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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查姆时，斯皮尔斯把指挥所设在一个修道院内。自一个月前离开莫米昂以来，这是E连第一次把指挥所设在室内。当晚修女们把一群十二三岁的女孩带到大厅为E连演唱小夜曲。节目有法国和比利时歌曲，几首英文歌和德国进行曲《莉莉·玛莲》。
第二天即1月17日早晨，第17空降师在前线接管了101师的阵地。E连乘卡车前往阿尔萨斯。卡车载着他们沿着4星期前出发时走的那条横贯巴斯托涅的公路返回。对许多人而言，这只是再次看到巴斯托涅——第一次是12月19日，他们向镇上进军，碰上惊恐万分的美国士兵从前线落荒而逃，躲避德军的屠杀，再便是1月17日小镇解放。
虽然大家没好好看过巴斯托涅，但这个名字——与这个名字相连的一种经历——将永远留在他们心中。之后无论何时，E连的官兵们遇到寒冷、饥饿和无暇睡眠时，就会提醒自己在巴斯托涅的境遇更糟。
E连损失惨重。确切的数字无法统计，匆忙离开莫米昂时连队的花名册还没做完；一个一个地或是小批到来的补充兵员，也没有完整登记；伤员刚离开前线几天就又归了队。据估计，E连抵达比利时时有121名官兵，接收了大约两打的补充兵员，离开时为63人。E连在比利时战场牺牲的有沃伦·穆克中士，弗朗西斯·梅利特下士，还有二等兵AP赫伦、肯尼斯·韦布、哈罗德·韦布、卡尔·索沃斯科、约翰·欣德尔、唐·胡布勒、哈罗德·海斯、亚历克斯·潘卡拉和约翰·朱利安。
有关E连在突出部之战中的损失，二等兵韦伯斯特做了最好的描述，他是在卡车前往阿尔萨斯的途中重返连队的。韦伯斯特10月初受伤，此时为1月中旬，他写道：“当我看到1排剩下的人时，我差点儿哭了；40名兄弟只剩下11人；其中9名是老兵，他们有的参加了空降荷兰的战斗，有的参加了空降诺曼底的战斗，有的则两次都参加了。他们是：麦克里里、利布高特、马什、科布、怀斯曼、莱尔、马丁、雷德和肖提。虽然其他两个排幸存的队员多一些，但也减员甚多，和1排加起来也凑不成一个正常的排，更别说一个连了。”
除了受伤和牺牲的，巴斯托涅战役中的每个弟兄都饱受磨难，没有被大炮、子弹击中的人也仍然是伤员。在巴斯托涅没有未受过伤的人。正如温特斯所说的：“我不相信有人在经历过这场战争之后而没有留下任何伤疤，只不过有些伤疤是看不见的。可能这就是使E连的战士们紧紧团结在一起的因素。”
他们彼此了解，相互间的熟悉程度只有那些在各种各样战术条件下并肩作战的人才能达到，只有那些面对严寒、食品不足、没有睡眠而又长期处于精神紧张的极度困难情况下同甘共苦的人才能达到。
他们共同面对恐惧。他们不仅惧怕死亡和受伤，而且担心所有的付出只是一场空。格伦·格雷写道：“在战争岁月里，我最为担心的是所有这一切都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现在这种担忧仍然伴随着我……我经常在战争日记中写着，如果那些日子对我将来的生活没有积极的影响，那么付出的艰辛根本不值得。”
他们之所以能在突出部之战中取得胜利，就是因为他们已经成为兄弟连。在福伊村外的雪地里，在生死攸关的时刻E连团结在了一起，是因为二级军士长利普顿和其他军士（他们几乎都出自托科阿训练营），给了大家领导、毅力和凝聚力。虽然来了个新的连长，虽然不断有军官和战士加入，但因为有那些士官在，E连的精神得以保持。温特斯作为2营的副营长，且常常代理营长（斯特雷耶中校大半个月都在团部工作，作为辛克上校的代理作训股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实践证明，斯皮尔斯是一名优秀的连长，他能使整个连队发挥出最佳水平。
韦伯斯特很好地描绘了这种精神。那时韦伯斯特已经两次受伤，但两次都重返战场。他不允许父母利用他们的关系帮他离开前线。他不接受E连内的任何职务。他是一名哈佛的知识分子，他的任何决定都是依据他对二战的独到观点作出的，一经形成便坚定不移。
他博览群书，爱好阅读与写作，头脑冷静，观察敏锐，富有见地，受过良好的教育。在这里，他和没有多少文化的山里人、南方农民、矿工、伐木工人、渔民以及连里大多数士兵建立了最亲密的关系——和他们一起挤在无篷的卡车上，行驶在丘陵地带冰雪覆盖的公路上，或是和别的弟兄同睡一个散兵坑。即使那些上过大学的人，专业大多也是商务或教育。总之，韦伯斯特和一群没有任何共同点的人拴在了一起。若在平时，他既不会喜欢他们，也不会讨厌他们，他压根儿就不会认识他们。
但正是在这些不相关的人群中，韦伯斯特结交了最亲密的朋友，充分享受到与他人的认同感。
他描写和排里士兵坐卡车去阿尔萨斯的那段话值得全文引用：
“我们咯吱咯吱地穿过泥潭，来到卡车边，爬上去。麦克里里和马什点上了香烟。马丁拿路过的一名军官开了个玩笑。我问胡布勒怎样。他死在了巴斯托涅。可怜的胡布勒就这样被踢出了战局，死在了雪地里。那其他人呢？穆克和他的同伴潘卡拉被打死了。他们的散兵坑总是挖得最深，但被打了个正着。索沃斯科在袭击福伊时头部中弹。等等等等。荷兰那一仗打过后补进来的新兵有一些也死了。许多人都因为战壕足病被撤离了，麦克里里认为太多了。这个排再也不像当年了。”
韦伯斯特认为事实确实如此。他曾在重返E连前走了一段漫长复杂的弯路，那段时间他在新兵站，和一群身着卡其布军装模样貌似士兵的人呆在一起，感到失意，感到寂寞。现在他回家了，回到了1排，回到了E连。
“回到我熟悉、能信赖的朋友身边真好，”他写道，“我在卡车上听他们闲聊，内心感到温暖而轻松，就像一个迷失在漆黑、寒冷的森林里的孩子回到了充满爱的明亮的家里。”
家里的一些椅子空着。那些椅子属于被打死，受重伤或精神崩溃的弟兄。但正如韦伯斯特感觉到的那样，虽然E连失去了很多老成员，加入了很多新成员，但因为有现在已经在团或营里任职的老E连的军官们在，因为有老E连的军士们在，E连仍然是个有机的整体。
大结局
简介：
“愿上帝保佑你们一路平安；愿那些在诺曼底、荷兰、巴斯托涅和德国与你们手牵着手的战友在天上注视着你们，保护着你们，引导着你们直到伟大的最后一跳！”
1。“大家都想回家，包括德国人”
奥地利
1945年5月8日—7月31日
5月8日傍晚，温特斯接到命令，要求把2营准备好当夜出发，到距贝希特斯加登以南30公里的奥地利的滨湖采尔去执行占领任务。22点，亮着大灯的车队出发了。卡车上，弟兄们喝酒、唱歌、赌博，继续开着他们的晚会，第二天早晨到达滨湖采尔时，他们个个胡子拉茬，工作服上满是污垢。
到处都是德国兵。滨湖采尔是国防军可以撤退到的最南方，再往南就是阿尔卑斯山的山峰，再过去就是意大利，迄今为止，所有的道路仍旧被雪封着。后来才发现，在不足600名弟兄的2营管理的地区内武装德军竟多达25，000名。
两军外观上的鲜明差别绝不亚于数量上的悬殊对比。征服军看上去懒散、军容不整，纪律松散，败军看上去倒是一支精锐之师，有令人过目难忘的军容和良好的纪律。温特斯想，当德军和奥地利的平民好奇地看着这第一支到达该地的美国兵时一定会很惊讶：他们怎么会输给这样一帮年轻人。
温特斯把营指挥部设在滨湖采尔南面4公里的卡普伦村。这里的山谷是世界闻名的旅游胜地，尤其受德国富人的喜爱。从农场空旷的房子到豪华的旅馆，住宿条件都好得惊人。所有的房间原先都被德国伤兵占据了。他们被迫搬出来，被用卡车或火车运到慕尼黑的俘虏营里。美国人搬了进去。
弟兄们的任务是维持秩序，把所有的德军都集中起来，收缴他们的武器，然后把他们运到俘虏营里去。5月9日早晨车队一到这里，温特斯就开始了工作。他叫人把这一地区的德军最高指挥官带来见他。“我当时是27岁，”温特斯回忆道，“像所有的弟兄一样，我穿着一套脏兮兮的、破旧的工作衫裤，头上顶了个水桶作为头盔。当我面对着这位大约年长我20岁、穿着干净的野战军装、胸前挂满勋章的职业德军上校并朝他发号施令时，我不禁感到有些可笑。”
不管怎样，温特斯还是下达了命令。他要求这个上校收集这一区域的所有武器并将他们堆集到飞机场、学校和教堂的院子里。他允许德国军官保留腰佩武器，允许宪兵保留枪械。温特斯还说第二天他将检查德军的营地、部队和厨房。
第二天——也就是5月10日——早晨，温特斯和尼克松开着吉普车去检查被收缴武器的堆放点。他们对看到的场景感到震惊：三个武器堆放处都堆满了成山的武器。温特斯意识到他说“所有武器”时犯了一个错误。他指的是军用武器，但那个德军上校却太死抠字眼了。收缴的武器真可谓洋洋大观：除了足够一个师使用的军用武器外，还有猎枪、打靶用的步枪、猎刀和各种旧式的轻武器，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都绰绰有余了。
温特斯检查营地和厨房的时候发现一切都组织得井井有条。列队接受检查的德军队伍如同接受检阅一样军容严整、衣着笔挺，情况良好。厨房秩序井然，炊事兵正在炉子上用大锅做土豆汤。
后来，温特斯开始通过一位说英语的德国参谋来进行管理，该参谋每天早上到温特斯的指挥部里来汇报情况并接受命令。一切都很顺利，用温特斯的话来说，“我们不干涉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