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逃避由母亲订的婚姻，她一连逃跑三次，但都被抓了回来。最后她只得扮演一次傀儡戏的主角，被人们用红轿子像绑票似的抬到婆家，拜了天地，但“爱情不能带有丝毫的强迫性，她是绝对自由的，不能强迫一对没有爱情的男女结合”。未婚夫是一位善良而深明大义的人，他们谈了好几夜。她过着家庭监狱的生活，但心是自由的，她忍受着暂时的痛苦，抱着奋斗到底的决心，利用应聘任教的机会，挣脱了封建桎梏，奔向长沙。
“我胜利了，虽然伤了母亲的心，惹起乡里人的辱骂，但我是非常骄傲的。”她忘记了痛苦，只觉得眼前是一条光明的坦途。“再见吧，故乡！不到我获得最后的胜利，永世也不再投向你的怀抱里来！”
但生活是无情的。一切都不是年轻的谢冰莹所理想的那样单纯、美好，生活像魔鬼一样跟踪着她，伸出魔爪折磨她。在长沙，她坐过牢，当过小学教员，受了比在家庭更多的刺激和痛苦。然而能够吃苦耐劳的谢冰莹，没有灰心，不断同恶劣的环境斗争。前途茫茫，但她必须离开湖南，矢志以赴，于是由汉口乘船到了上海。在那里，孙伏园热情地欢迎、接待了身上只有一元多钱的谢冰莹。而十天后的一大早，当她铺开稿纸继续写那篇未完成的《血痕》时，一群巡捕冲进她的房间，无缘无故地逮捕了她。
谢冰莹如堕五里雾中，不知犯了什么王法；在黑暗、潮湿的牢房里，过了五天没有饭吃，也不提问的莫名其妙的痛苦日子。后来经过孙伏园的营救，才保释出来。原来她住进了绑匪的家里，房东事发后，她受累被铺，差点丢了性命。在狱中，她失掉了行李、书籍和几篇呕心沥血写出的稿子。此后，囊空如洗的谢冰莹，衣着褴楼，忍饥挨饿，只能以卖文为生，作品散见于当时的《时事新报》和《申报》副刊。
在上海的艰难岁月里，她始终感谢孙伏园对她的真诚同情与帮助。正在主编《当代》的孙伏园，希望她考大学，愿意亲自去交涉，以使免收她的学费，并完全负责她的膳费和书费。但素来主张自食其力，不想依赖家庭或朋友的谢冰莹，却想暂时去当工人，即使当丫头，倒马桶、拖地板也可以，等到有积蓄，再去求学。为了工作，当她正在苦闷中徘徊的时候，钱杏chun（阿英）关心地说：“这学校的教务主任，还有好几位教授，也都是文化界有名的革命者，你是女兵，进去可以免收学费；至于膳费和书费，可以靠卖点文章来补助它。”由于阿英的介绍，她考入了上海艺术大学中国文学系二年级，同时进去的还有她中学时代的朋友王克勤——当时的电影名星王莹。
谢冰莹像叫化子一样，过着穷苦潦倒的生活。在朔风袭人的寒冬，她连件棉袄都没有，这时候，王莹送给她一件。她回忆说：“这件破棉袄是我唯一的财产，白天当大衣穿，晚上当被子盖，我永远忘不了克勤，也永远忘不了那段忍饥受冻的生活。”
上海生活之苦，是难忘的，曾穷得四天没饭吃，连喝一杯开水的钱都没有。那时《从军日记》快出版了，她饿得实在不能忍受时，便跑到春潮书店向夏康农借钱。1928年《从军日记》出版的那天，她是何等快乐啊！“春潮书店的大门贴着一张用各种不同颜色写的鲜明又动人的广告”，丰子恺的女儿画的小兵骑牛的封面，拥挤的读者……这一切都使她兴奋。但饥饿之火烧着她的饥肠，催促她向书店讨要几块版税，而那位冷酷的会计，根本不同情她的处境。等到黄昏，居然拿到五元钱，回去不再乘三等车了。售贾员看她穿得破烂，就赶她到三等车去，而她拿出五块一张的钞票，忿怒地向他示威：“喂，找钱来吧！”
这时候，她学会了喝酒。她说：“一个人到越穷困的时候，对于金钱便越视为粪土……我只要精神痛快，物质生活哪怕再苦些也不能丝毫影响我的思想和意志，有钱时我分些给穷朋友，或者跑到馆子里大吃大喝一顿，或者买许多我爱吃的虾米、牛肉干、鸭胗肝和糖果回来，穷困时，就一个人跑到马路上喝西北风，躲在亭子间里喝自来水，或者索性蒙在被窝里睡两天，看看有趣的小说，以消磨可怕的长日。”她还说：“虽然这样穷苦，但我这副硬骨头始终不屈服，不向有钱的人低头，更不像别人认为女人的出路是找个有钱的丈夫。饥饿只有加深我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只有加强我生的勇气，从此我要奋斗，为了自己，也为了万万千千和我同样在饥饿线上挣扎着的青年男女”。
上海艺术大学是在法国租界开办的学校，当时进步团体和学生的爱国活动都被侦探视为眼中钉，这个学校曾三次遭搜查，最后一次谢冰莹险些被捕，学校被迫解散。这时，她接到三哥的汇款和信，要她去北平投考女师大。但她犹豫，矛盾，不愿意离开这个文人荟萃之地；她觉得上海是文人的摇篮，亭子间的生活再苦，但不受别人限制的生活是自由的、痛快的，那里的一切是活跃的，进步的，她爱这所“社会大学”。但在1929年“五一”劳动节那天，她终于登上了北上的海船。到了北平，最初住在河北省妇女会，一星期后搬到《民国日报》和小鹿（陆晶清）合编副刊，只有两个月，便被禁止出版，她又回到妇女会去住，准备考学。在女师大的考试中，百分制，她的地理只得了四分，而已在考卷上她还责备出偏题的教员，录取本来是无望的，但经过文学系主任黎锦熙教授的力争，她才走进学校的大门。
她必须一面读书，一面教学，一面写作，否则是无法养活刚生下不久的女儿（名符冰，小名小号兵，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被迫害致死于北京中央戏剧学院的工作岗位上，时年三十六岁）的。教学任务重，每周十二小时的国文，每次改作文九十多本，几乎每晚都是12点前改卷子，12点后，进行写作，她“像一只骆驼那样负着重担在沙漠里挣扎着前进”！那时她的文章牢骚盛，大报副刊不敢登，劝她写“软性”的文章，她拒绝了。只有一家小报欢迎她的稿子，当时她用许多笔名，如芷英、紫英、乡饱老、英子、格雷、林娜等，而从不用她正式的笔名冰莹（另外她还用过兰如、南芷、刘滢、无畏、碧云、小兵、芙英等笔名）。
做了母亲后，她的生活是艰苦、不幸的。她的丈夫是北伐时的同学——一位年轻诗人——符业奇（符号）。一柔一刚，方能构成一个世界；而两个性格刚烈者，终难成为一个永久的和协。也许他们都还年轻，也许由于误会，他们的感情产生了很深的裂痕，致使她多次想悬梁自杀，但理智和女儿的微笑，使她冷静下来，取下套在颈上的绳子。至今，符号仍颇怀念她，有诗为证：
苦心孤诣称鸣妹，诉罢离情诉爱情。色即是空空是色，佛门听取断肠声。知君焚稿了前缘，中夜椎心忏旧怨。劳燕分飞天海阔，沈园柳老不吹绵。
而她对我说：“我们俩当时并无大矛盾，是历史或命运把我们分开的。如果他现在给我写信，我会回信的。”
谢冰莹先是住在西单小口袋胡同。符号被捕后便搬迁到石驸马大街内授水河二十二号。她积极地参加左翼文艺运动，是北方左联的发起人之一（笔者按：据谢冰莹给我的信与1993年7月13日在美国旧金山访问她的笔记与录音，她否认自己是北方左联成员），与潘训（漠华）、杨刚等人过从，是孙席珍家里的常客，还曾把女儿寄养到孙家。谢冰莹有正义感和进取心，为了北方左联的工作和参加几次进步戏剧的公演，还因为主编过一个妇女月刊，竟被国民党当局视为罪犯，上了黑名单。当时，社会是残酷的，白色恐怖像张牙舞爪的魔鬼到处游荡。得到要逮捕她的消息后，只好当晚就乘津浦车南下，不得不失掉了就要到手的女师大的毕业文凭。为她筹备旅费，朋友们当掉结婚戒指和棉袄，孙席珍夫妇特地赴车站给她送行。她，又开始了流浪生活。“社会太残酷了，它不让一个纯洁有为的青年去发挥他的能力，处处于优秀的青年以严重的打击，一直到使他们无法生存为止。”
由南京转赴武汉，把孩子交给符号的母亲，在那里，以笔杆劳动，换取生活资料。但她逃亡的消息很快传到武汉，为了不出麻烦，只好到湘江对岸的岳麓山的昆涛亭隐居起来。这里很美，但面对湘江升起的太阳和那清溪里自由跳跃的小虾，却温暖不了她那颗被悲痛和凄凉紧紧蒙着的心。她想到死，想让青风峡里血红的枫叶为自己盖棺，但为了光明和孩子，理智又一次主宰了她，又开始了写作。在这段不太长的日子里，她经过无数次感情与理智的剧烈斗争，终于从苦海中拔了出来。“一个青年，尤其是一个富有战斗精神的女性，她不但要和万恶的封建势力奋斗，而且要和妨碍自己事业、容易消磨勇气的爱情奋斗！世间有比爱情重要万倍的事业待我去做……”她想，做人不能对不起良心和社会。回到家乡，她同母亲见了一面之后，下决心到上海寻找新的出路。
四
1931年仲夏，她在上海江湾幽静的黑房一子里，不停地构思小说里的人物，废寝忘餐地写作；那时，她一天能写一万三千字，仅用了不到三个星期的时间，就写成了《青年王国材》和《青年书信》两部稿子。《青年王国材》是她生平第一次用第三人称写的长篇小说。“在动笔以前，并没有写出大纲和人物表来，只把整个的结构大略在脑子里构思了一下，以中学生为题材，内容描写一个好出风头，谈恋爱的学生，和一个埋头苦读的学生，两种不同的生活。人物是从我教过的学生里面挑出来的，把好几个人的优点，集中在王以仁的身上；把好几户人的缺点，加到王国材和女主角梅英的身上，就这样，我不分昼夜地埋头写作，不吃饭，不睡觉。有时买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