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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进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科，在打球、跳舞、滑冰、练体操之余，还约同学办诗社，热心于文学创作活动。1923年她以优异的成绩，带着一颗因初恋受伤的悲凉的心，从女高师毕业走上社会，曾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女子部当训育主任和体操教师。这时，另有一个青年——高君宇，突然闯进了她的生活。他是评梅的同乡，是她父亲的学生。“五四”运动时，他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代表，是邓中夏的战友，李大钊的学生。1920年9月，他当选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1922年1月，他同王尽美等人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他又参加了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1923年，他是“二七”大罢工的领导人之一，翌年又同李大钊、毛泽东一起，以共产党员的身分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他是共产党早期的活动家之一。高君宇还是个诗人，有不少作品。评梅和他很友好，他对评梅有火一般的恋情，但她却迟疑不决，难下决心。待到高君宇因得不到她的爱，肺病日益严重，于1925年3月悲伤而死，她才大梦忽醒，这时感到自己失去了一颗无比珍贵的心，悔恨无已，从而毅然把一颗赤心，无保留地送给死去的高君宇。
评梅把年仅二十九岁的高君宇的骸骨送到陶然亭，埋葬在他生前选定的锦秋墩下，用白石砌成长方形墓，正中竖了一座尖锥形的四角石碑。石碑上是评梅手书的题词：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
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
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这是君宇生前自题像片的几句话，死后我替他刊在碑上。君 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 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
评梅
从此，在乱坟调垒，荒寒寥瑟的陶然亭湖畔，无论风晴雨雪，常常看到她的身影，她的泪水浇绿了手植在墓旁的翠柏青松。
一首首，一篇篇深情悼念的诗文，弹拨出她的悔恨和思念：
狂风刮着一阵阵紧，
尘沙迷漫望不见人；
我独自来到荒郊外，
向累累的冢里，
扫这座新坟。
秋风吹的我彻骨寒，
芦花飞上我的襟肩，
一步一哽咽，缘着这静悄悄的芦滩，
望见那巍巍玉碑时，我心更凄酸！
狂风刮着一阵阵紧，
尘沙迷漫望不见人；
几次要归去，
又为你孤冢泪零！
留下这颗秋心，
永伴你的坟莹。
——《扫墓》（载《妇女周刊》纪念特号）
这样哭了三年，她的泪干了，这出悲剧的主人公于1928年7月30日因脑膜炎绝症，急急追踪而逝。在长寿寺停柩一年后，朋友们和一些学生送她的骸骨到高君宇身旁殡葬。这天——1929年10月2日，赶来送葬的还有许多相识和不相识的人。朋友们在她的墓石上勒下“春风青家”四个篆字。
“质本洁来还洁去，一杯净土掩风流。”年仅二十七岁，风华正茂，饶有才能的女作家石评梅，就这样离去了。但她还活着，她活在高尚的爱情中，“看满天繁星，听萧萧芦苇，她生前所赞美的陶然亭静夜的神秘景象，都归她一人去享受了。不，君宇墓近在咫尺，这时候他俩当是偎倚着，微笑着，在度他们生前未度过的甜美生活。”
她活在朋友们的怀念中。
评梅的死耗，传到当时正在南方过着地下流亡生活的孙席珍那一里，他非常感伤和惋惜：“她虽不是一位了不起的文学家，但她对于文学的勇敢和努力，在落寞的文园里也算是个难得的女作家。她的死，不但是北方文坛的损失；夸张一点说，也是中国文坛上的损失，中国文坛上的女作家又弱一个了！”（1929年《真美善》女作家号：《女诗人评梅》）
孙席珍是评梅的诗友，他们在北京相识，“情同姐弟”。那时他正半工半读，白天在北京大学学习，晚上在（晨报副刊》工作，与赵景深、焦菊隐、于毅夫、蹇先艾等组织绿波社，负责编辑《京报·文学周刊》，其间常在北京、上海的报刊上发表诗歌。对于评梅的为人，他说：“她性情很活泼，但是不涉浮躁；富于感情，而尤重义。”他还回忆起这样几件事：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即北京女高师的改称）风潮发生后，“她只要一提到这事，就会无限伤心，每次见了她的同学的面，总是禁不住捶胸痛哭。她一星期中总要到女师大去看几次的。她说女师大是她的娘家，女儿虽然嫁出去了，娘家的事情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如今娘家给强盗狗贼们糟蹋到这步田地，怎么不叫她伤心彻骨呢？”
“去年春间（1927年），我客居在江城。有一位某女中学的校长因打算单请她来当教务主任，要求我代为写一封请托信。我喜欢庐山和鄱阳湖的风景的，便给她寄了一封信去，那时我因到安庆去，所以只约她到江城来，并不要她回信。后来从另一位朋友处得知，她因为北京方面已订了约，为重义的关系，一时不便离开。她并要我常常给她写信去，相期于新秋时节的庐山聚首。”（以上均引自《女诗人评梅》）
评梅生前最好的同性朋友是陆晶清，她们同在女高师读书，陆晶清学的国文科，年龄比评梅小。凡她们的朋友都知道，她俩是一对同命运的小鸟。她们的交好逾乎普通友谊，她们能互相了解到彼此隐藏在心底的苦情，她们曾约定了要相伴着、相慰着，走完崎岖的生命旅途。她们不仅是生活中的姐妹、伴侣，也是文学事业上的并肩战友。她们曾一同继北大学生欧阳兰之后，编辑《京报》附印的《妇女周刊》，大约在1926年还一起用“蔷薇社”之名，编过《世界日报》的周刊之一——《蔷薇周刊》，那时评梅住在西城辟才胡同南半壁街十三号。
高君宇去世后，评梅完全走上了悲惨的道路；那时候，陪她痛哭，能安慰她，使她得到刹那间快乐的只有陆晶清。陶然亭那块地方，不惟在评梅的生命里占了重要位置，就是陆晶清也是永远忘不了的。她们曾经在那里洒过不少热泪。有一年元旦，她俩去看高君宇，因为彼此心里都难过，“酸泪冻成冰柱，一条条凝结在君宇坟前的白石碑上。”
评梅去世时，陆晶清正在南方流浪，听到噩耗，她茶饭不思，日夜兼程赶回北京，亲自料理评梅的丧葬，安慰远在平定山城的亡友的老年父母，并整理出评梅的日记遗稿拿到上海印行。“蔷薇社”还专门刊行了《石评梅纪念册》。
评梅的好友还有著名女作家庐隐，她们也是女高师的同学。为了怀念评梅，她把评梅在女高师的一段真实生活经历，写成著名的长篇小说《象牙戒指》（盛京书店出版），其中评梅和高君宇为主人公外，涉及到的真人还有陆晶清、作家自己、高长虹、于赓虞、吴天放、向培良……
今天的读者知评梅者无几，然而老一代，怀念、追忆她的还大有人在。女作家颜一烟就曾不只一次的满怀敬爱思念之情，向我述说过她的中学老师石评梅。
解放初期，周恩来游陶然亭，曾经到评梅和高君字碑前凭吊过，表示了对亡魂的忆念。1956年6月3日，他审查北京城市规划总图时，看到陶然亭，便讲到这一对墓碑，说：“革命与恋爱没有矛盾，留着它对青年人也有教育。”
十年灾难，天地翻覆，举国没有一块平安的土壤，这对石碑也在劫难逃，荡然无存。现在国家正拟修复，终于又到了记起它们的时候。
石评梅是个有才华，肯努力，有成绩的女作家。她的一生如朝霞、春花、流水、行云，来去匆匆。
文坛上曾有过一个小星，一个过早陨落的星，然而她确实存在过，发过光……
1981年4月二稿
1995年3月27日修订
罗淑
马小弥
罗淑原名罗世弥，偶用笔名石每，1903年12月19日生于四川成都。她的父亲罗树屏原籍直隶，是个屡试不第的读书人，清末在四川绵竹县做过县令邹某的钱粮师爷。邹县令去世，罗树屏把家搬到成都。罗淑的母亲是罗树屏的继室，1899年生长子世安，四年后生罗淑，之后又生了两个儿子世仪和世泽。
辛亥革命前后，四川社会动荡不安，军阀混战，兵变迭起。罗村屏遂于1912年在简阳县城北盛产井盐的老马湾买下一处宅子，十来口盐井和一处与住宅相连的熬盐的灶房，举家迁到乡下，这时罗淑已经九岁。
老马湾面对沱江，背靠蜿蜒的丘陵，是个方圆不过数里的山坳。自从清嘉庆年间这里发现了盐，吃“咸水饭”的人就一天多似一天了。罗家迁到这里的时候，老马湾里已是井杆林立，大大小小，有十来家灶户，百多口盐井。盐，到处都是盐。空气里整日弥漫着一股酸腐的卤水味道，树皮发黑，地里的庄稼稀稀拉拉。临江有个运盐的船码头，一座石头砌的坚实的吊脚楼，叫作“公垣”，是盐务局的税卡，也是盐仓。各家灶户每天生产的盐都必须送到这里集中存放，由盐务局的人过称抽税，然后才能卖给盐贩子。每次开仓放盐，码头上人头攒动，岸边挤满运盐船，邻近府县的盐贩子为了几斤“敷水”的好处，常和盐务局的师爷争吵厮打。在山间小路上往来奔忙着为灶户背煤、挑盐、割草的零工，沱江边的浅滩上印满了纤夫的脚印。
盐井开在山坡的高处，所谓盐“井”，可谓鬼斧神工。井口不过汤碗大小，却有数十米深，由粗大的楠竹筒对接，用桐油石灰密封做成井筒。每口井日日夜夜总有一个面黄肌瘦、短手短脚、十一二岁的小老么，驱牛绕着木制的轮盘转，把盐水车上来，再由筒匠把盐水翻倒进地盆。盐水通过埋在地下的桶竹筒，汩汩地汇入半山坡盐灶房的那四口大锅，一次能熬出上千斤白花花的盐来。这盐不含氯化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