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杯子只有先空才能装新水，'空'是新生的开始；再比如人生的快乐里有痛苦，痛苦里也有快乐，这很科学，很辩证。其实，佛学不是与世无争，什么都不做，佛学有着积极的哲学意义。不过，我不会变成教徒。但它将影响我的创作。”说到人生，她说就怕人生什么都没有。“人生不会一帆风顺。幸福与否，是自己心理上的自我反映。人们都看我幸福，实际上我过得并不幸福。人生根本是很难幸福的。太无情的人，对人生是冷漠的；太平常的人，没理想，很知足，这就是幸福吗？七情六欲都有的人，精神要求太高，更难幸福——写文章的女人都有这种痛苦。搞文学的女人是另外一种'动物'。文学女人是不会幸福的。绝对的幸福是没有的。人生在世，不能不愉快地接受这种实际。对女作家来说，这种不满足、空虚便能产生灵感和创作的原动力，多愁善感，一个树叶落下就会想到宇宙。最近我写了一些关于文学女人的文章，从感情、爱情、生活、精神与物质诸多方面深入分析文学女人这种特殊的'动物'。”她举例说，李清照代表文学女人的浪漫潇洒，与丈夫不只是夫妻关系，也是朋友、情人、爱人，所以丈夫死后，她不能冲破情关，专一执著地守寡终生。萧红属于另外一种文学女人，她一直生活在爱情的苦海里，不顾世俗，坚持追寻，至死也不放弃爱情。留美女作家吉铮，她是自己挖坑自己跳的悲剧人物，一直生活在初恋的梦幻里，总是把感情留在初恋阶段，当多年后重遇初恋情人时，时过境迁；幻想破灭，空虚、痛苦，闯不过情网，逃不出情劫，最后自杀。三毛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家，她把荷西视为神一般的永生恋人，他们的爱情是完美的，这使一般爱情显得平凡，她的自杀只能如此解释。文学女人太美化人生，也太期待爱的不朽，这就是文学女人感情弱点的悲剧……赵淑侠说，她这类文章已于1992年由台湾九歌出版社结集出版，题名为《文学女人的情观》。1995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她的《阿尔卑斯黑发》。
谈到创作，她说《赛金花》之后，她感到很累，这可能与年龄、精力及这些年写作的疲劳有关。“我六十多了，往后看路很长，往前看路很短。在大自然中，人是很软弱的，人们常说'人定胜天'，我看一定胜不了。我是'欧洲华文作家协会'首任会长，还有别的应酬，杂事太多，精力有限。得培养年轻人，这是把华文文学发展成世界文学的大事。所以，我要在适当的时候交班。我回去还写我的小说，写长篇，写抗战——站在全体中国人的立场上来写，通过普通的中国人来写。另一部小说用禅学意识写人的命运、机缘、时间对人的无情杀伤力。带有哲理性的杂文、散文我不会放弃，将永远写下去。”谈到诺贝尔文学奖时，赵淑侠认为，在中国，目前还不会有人得奖。“你不能不佩服马尔克斯，读了他的《百年孤独》之后，再读我们许多人的作品，就像是看小儿书。那才是真正的深刻、含蓄、独到，不能不承认人家是巨匠、大手笔……所以，如果我们真不行，就别争！不过我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赵淑侠，是一个奇迹。她的创作在华文世界具有一种先锋性。她集家庭主妇、作家、社会文化活动家于一身，洗衣，做饭，写作，开会，演讲，座谈，跑遍了欧亚美三大洲，到处为留学生、华人演讲，主持座谈会，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文化，为家庭、社会、文学、中国文化的“推广”、增进外国对中国的了解、东西方文化和感情的交流做出了贡献。她曾是欧洲华人学会第三届理事会副会长，瑞士作家协会会员、国际笔会成员；她的已被译成德文出版的两本小说《梦痕》、《翡翠戒指》及正在翻译的小说《我们的歌》，为她从无人理睬到进入西方文化“市场”打开了绿灯，她的耕耘有了结果，她的汗水没有白流。
对文学，她的狂热和执著，将继续下去，她的创作将以新的思想艺术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
十几年来，赵淑侠去台北也去北京，凡有中国人的地方都有她的笑容，大家都唱“我们的歌”。她到故乡游览，探亲，访友，溜大街，看行人，听京戏，逛书店，作讲演，吃小馆于，亲切，温暖。岁月流逝了，带走的是恶梦。她愿意像春风一样，在故国游荡，在明月下，朝阳里，自由呼吸。
空间和时间，也许同历史一样具有生命。从出生，逃难，成长，战火，灾难，孤独，寂寞，委屈，工作，出国，结婚，生儿育女，写作，成名，风风雨雨，五灾六难，坎坎坷坷，说不尽道不完的人生慨叹，但是，赵淑侠明白——“我的根，深深的栽在自己的国度里，在以往的那些个年月，四川也好，沈阳也好，南京也好，台湾也好，反正都是中国，空气里飘浮着同样的泥土气味，走在街上的人和我生着同样的黄皮肤黑头发，说着由同样文字化成的语言，流着同样的血液，我们同属于那块土地，我们有着同一个祖先，同是中国的儿女……”
赵淑侠，这位文学上的独行客，把自己比作从撒哈拉大沙漠吹来的黄沙，风一来，就会高高扬起。“除了做中国人之外，我永远无法做别的什么人。”
赵淑侠，属于我们中国，也属于世界……
1992年11月25日
1995年1月30日修订
于梨华
白舒荣
第四支古老遥远的《苏武牧羊》使他尖锐的忆起他小时，母亲在灯下一面缝衣服，一面哼'……北海边，雪地又冰天……梦想旧家山……'，他坐在一边，一面听，一面做功课的情景。突然，手指挡不住，掌心里不住的眼泪匆促地奔流下来。
——《又见棕榈，又见棕榈》
在崇美风气盛行的台湾，很多青年人把留美当做生活的追求和前途的寄托，千方百计，远涉重洋，背井离乡，踏足美国。这些留美的中国学生群，有着大致相同的经历和苦恼：学习的艰苦搏斗和学成后无所归依的怅惘寂寞。中国大陆的政权改变了，台湾局面太小，美国又不是自己的祖国，即使自己做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除了名利之外，别无所得。因此，他们往往怀着强烈的“思乡病”，觉得个人在异乡就像浮萍一样，找不到可以扎根的土壤。美籍华人著名女作家于梨华，把这类乡愁病者称作“没有根的一代”。她即以描写这“一代”人的生活和思想蜚声文坛。
“文化大革命”之后，渡过解冻的太平洋，“没有根的一代”中，寻“根”的光明使者翩翩而至。于梨华，这位根在祖国的远方飞鸿，也曾多次来归。她那用积蕴的怀乡情丝编织成的精美作品，日渐为我们所熟悉、叹服。
于梨华与同根生，同肤发，并传统的我们是同胞姐妹，和我们这样近；天苍苍，海茫茫，生活在地球两面，却又如此遥远。但从其大致的经历和主要作品，犹可看出她的为人。
一
1953年初，一个黑头发，黄肤色的中国姑娘，告别了相依为命的父母和温暖的家庭。她像一只小鸟，翅膀硬了，到了自己奔前程的时候了。一点点离愁，沉甸甸的两箱衣服，到“黄金国”独自“打天下”的雄心……这是她当时的全部财产。
坐在飞机上，她的心一下子提得老高，等待她的是什么命运呢？身在海轮，又有一种脚踏实地之感。大海忽而平静，忽而咆哮，喜怒无常，但毕竟是在地面上，比高空多少有点安全感。香港、横滨、东京、檀香山……异地异国新奇的风光，在她对未来前途的一则喜，一则忧的思虑中，恍恍惚惚掠过。
目的地是三藩市（旧金山），寄居处是相识而不相亲，比陌路人强不了多少的一个犹太人的家。她进了三藩市的初级大学选修英文听读、英文会话、速记、打字。不久改入加州大学洛杉矾分校研究院。本来她一心要进美国文学系，却因为英文不过关，成了新闻系研究院的学员。
在新闻系她遇上了一个对手，有个比她高班的日本女同学，英文很好，曾以一篇叫《日本花园》的英文小说，得过米高梅第二奖；那个东洋女很看不起这个中国女孩子，经常修改她写的新闻稿。平生要强，不肯服输的她，怎能甘拜下风。“她能写，我为什么不能写？”她下决心要参加米高梅文学创作奖的竞选。所谓米高梅文学创作奖，是好莱坞的米高梅公司老板之一，山姆·高德温先生，为提携青年有才气的作家，在加州大学洛杉矾分校设立的。凡是分校学生都可参加竞选，作品不论诗歌、电视剧、电影剧、还是短篇小说，只要是创作性的都可以。
她没有告诉任何人，私下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内容是叙述一个年轻女孩，从汉口到重庆去寻找几年前抛家出走的父亲。在重庆郊区，她假作应征的女仆，进入她父亲及另一个妻子的家，逐渐让父亲认出她的真实身分，进一步动之以情，当父亲偕她返回汉口家中时，她的母亲在忧伤担心中已过世了。
这篇题名《扬子江头几多愁》的小说，与八十多件其他稿件一起竞选1956年的米高梅文学奖。竞选揭晓，众多的外国对手，都惊得目瞪口呆。当高德温先生亲自授给这个中国姑娘首奖的奖金和金牌时，于梨华这个名字，第一次引起了海外文艺界的重视。
二
祖国的江南，山清水秀，风光旖旎，人才荟萃。浙江镇海县是于梨华的祖籍。1932年1月5日（阴历十一月二十八日），她出生在上海一个书香之家。她父亲在光华大学教书，曾经留学法国，在光华教化学和法文。如果不是因为时局不宁，她全家不会迁回祖籍，她的父亲不会失业，用不着带着儿子到几十里的亲戚家告贷，儿子得了重病也不至于死亡。
一家人要吃饭，要活命，剩下的四个孩子是父母的安慰，也是沉重的包袱。她父亲四处奔走，终于由熟人介绍，在福建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