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即将陷落，杨沫带着新生几个月的女儿匆匆南下，来到上海住在白杨那里。不到一个月，战火又向上海烧来，“八·一三”抗战爆发。杨沫和妹妹参加了学习战场救护的训练班。炮声隆隆，决定民族存亡的大战开始后，她又抱着孩子登上北去的火车，一路艰辛，回到河北。本想转道去延安，但是11月，保定失守，接着石家庄失守，到延安的路断绝。她放下吃奶的孩子，与爱人一起参加了冀中抗日游击战争。从此杨沫又开始了戎马倥偬的战斗生活。
杨沫先是担任安国县妇救会主任，经常带领干部下乡宣传抗日。这年秋后，武汉、广州失守，日本侵略军回师敌后，向华北平原大“扫荡”，冀中硝烟弥漫，杨沫又丢下刚出生一个月的儿子，穿上八路军军装跟随贺龙的一二0师兼程行军，和敌人兜圈子，转战平原。第二年春天，由于产后虚弱，急行军中杨沫病倒，住在文安县王庄农民家里养病。5月来到大清河北的十分区，担任分区妇救会宣传部长。生活艰苦，战斗频繁，环境残酷，多病的女战士杨沫常常受到农民群众舍生忘死的掩护，精心的照料。1941年4…5月间，她曾到晋察冀边区的易县一带后方医院养病，并在从延安迁来的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学习过几个月。联合大学成立妇女文艺创作会，杨沫曾当过主任。1943年，杨沫又回到大清河北十分区，先是在分区抗联会担任宣传部长，还编过《黎明报》。以后又来到分区反攻建国同盟会从事上层统战工作直到1945年。
艰难困苦的生活，你死我活的战斗，英勇顽强的战友，纯朴善良的民众深深教育了在城市学校里长大的杨沫。在战斗空隙，杨沫不顾疲劳，用蘸着鲜血的笔写过不少反映战争生活的短篇小说和散文，可惜发表的作品、手稿都在恶劣的环境中遗失了。关于那段战斗生活杨沫说：“这些生活给了我对人生比较深刻的'理解'，给了我改造小资产阶级灵魂的机会，也给了我丰富的创作源泉……”（《我的生平》）
杨沫这个时期的创作，除了写于1942年的《在后方医院》外，迄今没有找到几篇，在她的创作年谱上成了一个遗憾的空白。但后来；解放战争中，全国胜利后，一直到八十年代，杨沫的作品，却大部分是以这个时期为背景的，这正如杨沫在长篇小说《东方欲晓》的前言中所说：“直到今天，引起我无限美好的、无限幸福的回忆的，不是大城市里和平安静的生活，不是个人的什么'成就功名'，也不是饱览国外绮丽风光的愉快，更不是什么儿孙满堂的福气……究竟是什么呢？那就是我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段充满血和火的斗争生活。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日子。”
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杨沫离开了大清河来到张家口担任《晋察冀日报》的编辑，并主编过日报的文艺副刊。第三年夏，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大规模进攻，内战开始。杨沫在张家口晋察冀边区妇联工作，负责编《时代妇女》。1947年她参加了解放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斗争，担任过《人民日报》的编辑，直至1949年，才回到阔别十二年的北京，迎来了全国的解放。
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杨沫曾有过创作长篇小说的冲动，但环境不允许。她利用战斗空隙，写过不少中短篇小说、散文、评论通讯等。在战乱中遗失不少，保留下来的作品分别收在195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苇塘纪事》，1978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红红的山丹花》，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杨沫小说选》，1982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杨沫散文选》、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河与浪花》等集子中。
散文《在后方医院》、《回忆》、《罪恶的见证》是杨沫献身革命，在斗争中改造世界观的文字见证。十年的革命经历，把她从一个官僚地主的后代塑造成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在后方医院》通过一天的休养生活，把眼前的温暖和抗战的艰难以及北京的流浪生活加以对照；而在1946年1月完成的《回忆》里，当1945年结束了八年抗战生活来到了张家口市、住在精致的洋房里又激起她长久的回忆，想起十七岁在北戴河边徘徊的日夜，想起回北京后流离的生活，想起抗击日寇的英勇奋战。她激动地写道：“我常常想，像我这样一个小知识分子，如果不是参加了革命，不是党把我哺育成人，我不是堕落了，也会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为了配合土地改革，为了改变稿件中那些偏于说教的文字，杨沫往往现身说法，1946年夏天为《时代妇女》写了《罪恶的见证》这篇生动的写实文章，开篇就写道：“我曾经是大地主的女儿。我永远记得父亲豢养下的警察鹰犬，和母亲雪白小手里的凶恶皮鞭”。她毫无保留地揭露父母欺压农民的罪恶，集中描述了小寡妇和秀妮两个农村妇女在父母的爪牙欺诈残害下，自杀身亡的悲惨遭遇。她说自己是用农民的血哺育起来的。杨沫在十七岁母亲死后，曾继承了一些地产，她决心结束可怕的地主生活，不顾亲友反对，把地卖了，杨沫那时已经有了与家庭决裂的意识和实际行动。参加革命之后，她又从一个人道主义者变为共产主义者咱觉革命的精神不断增长。她不断地深刻解剖自己，在这篇文章最后写道：“我还时常憎恶自己血液中那么一些可怕的毒菌。每当我接近贫苦的农民，我的心里常涌起一种深挚的热爱和不可名状的歉疚。我像对他们负了罪，总想为他们多做一点事情。”这是杨沫可贵的革命者的品格，也是表现在她身上的鲜明特色。
她在1946年春写的《神秘的大苇塘》、《在兵站上》和1948年写的《郑德富家俩口子》，都是杨沫在这段斗争实践中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真人真事。《神秘的大苇塘》是作者写的“敌后抗战生活杂记”之一。为了对付敌人残酷的大扫荡，战士们把大苇塘开辟成后方阵地。杂记描写的正是“这千百年来渺无人烟的荒凉绿莽中”出现的“抗战史上神话般的生活”。她歌颂这神圣的地方“将在抗日战争的历史上，留下光荣而奇特的一页。”《在兵站上》热情地沤歌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光荣负伤的战士，细腻地描绘了两位重伤员面容坚毅、神色昂扬的精神状态。与革命战士有着血肉联系和真挚的感情，使杨沫的创作饱含深情。如今几十年过去，她在《在兵站上》的小序中说：“至今思之，似有一股火焰般的激情澎湃五内……生活在我身上进发的火花——使我能够成为一个作者的火花，难道没有那些牺牲了的战士的鲜血所凝聚的氧在催发吗？”是的，杨沫能写出震撼心灵的《青春之歌》，能成为著名作家，和她对革命、对革命战友的深厚感情是分不开的。《郑德富家俩口子》用血和泪控诉了万恶的旧社会，老实勤劳的农民被剥削得一贫如洗，挣扎在死亡线上。作品通过郑德富两口子的悲惨遭遇道出一个真理：只有实行土地改革，才是农民摆脱贫穷的出路。
杨沫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洗礼，生活基础扎实多了，经验也丰富起来，她摆脱了“亭子间”文学空泛浮浅的局限，写出《接小八路》、《穷光棍结婚》、《苇塘纪事》和《七天》四篇小说，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大大前进了。
她1949年写的短篇小说《接小八路》和1948年写的《穷光棍结婚》表现贫苦农民经过伟大斗争，挺起腰杆，当家作主，精神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杨沫没有选择轰轰烈烈的斗争场面，却把镜头对准了日常生活场景。短短的不到两千字的《接小八路》，展现出老贫农刘贵对八路军的儿子“小八路”从怕到爱的转变。土改胜利了，整日耷拉眼皮不言语的刘贵豁然开朗了。这样一个变化，是土地改革深入人心的结果。如果没有亲身经历土地改革运动，亲身体验广大农民翻身作主的喜悦，是写不出《接小八路》的，更写不出《穷光棍结婚》。一个三十多岁的穷光棍要结婚了，在农民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穷光棍李凤桐过去被人看不起，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住在村边石洞里。土改时，他当了贫农团主席，积极、热情、办事公道，在群众中变成了英雄。年轻寡妇许志玉、漂亮姑娘许凤娥、作过童养媳的王大爱都爱上了老实憨厚的李凤桐，愿意嫁给他。连爱给干部挑毛病、说俏皮话的小老头许文庆，因眼瞎整天坐在家里的张富贵的娘，都围绕着李凤桐要结婚的故事，栩栩如生地登上杨沫设计的舞台表演。杨沫曾常年生活在农民之中，获得了农民的感情、思想和语言。比起她三十年代的作品，在表现农民这方面，更得心应手。她写许志王爱上李凤桐，在她眼里这个雇工真漂亮，连那双眼睛都极有神采，“黑眼仁就像要咬人似的”。描写淳朴的李凤桐的喜悦心情，杨沫让他做出这样的动作：“旧灰军帽摘下戴上，戴上又摘下”。李凤桐和王大爱的恋爱场面别有风趣。俩人一前一后地走着，王大爱的心快跳到嗓子眼儿里来了，她鼓足了劲儿还是结结巴巴地说：“凤桐哥，你看我行吗？”李凤桐的心突突跳起来，他大胆地一把抱住大爱，在她的脸蛋上轻轻咬了一口。大爱高兴得“哎呀”了一声。凤桐放开手，喘呼呼地说：“你放心……组织上许可我要你。找媒人说说……咱们就结婚。”他们怕有人来，很快松开了手，走回村里。这一对青年男女的语言和动作写得多么有声有色有味道。有农民气息，也有时代气息。
《苇塘纪事》和《七天》是杨沫在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1949年创作的两篇中篇小说。胜利了，面对祖国的解放，杨沫热泪盈眶。她首先想到的是过去的艰苦岁月，英雄的人民。人民的英雄激励她动笔写作。在写《神秘的大苇塘》这篇散文时，她曾在小注中这样表示：“写起小说这类费力很大，而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