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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的春季，赵清阁高中毕业，进入河南大学中文系旁听，一面学习，一面在救济院贫民小学校教书。在贫民学校，她接触到受苦受难的下层群众，常和贫民孤儿在一起，思想又产生了变化。虽然她这时还不明确阶级这个概念，但贫富悬殊造成的社会罪恶，已使她感到不平和愤慨，她朦胧地向往革命，也试探着用笔进行战斗。这时，她主编《新河南报》的文艺周刊和《民国日报》的妇女周刊，并常给《河南民报》、《新河南报》和上海《女子月刊》写稿，对贫富悬殊、妇女解放。穷孩子受教育等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并揭露反动统治的黑暗。她还用自己的钱救济学生，帮他们寻找出路，受到学生们的爱戴。赵清阁这种即使带点稚气的正义行为，也触怒了救济院的老爷，她被视为危险分子而被解雇，报社也向她提出警告。政治上渐渐受到威胁，开封呆不下去了。
在师友的鼓励协助下，赵清阁离开了河南，于1933年奔赴上海。在那里，经过考试进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插班，跟既是画家又是作家的倪贻德教授学习西洋画。绘画是主课，画笔下，也显露出她的思想。她曾在毕业刊上发表过《高尔基画像》的素描，该刊对这幅画评价甚高，说是：“鲁殿灵光，弥足珍贵。”但身为美专学生的赵清阁，却更勤于写作，发表的文章越来越多，成了黄心勉主编的《女子月刊》的基本撰稿人。她还在上海天一电影公司任该公司出版的《明星日报》编辑，继续半工半读。
这段生活十分紧张，白天上课学画，晚上呆在摄影棚里，找材料写报道。她在这儿认识了摩登剧社的左明、复旦剧社的洪深等左翼剧作家，他们是“天一”的导演，对赵清阁影响很大。赵清阁还参加了“美专”的学生会，偶尔还到闸北工厂教女工学文化。深入下层，使她对上海殖民地的生活逐渐有了些了解和认识，更具体一点地向往革命，希望创作出进步的有分量的作品。
这时，赵清阁看到丁玲所写的，以中国十六省水灾为背景，反映农民苦难及斗争的著名小说《水》，颇受感染。联想到家乡河南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农民逃荒的悲惨景况，她不禁动笔写下了短篇小说《旱》。连同当时她创作的短篇小说《祖母》、《强盗》、《穷人》等，一并由上海女子书店结集为短篇小说集《旱》，于1935年出版。据《女子月刊》的广告介绍：这本集子是“暴露现实社会的黑暗面的”。正因为这本书暴露了黑暗，它问世不久，就被反动当局禁止发行。这是赵清阁创作上第一次受到的挫折。
赵清阁给鲁迅先生写过信，寄诗文求教。她没料到，鲁迅先生很快就回了信，并约她谈话。1935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左明陪她去看望鲁迅先生。这位二十一岁的女青年，在伟人面前十分激动，平时本来不爱说话，现在就更张不开口了。鲁迅先生慈祥的目光，温暖的手，使她放松了许多。鲁迅先生鼓励她写散文，因为散文也是既抒情又讲究辞藻美的。这是鲁迅先生爱护年轻人的一贯作风。解放后，许广平曾同她回忆起二十年前的印象，说赵清阁与萧红不同，萧红是活泼的女青年，而她却学生气很浓，缄默文静，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性格。在赵清阁的文学生涯中，这虽只是暂短的一瞬，但给她留下了深刻的教育和记忆，给她的鼓舞力量也是巨大的，永恒的。
一个深秋的傍晚，赵清阁走出“美专”大门，沿着菜市路（今顺昌路）尽头的小河，漫步踱过打浦桥。小河里的水污浊不堪，不时散发出一阵阵腥臭气味，两岸堆满垃圾。她伫立河边，拿起画笔和速写本，灵感已经爬上心头，正准备画点什么。忽然一阵凄厉的哭声冲进她的沉思。小河对岸驶来一只木船，船头放着一具棺材，一个披麻带孝的妇女伏相啼哭，上岸后，她一面烧纸钱，一面哭诉，一个五六岁瘦骨如柴的男孩，拄着根哭丧棒站在妇人身边，畏缩地瞪着眼睛。这凄惨的情景，使赵清阁禁不住走过桥去，向船夫打听，得知这妇人在生计艰难的关口死了当家人，这对她说来就如同塌了天！妇人安葬了死者，牵着孩子在枢棚前叩了头，哭着上了船。船驶远了，“未亡人”依依不舍地立在船头眺望枢棚。那枢棚前的纸钱灰烬随风飞扬，四周回复了黄昏时的寂静。赵清阁目睹这一切，心情又难过又激动，她提笔速写了荒草丛中新搭的枢棚。但她觉得这是一张空洞的画稿，于是把它撕掉了。但打浦桥的惨剧仍在她的心中索绕，不久，便写下短篇小说《打浦桥》，后来收在她的第二个短篇小说集《华北的秋》里（1937年，上海铁流书局）。
小说发表后，赵清阁感到打浦桥边受伤的心仍然得不到平复，她觉得只有把那时的情和景抒写无余，把文字变成生动的画面，她才能得到满足，她认为小说局限了艺术形象的生动化，从此，便产生了写电影文学剧本的欲望。
为了给“天一”电影公司写宣传稿，赵清阁经常到摄影棚看拍戏，有时帮助导演做场记。一天夜里，著名剧作家洪深来这里导演戏，他向演员反复讲解剧情，分析角色，这使赵清阁受到启发，明白了电影所以感人，是剧本的艺术形象经过再创造，使之更深刻、更生动地再现出来，于是产生了强大的感染力。这使她又一次想起《打浦桥》，如果将小说写成电影剧本，拍摄出来，纸上的艺术形象活生生地再现出来，那该多好！她把这个愿望告诉了洪深先生，并表示愿意向他学习写电影剧本，洪深答应了，还鼓励她不但要作一个专业女电影编剧，最好也作导演。这期间，她结识了欧阳予情、应云卫、陈凝秋、袁牧之、陈波儿、安娥、王莹等许多进步电影、戏剧家，从他们那里，思想上受到影响，文艺上学了不少东西。1979年2月，赵清阁写了一篇名为《我怎样从写小说到写电影剧本》的创作回忆录，载于香港《海洋文艺》（1981年3月号《艺谭》转载，题为《我喜爱电影文学》），生动地记述了她转向写剧本的过程。
1935年，在赵清阁即将毕业的时候，美专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西画课堂上，一位生病的女模特儿发着高烧，一动不动地摆着姿势由学生画她，由于时间太长，她颤抖了起来。这时一个贵族娇小姐不耐烦地叫嚷起来，有的纨绔子弟便用擦炭笔的馒头块砸她的乳房和臀部。模特儿无法忍受身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侮辱，请假离开了课堂。她这一去就再没有回来，只把自己的儿女留给了这个黑暗的世界。后来，毕业作品展览会上，贵族小姐画的“女模特儿”经别人的帮助修改，得到展出。赵清阁看着这幅画，泪水夺眶而出，她知道，这位小姐的画和文凭是一条生命换来的！赵清阁平日目睹许多人间惨剧，这次又遭到使她的心灵最受刺激的事件，她的不平之气，终于爆发，愤笔疾书，写下了她文学生涯的第一部电影文学剧本《模特儿》。
“美专”毕业以后，赵清阁再回到开封，受聘在母校艺术高中教书。那时正值暑假，她写了些针随时弊的杂文，其中有两篇闯了祸。一篇是揭露一个军阀强行抢婚的事，一篇是抨击西餐馆用女招待变相卖笑。后一篇是从不尊重女性人格的角度批判旧社会，没想到这篇文章伤了当时的地方当权者，因为那个馆子是他们开的，于是政治迫害临头了。
一天深夜，几个军警借口查毒品抄了赵清阁的家，一封有名的“赤色分子”——田汉的信和《资本论》一类的书，成了罪证，连同日记都被抢走。第二天一大早，下着蒙蒙雨，又闯进四个军警，宣称赵清阁是共产党的嫌疑犯，把她塞进了车子，逮捕了。
在戒备森严的河南绥靖公署的军事法庭上，两边站着杀气腾腾的士兵。刘峙这个显赫的大官，居然亲自驾临，审问一个写了几篇文章的弱小女子！老师、同学、报馆编辑，都为她担忧，为她申请具保。反动派没有根据，又不释放。她在狱中艰苦地熬了几个月。最后多亏初中时代的陆老师，设法营救了她，他是一个革命的好心长者。
出狱后，赵清阁好不容易甩掉盯梢的特务，又回到上海。上海女子书店经理姚名达聘她担任总编辑，兼任《女子月刊》编委会委员。
监狱冷酷的生活折磨了赵清阁的身心，她患了初期肺病，思想也消极起来，这是她生活道路中的低潮时期。
三
“七·七”事变爆发，“那时在灵魂深处我被燃起了光明的火把，整个中华民族为历来对日本仇恨而抑郁的心都开始奔放了！没有人不是自然而然地站到一条战线上来，为同一'抗敌'的目标而奋斗，没有人不怀着最大希望，与胜利的信念。”这是赵清阁1938年在散文《汉川行》中的一段回忆。是抗日战争的烽火又把她带进了新的天地，虽然贫病交迫，但找到了生命的积极意义，生活、创作都发生了巨变。
这年2月她来到武汉，参加了新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为华中图书公司主编宣传抗日的《弹花》文艺月刊（后来又主编《弹花文艺丛书》，出版过老舍、洪深、欧阳山、安娥、陈瘦竹等作家的作品）。7月，武汉吃紧，为继续办好《弹花》，她不得不乘船离别武汉，奔赴大后方重庆。《弹花》第一卷六期、第二卷一二三期上连载的她以“赵天”为笔名写的散文《汉川行》，描述了这段艰难的漂泊生活。她写道：
一周前还和王莹再三的声明：无论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