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淑侠终于如愿以偿…一学点什么。到瑞士后，为了生计，也由于自己没有学习纯艺术的绘画基础训练，于是便考取了瑞士应用美术学院，学习设计美术。毕业后在一家纺织品印刷公司担任美术设计师，专门设计女用衣料印花图案和彩色宣传广告。之后，她曾单独开业，持有美术设计师的执照，经营设计室，设计过一百七十多种实用美术图案，有的获了奖。当她喜得贵子之时，她辞去了一切工作，专门做家庭主妇。儿子给了她最大的快乐。“抱着他，我便觉得拥抱着整个世界，把已往失去的全补偿了。”赵淑侠说，“直到小女儿珊珊出世，我一直扮演着专业母亲的角色，除了养育我的孩子，管理家务，不作他想。写作，绘画全被我放下了。”至此，从少年时代酝酿的作家梦，一下子化成了阿尔卑斯山上的石头，变成已被风撕碎的飘渺白云，化为乌有……
在被人称为世界和平“天堂”的瑞士，也讲究“女子无才便是德”，一个女子在外工作是被人蔑视的。“一个结了婚又身为母亲的人，全副精力和时间都得放在家庭里。房子、院子、窗子、厨房的整洁程度，抚育孩子的方式，全有一定的标准。不合标准的会被认为是不称职的太太，甚至是又笨又懒的女人。”作为主妇，这些，她丝毫没有疏忽。她要努力像瑞士妇女那样，作一个贤妻良母。她有优裕的生活，但物质不是一切，精神才是人的支柱。在生活表层之下，自怜与抑郁的情绪困扰着她。乡愁，无法排遣，无法忍受的乡愁！失落感，自我放逐的忧伤，尤在夜深人静独自挑灯夜读之时偷偷爬上心来施展其各种刑罚，折磨人，蹂躏人。当她以古典音乐自娱时，生命和时间，就觉得更加难熬：“异国的深宵，悠扬的乐声，都会把我带引得脱离现实，依稀地回到旧日的自己。异乡游子对故土、对祖国和亲人无法遏止的思念之情像一面结实的灰色大网，把我整个罩住了。”尽管赵淑侠在异国那块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里努力制造故乡色彩——中国的书报，中国的音乐和艺术，教育孩子以做中国人为荣，关起门来过纯洁的中国生活，但耐不住乡愁缭绕，穿骨入髓地揉搓她那颗惆怅之心。
故国又醒文学梦
1972年，她带着一双儿女回到台湾省亲。她的故国之行纯粹为了与亲人团聚，绝非是游山玩水。那一次正值天气寒冷，阴雨连绵，“望着窗外的雨丝，多少前尘往事，便像走马灯似的在眼前转开了”……与父亲闲话家常，旧事重提，父女俩常常相对唏嘘；偶尔上街，“迷失”路上；与友话旧，蔓生隔膜……凡此种种，使得赵淑侠暗暗伤情：“我到底是谁呢？还是原来的我吗？”——“我的内心深处，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失落感，看出今天的自己已不是从前的那个我，十三四年的异国生活，把我变成了一个十足的陌生人。事实上，我的确是另外一个人了。出国前的我，软弱、多感、彷徨；今天的我，较坚定、成熟、有自己的人生观和做人的目标，外界力量不再那么容易伤害我……”“那次归国给我的感触是深切的、怅惘的，使我清晰地看到了许多问题，做个终生的异乡人是什么滋味？什么心态？得到多少？失去多少？而最使我感到震撼的，是岁月的无情'天演力量的不可抗拒，当年那么年轻的我，怎么就变成中年人了呢？多少游于不是都这样的在异国把青春荡尽吗？”
赵淑侠在台湾看到的是国的变化，家的变化，人的变化，物的变化；太多太多的感触，太多太多的慨叹，太多太多的悲悲喜喜，在其与生俱来的感情里，重新凝聚起五彩缤纷的希望，于是那梦的石头苏醒了，那梦的白云聚拢了，绝望的苦果变甜了，赵淑侠一下子又找回了早已失踪的文学女神。靠自己的力量搬开压在心上的巨石，悟出了“生活的苦与乐，多半操在自己手中，只有真正弱者和愚者，才会任环境咀蚀。我想：如果我有那自怨自艾闹情绪的功夫，为什么不把那些鬼情绪和压在心上的大石头，化成文字写出来呢？”她说做就做，一回到瑞士，放下行囊，提笔写起了长篇小说，一写就是五十万字。这个名为《韶华不为少年留》的长篇写了一年多，内容是通过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描写青少年的家庭教育的弊端，以及社会心理、伦理道德和人性的愚昧。这部小说寄给台湾一家杂志，半年多之后，她的创作热情等到的却是一盆令人伤心的冷水。但冷水却不能浇灭她如火的写作热情。用她的话说，“我要写，想写的意志已不是任何挫折能打倒的，长篇不行，就写短篇。”于是，她相继写出了《王博士的巴黎假期》、《赛纳河之王》、《当我们年轻时》等短篇小说，先后在台湾《中华日报》、《中央日报》、《新生报》、《中国时报》等家报纸的副刊及《明道文艺》上发表或连载。这些描写海外形形色色中国人悲喜遭遇、失败与成功；求生奋斗之艰辛及其感情上的流浪感和文化上的乡愁的小说，很快在台湾文坛及海外华人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不久，她出版了小说集《西窗一夜雨》（1976年，台湾道声出版社）、《当我们年轻时》（1977年，道声出版社）及散文集《紫枫园随笔》（1978年，道声出版社）。
民族的心声
这时，她写长篇小说之心“死”而复燃；于是就动手写起长篇小说《我们的歌》。这部用细腻朴素的文笔，潇潇洒洒写的数十万言的小说，“句句话发自肺腑，既未咬文嚼字，也未刻意雕琢，只是把我的感受传达给读者……”此部小说很快得到“中副”夏铁肩先生的赏识，即在《中央日报·副刊》连载了一年多，1978年由该报出版社出版。这部描写远在异国生活、奋斗的知识分子的忧患、彷徨、辛酸、痛苦与欢乐、成功与失败的小说，在读者的心头所激起的震荡与共鸣，反响之强烈，是作者意料未及的。《我们的歌》于1983年在北京亦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当时同为东北人的名作家萧军介绍说，它是“帮助我们很好理解世界另一面生活的书。我们可以看到书中的人物是怎样在追求着自己生活的理想、生活的目的，是怎样由各自所选择的道路，来达到自己认为是'高峰'的境界。这中间有成功，有失败；有欢乐，有痛苦；有新生，有毁灭；有逆流而上，有顺流而下……”这部小说，为她的文名在华文世界奠定了基础。
在撰写《我们的歌》的同时，她把长篇《韶华不为少年留》重写了一遍：前半部只是动动小手术，后半部则是重新改写，并易名《落第》，由台湾《文坛》月刊发表，后由新加坡《南洋商报》连载，1982年由道声出版社出版。由于长篇小说《我们的歌》的成功及影响，1980年台湾文艺家协会授予她小说创作金奖，这一年，台湾九歌出版社出版了她的散文集《异乡情怀》，1981年又出版散文集《海内存知己》。
自从赵淑侠真正拿起笔之后，时至今日，再也没有放下。在阿尔卑斯山之麓，在属于她的紫枫园里，当家人还在熟睡的清晨，或已入梦乡后的静夜，她便坐在静悄悄的房子里，用笔疾书胸中的苦乐，及对故国的思念和关怀。“在吃了那么多的苦头，迷失了、摸索了那么久之后，我终于又找回了最初的道路，这段路程曲折、艰辛，给我的欣慰与悲伤，都不是他人能体会的。”她还说，“我不是弄文学的科班出身，也不属于任何流派。我写，只因为我有要写的感情，有要说的话，有愿为文学奉献的狂热和忠心。”写作的路没有尽头，像一位马拉松运动员，这一次，上了征途，她要跑到底。她不怕别人批评她的作品跳不出忧患意识的框框，她凭着良知，甘做文坛上的独行客。“写自己想写。要写的东西，不替谁做啦啦队，也不受任何形式的影响，无论你流行什么，我就写我认为对的。”但在流派繁多的文学王国里，她不排斥任何流派，认为在一个创作自由的社会里，“任何文风都有存在的权利”。不过，在风格上，在艺术上，她选择质朴之美。她认为文学至少要做到与大众沟通：“欣赏文学不该是少数人的专利，在宇宙的掌心里，每个人都是天地的子女，如果他或她想借文学来滋润滋润心灵，我们何忍故弄玄虚，用艰涩的文字跟他们打哑谜？……因此，不故作艰深，以平易但不失谐美的文字表示出自己所要表现的，与读者大众尽可能的融合沟通，是我写作以来始终追求的目标。我的文学观是：好的作品不单要问怎么写，也要问写什么？假若不能两全的话，写什么比怎么写来得更重要。一个作家虽用不着口口声声的强调社会责任，但使命感和责任的自觉是不能没有的。”（《从嘉陵江到赛纳河畔》）她还说，“作为一个作家，只对自己的创作灵感和思想忠实是不够的，他必须对创作的良知也要忠实，必得承认他对人群和社会负有责任……”关于小说创作，她又说：写小说，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解剖人性和透视社会问题的工作。如果一篇小说的目的只是说故事，不给予故事里的人物生命，那么，故事说得再离奇动人，也只是在讲故事，不会引起看书的人'予我心有戚戚焉'的真实感。“（《当我们年轻时·第二本书代序》）文学应该多给人以希望，不要让读者坠入绝望的深渊。赵淑侠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书中众多的人物形象，都在她”浪漫朴实“的笔下，栩栩如生。我们从她的作品和她关于文学创作的言论中，可以看出，她具有朴素的”平民文学思想“。
正是因为赵淑侠有着作家的良知，在她锲而不舍的追寻、跌倒了爬起来的坚韧、执著与自信中，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大厦，添置了砖瓦。这之后，她相继出版了散文集、小说集及长篇小说《赵淑侠自选集》（1982年，台湾黎明文化公司）、《故土与家园》（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