而得以加强。阿拔斯王朝的建立（750年），伊斯兰教首都从大马士革迁移巴格达，结束了这种骚动。但这时，伊斯兰教的扩张方向是向东，而不是向地中海。因此，在11世纪好战的突厥人出现以前，拜占廷帝国和穆斯林帝国能和平共处。
拜占廷和西方之间正形成一条同拜占廷和伊斯兰教之间相类似的分界线。由于伦巴第人的侵入，罗马教是曾向君士坦丁堡寻求保护，但未能成功，因为拜占廷当时正在全力对付阿拉伯人。因此，教皇又转向法兰克人，结果双方合作；500年，罗马教皇为查理曼举行世所闻名的加冕礼。而君士坦丁堡到812年才勉强给查理曼以“罗马人的皇帝”的称号，从而承认了西方的政治统一体。但以后几个世纪里，拜占廷与西方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语言、教会事务和普通文化上也都疏远了。
8世纪时出现的拜占廷帝国，比查士丁尼时的短暂的帝国小得多，但它的民族更加同一。东、西方诸省的各种种族、文化和宗教的成分已被抛弃，剩下的核心基本上是希腊的东西，只是，并非绝对如此。以这一方式，完成了6世纪东罗马帝国到8世纪拜占廷帝国的转变。8世纪时的拜占廷帝国是一个文化上既与东方的伊斯兰教，又与西方的新欧洲截然不同的帝国。
二、拜占廷的黄金时代
9世纪初至11世纪初，拜占廷帝国臻于极盛。当时帝国的行政区划分完全以省为基础；各省由主管行政和军事事务的将军统冶。这一行政军事化，是作为外来危险迫近时的一项应急措施，由希拉克略予以实现的。帝国将各省的土地分给农民耕种，作为他们服兵役的报酬。在强有力的皇帝们的统治下，由于农民承受着巨大的捐税负担，这种分省统治确保了有效的行政管理，提供了军需储备，填满了国库。
拜占廷的经济也牢固地建立在自由农民村社的基础上，这种村社同大地主的庄园一起发挥着作用。自希腊…罗马古典时期以来，在残存的城市中心，工匠的技能水平很高。阿拉伯作家描写了拜占廷的手工艺品，尤其是奢侈品的质量，认为只有中国的工艺品能与之相媲美。自欧亚大陆各地区经由君士坦丁堡的大量货物同样很重要，它们是黑海地区的奴隶和盐，印度的调味品、香料和宝石，埃及的纸莎草和粮食，中国的丝绸和瓷器以及西方的银、熟铁产品、亚麻布、棉花和毛织品。
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增长，使拜占廷皇帝们能够发动再征服战争；这些战争虽不象查士丁尼所发动的征服战争那样野心勃勃，却较为实际。他们重新收复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岛，从而制止了阿拉伯海军对爱琴海域的侵袭。帝国的疆土也扩大到叙利亚北部、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巴尔干半岛北部的保加利亚人，一直是帝国的威胁，1014年，巴西耳二世在巴尔干半岛北部取得决定性胜利，从此被称为“屠杀保加利亚人的刽子手”。
这一时期文化上是一个稳定、同一的时期。拜占廷人仍称自己为罗马人，但希腊语无论作为书面语还是口语，都是帝国通用的语言。随着持异议的东部诸省丢失给伊斯兰教，随着反对崇拜偶像者和崇拜偶像者，即圣像破坏者和圣像崇拜者之间猛烈、持久的争论的消除，宗教的同一性也得到进一步的促进。解决争端的折衷办法是禁止宗教雕塑，但允许宗教绘画，这一点至今仍是东正教宗教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
被再征服的克里特岛上的穆斯林的皈依，以及巴尔干北部地区的斯拉夫人的皈依，也使拜占廷教会显得生气勃勃。865年，保加利亚大公鲍里斯为报答帝国对他的征服的承认，接受了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以后几年，拜占廷传教士为保加利亚人提供了字母表，将《圣经》译成了保加利亚语，并筹备了斯拉夫人的礼拜仪式。大约与此同时，象基辅公国的俄罗斯人那样，塞尔维亚人也皈依了东正教（见本章第六节）。然而，再往西，罗马天主教却在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中盛行，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仿效邻近的意大利人、匈牙利人和日耳曼人皈依了天主教，
皇帝和主教之间互相支持的密切关系，也使帝国更加稳固。附属国教会的原则是因袭的、公认的，皇帝不仅自称为“奥特克拉特”，即君主，而且自称是“艾按波斯特罗”，即相当于传道者的人。10世纪选举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仪式书中，明确规定了这种从属关系。教会大主教们按照皇帝的命令聚集在圣索菲亚大教堂，向皇帝提交主教的三位候选人的名单。皇帝可以随意挑选三人中的任何一个，或者三个都拒绝，指定他自己看中的候选人；而这种候选人须得到大主教承认，认为能胜任其职才行。然后，在就职仪式上，“根据上帝和皇帝的旨意”宣布教会的新领导当选为主教。
总之，在这几个世纪中，由于同西方和穆斯林世界逐步形成了一种适度的和平共处的关系，拜占廷是稳定、强大、富裕。自满和相当注重内部的。这些特点使人联想起明朝的中国（见第十七章第五节）。实际上，拜占廷同中国一样没有大学，其主要任务是为官僚机构培养官员。不过，君主坦丁堡的大学时有时无，其作用也不正规，因而缺乏中国大学那种连续的有效性。6世纪拜占廷历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对有关神性问题的长期争论所作的儒教式的评论，也使人联想到中国。他说：“我认为，所有关于神性的争论都是荒谬的、愚蠢的。人们连自己的本性都无法知道，因此，应该放弃对神性的一切评议。”
拜占廷文化从未解决它在自己的古典遗产和宗教倾向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心理。拜占廷帝国灭亡的前夕，柏拉图主义者吉米斯图斯·普莱桑（约1355—1450年），对一个深受基督教及其组织约束的国家的前景公开表示怀疑。普莱桑作为一名著名的教师，在伯罗奔尼撤半岛的拜占廷的省府密斯特拉度过了他的大半生。他梦想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恢复古希腊社会；这一社会按照经过修改的柏拉图式的乌托邦组成，以异教信仰而不是基督教信仰为基础。但在拜占廷人的思想中，这种古典的、现世主义的倾向从来没有盛行过。拜占廷社会仍以宗教信仰为主要倾向。在这个社会中，比普莱桑更有代表性的是传教土约瑟夫·布莱尼斯，他的布道为当时的种种罪恶提供了宗教上的解释：
我们的统治者不讲正义，监察员贪得无厌，法官受贿，调停者说谎，市民行骗，农民愚蠢，所有的人都毫无用处。妇女比娼妓还要无耻，寡妇好奇多事，妇人蔑视贞操、不守信义；青年人放荡不羁，老年人酗酒成瘾。修女玷污了自己的称呼，教士忘掉了上帝，僧侣偏离了正道。……我们许多人生活在暴食、酗酒、私通、奸淫、邪恶、放荡、仇恨、猜疑、妒忌和盗窃之中。我们已变得傲慢、吹牛、贪婪、自私、忘恩负义、拒不服从；变成了逃兵、强盗、叛徒；变得邪恶、不讲正义、顽固不化、不可和解。…正是这些东西以及与其相类似的其他东西，使我们受到上帝的惩罚。
三、拜占廷的衰落
1025年，“屠杀保加利亚人的刽子手”巴西耳去世时，拜占廷帝国的显赫地位显得无可争辨的稳固，北部边境以多瑙河为固定界线。该时，阿拉伯伊斯兰教世界已经分裂，不再构成威胁；凡是西方出现的东西，与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的第二罗马帝国相比，都显得十分原始，无足轻重。但在巴西耳去世后的半个世纪里，帝国便陷入困境，大约不到两个世纪后，即1204年，首都落入受人鄙视的西方蛮族手中。
急剧倒退的一个原因是，主管各省的军事将领的反抗不断增长，破坏了帝国的军事体制。巴西耳二世十分强大，足以控制军队。但他的继承者却软弱无能，无力控制军队，尤其是在军事将领同各省大地主联合起来以后。军事领将带利用为保卫边疆而征慕的农民军来反对君士坦丁堡的行政当局。作为回击，官僚们遣散了农民军，让农民由服兵役改为交付现金。再用征集来的资金雇佣外国雇佣兵，其中包括诺曼人、日耳曼人、帕齐纳克人和亚美尼亚人。但与前农民军相比，这些外国雇佣兵显然不可靠，在支付给他们的军饷尚来筹得时，他们经常转而反对表面上由他们保卫的帝国。
社会封建化的政治问题，是帝国衰落的一个密切相关的原因。军事将领和地方地主们积聚起巨大的地产，使诸行省整个地落入少数家族的控制之中。皇帝们经常颁布阻遏这种趋势的命令，以下这条由君士坦丁七世于 10世纪初颁布的命令是很有代表性的：
我经常得悉，色雷斯的富人们无视皇帝颁布的、由天赋的人权中导出的法律，拒不服从我们的命令，继续侵入农村。他们压迫穷人，购买授予权和遗嘱，把穷人从属于穷人的土地上赶走。因此，鉴于这些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