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梦想着青春和幸福。但生活给她带来的是什么呢？情人是一个粗暴的人，她还没有过门就怀了孕，受到母亲和同村妇女们冷言冷语的嘲讽。嫁过去之后，丈夫嫌她和刚出生的女儿拖累自己，竟把不满一个月的小金枝活活摔死了。还有一个贫农家的少妇月英，本来是村里最美丽、性情最温和的妇女，因为患了瘫病，成了丈夫的累赘，不给她饭吃，不给她水喝，下身腐烂了、生了蛆虫，整天不停地呻吟、哭叫，就这样活活地烂死了。作者通过对她笔下三个人物的命运的描写，把北方贫苦妇女的悲惨遭遇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启发读者去憎恨黑暗的现实社会。第十一节“年盘转动了”至第十七节“不健全的腿”，写的是“九一八”事变后，宣称“王道”的日本军队的铁蹄，踏进了这个小小的村庄。受着地主阶级残酷压榨的广大农民身上，又直接地压上了一座帝国主义的大山。是驯眼地作亡国奴，被杀害、被掳掠、被强奸呢，还是挺身而起，进行反抗呢？在作品的后半部，萧红运用一般女性作者难于驾驭的雄健的笔锋，描写了这些被压迫的农民，逐步走向觉醒，起来斗争的故事。他们的亲人被枪杀了，他们的邻人被掳走了，村中的寡妇多起来了，妇女们被奸污了，连鸡都抢得不剩一只了。就是这些受苦受难的农民，他们白天看着宣称“王道”的破旗，夜里秘密地组织起来。多灾多难的王婆倔强地站起来了，她在窗外给秘密团体站岗放哨。赵三成了义勇军的秘密宣传员，白天黑夜地走门串户。东村的一个寡妇把孩子送回娘家投奔义勇军去了。就连那个胆小怕事、一辈子守着一只心爱的山羊过日子的跛足二里半，也告别了老山羊，跟着头领参加了义勇军。作者用了不少篇幅，描绘人民宣誓的日子，用悲怆的气氛，烘托出人民要求抗战到底的决心。
《生死场》是三十年代最早出现的抗日小说之一。它的出版，是鲁迅先生关怀和帮助的结果。1934年10月初，住在青岛的萧军，开始给住在上海的鲁迅先生写信。10月底，因为好友舒群被捕，两萧仓促离开青岛至上海，在拉都路福显坊的一个亭子间里住下后，与鲁迅先生开始频繁的通信往来。11月30日，萧军、萧红在内山书店第一次与鲁迅先生会面。之后，萧红的创作、生活等事宜，就都得到了鲁迅先生的关怀和帮助。萧红把《生死场》的手稿交给鲁迅，鲁迅先生认真地对此稿进行修改之后，又及时介绍给黄源，建议在生活书店出版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但是，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书报检查制度极其严格，《文学》杂志虽然愿意发表，还必须先送到控制文化的官僚衙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去审查。这些文化刀斧手们，在把书稿扣压了半年之后，作出的结论是：不准出版。他们对侵略者奴颜婢膝，对自己的同胞和进步作家却露出如此专横凶恶的嘴脸，他们的行径，激起了鲁迅的愤怒。为了支持反映抗日斗争的文学作品出世，在鲁迅的安排下，《生死场》终于作为“奴隶丛书”之三，于1935年12月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并亲自为它写序。萧红自己为书皮作了一幅封面画，画的是一幅中华民族的版图，在东北三省部分被一条直线粗暴地截开，宛如一支利斧劈断了一样，象征着东北三省正在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与摧残。
从写作技巧方面看，《生死场》虽然比几年前在哈尔滨创作的短篇小说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也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正如鲁迅先生在《萧红作〈生死场〉序》里很委婉地指出的：“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除去人物性格不够鲜明之外，结构有时也显得松散和不完整。但是，这部年轻的东北流亡作家创作的作品，却填补了当时上海文坛抗日题材小说的空白，它使上海及大后方的读者们，了解了东北人民的苦难与斗争。正如鲁迅所指出的：“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鲁迅《萧红作（生死场）序》）。每一位热爱祖国的读者，读了它，都会对东北同胞产生深切的同情，同时产生一种奋起斗争的愿望。正因为如此，这部抗日小说一出版，就立刻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轰动。正如许广平后来所说的，《生死场》的出版，“给上海文坛一个不小的新奇与惊动，因为是那么雄厚和坚定，是血淋淋的现实缩影。而手法的生动，《生死场》似乎比《八月的乡村》更觉得成熟些，每逢和朋友谈起，总听到鲁迅先生的推荐，认为在写作前途上看起来，萧红先生是更有希望的。”（许广平《追忆萧红》）在艺术手法上，《生死场》也别具一格，虽然它有上述的不足，却也有着自己的特色；它以“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鲁迅《萧红作〈生死场〉序》），运用类似散文那样铺开的写法，在笔法上显得从容不迫，潇洒自如，然而同时它又有一根贯串其中的线索，引导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和人物性格的展开，这就形成了萧红小说的独特的艺术风格。
上面说过，《生死场》完稿后，曾经送到国民党中宣部书报检查委员会去审查。在等待审查的过程中，在鲁迅先生的安慰与鼓励下，1935年1月，萧红又写出了短篇小说《小六》，5月完成散文集《商市街》，在写作《商市街》的前后，又写出《过夜》、《初冬》等散文。短篇小说《小六》向读者讲述一个贫苦的孩子小六的故事，从这篇小说的题材看，萧红仍然沿着她早期开辟的创作道路，严肃地前进着。小六和双亲过着穷困的生活，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父亲，经常用殴打妻子的方式来发泄心中的郁闷，小六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他的心情黯淡而绝望。萧红的字里行间，对这个受苦受难的孩子，怀着敏感的同情。连鲁迅都称赞这篇小说“充满着热情，和只玩些技巧的所谓。'作家'的作品大两样。”（鲁迅1935年2月9日致萧军、萧红信）
《商市街》是一部自传型的抒情散文集。在写作这部抒情散文集的时候，她和萧军在鲁迅先生的帮助和接济下，已经开始过上了比较安定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她又回忆起了与萧军在哈尔滨时期度过的那段穷困艰苦但是趣味盎然的生活。散文集《商市街》共收散文四十一篇，内容全都是她与萧军两人在哈尔滨那段生活的实录。她以女性作者特有的敏锐、细腻的心理，重新感受这种生活的种种细枝末节所带给她的苦痛和欢乐。她以一种十分动人的坦城的态度，叙述了她对于饥饿、寒冷、贫穷的感受与忍耐，她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所感觉到的孤独、愤恨和无聊，以及她可悲的处境在自己精神上刻下的伤痕和影响。她在描绘自己处境难堪的时候，往往是用内心感受来表现，因而常常揪紧读者的心弦。比如她在很多篇章中，都有对于饥饿的描写。她在哈尔滨的流浪生活中，长期受到饥饿的威胁，在《提篮者》这篇散文中，写了一个提篮卖面包的人对她产生的诱惑，写了“带来诱人的麦香”的面包怎样吸引她，但是“挤满面包的大篮子又等在过道，我始终没推开门，门外有别人在买，即是不开门我也好像嗅到麦香。对面包我害怕起来，不是我想吃面包，怕是面包要吞了我。”在《饿》这篇散文里，她甚至写到饥饿得实在难以忍耐的时候，想要去偷，“肚子好像被踢打放了气的皮球”，她对着空荡荡的屋子，发出了“我拿什么来喂肚子呢？桌于可以吃吗？草褥子中以吃吗？”这类令人胆寒的疑问，这种构思，真是奇特又有新意。在此前后写作的散文《过夜》和《初冬》，也是萧红过去生活的实录，写的是她与萧军在邂逅之前，度过的那段孤苦流浪的日子。她回忆了那段痛苦的境遇，以及她在那段难堪的生活经历中感觉到的孤苦与寂寞。这些自传性的、抒情性的散文，是萧红作品中写得最为成功的篇章。
鲁迅先生不仅支持萧红出版著作，待这些作品出版之后，还把萧红这位年轻的女作家，介绍给外国的进步文化人士。正如许广平后来在《追忆萧红》一文里所记述的那样：
人每当患难的时候遇到具有正义感的人是很容易一见如故 的。况以鲁迅先生的丰富的热情和对文人遭遇压迫的不平，更加 速两者间的融洽。为了使旅人减低些哀愁，自然鲁迅先生应该尽 最大的力量使有为的人不致颓唐无助。所以除了拨出许多时间 来和萧红先生等通讯之外，更多方设法给他们介绍出版，因此萧 红先生等的稿子不但给介绍到当时由陈望道先生主编的《太 白》，也还介绍给郑振铎先生编的《文学》，有时还代转到良友公 司的赵家壁先生那里去。总之是千方百计给这些新来者以温暖， 而且还尽其可能给介绍到国外。那时美国很有人欢迎中国新作 家的作品，似乎是史沫特莱女士也是热心帮助者，鲁迅先生特地 介绍他们相见了。在日本方面，刚巧鹿地亘先生初到上海，他是 东京帝大汉文学系毕业的，对中国文学颇为了解，同时也为了生 活，通过内山先生的介绍，鲁迅先生帮助他把中国作家的东西， 译成日文，交给日本的改造社出版，因此萧红先生的作品，也曾 经介绍过给鹿地先生的。从这里我们可以得知萧红先生的写作 能力的确不错，而鲁迅先生的无分成名与否的对作家的一视同 仁，也是使得许多青年和他起着共鸣作用的重要因素。
在鲁迅先生的帮助下，萧红步入了上海的文坛。创作也如山中瀑布，奔泻而来。在此之后，萧红发表了不少散文和小说。如散文《索菲亚的愁苦》，短篇小说《手》、《马房之夜》，等等。《马房之夜》是萧红所作的短篇小说中唯一没有收进集子的作品，但却是最早被译成外国文字的作品，它在1936年5月发表于上海的《作家》杂志，1937年就被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