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茹志鹃奋发图强，一是为了不辜负先生及其他关心她的评论家和喜爱她作品的读者；另一方面，也还有当时不愿为人所知的原因。1957年以后，爱人被错划成右派，开除党籍、军籍。她带着两个孩子，背负着沉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她要用自己奋斗的成绩，为孩子们创造一个不受人歧视的环境；她要用创作上的累累硕果，安慰正在“改造”中的丈夫。茹志鹃是一个不苟言谈，说到做到的实干家。
九、苦闷…迷惘…搁笔
六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风云变幻，文艺界的风浪也一阵紧似一阵。对茹志鹃作品的评价分歧愈来愈大，否定意见在逐步升级，甚至要求她放弃自己的风格，去攀登重大题材的高峰，去描写“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在众说纷坛面前，她有点拿不准，感到无所措。1960至1961两年，茹志鹃已离开编辑岗位，从事专业创作，却只写了四篇小说《三走严庄》、《同志之间》、《阿舒》、《第二步》。
1963…1964年，文艺界更加充满火药味，束缚乃至扼杀文学创作的清规戒律越来越多。许多长于写重大题材的作家都遭到了批判，何况茹志鹃？“在这风风雨雨中，我惶惶然，茫茫然了，不知怎么奋斗才好了”。（《生活经历与创作风格》，同上）她陷入了极度痛苦之中。两年间，只写了《月牙初上》和《回头卒》。《回头卒》是她“文化大革命”前写的最后一篇小说，写得艰苦极了。“我望着滔滔的江水，硬要让一个解放初期……的老农，去表演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种种。”（《二十三年这一“横”》，收入《惜花人已去》）一篇作品不是发自作家心灵深处，还有什么生命力呢？1964年以后，她除写小量散文外，就近乎搁笔了。这对于一个风华正茂的作家来说，是多么痛心疾首的事啊：“我内心是着急、焦虑的，但是无计可施。因为当时形势要求的，正是我所不能的。我不会处理尖锐的矛盾冲突，不善于写高大完美的英雄形象，也极少写过反面人物等等，我愿意克服这些弱点，来适应政治形势的需要（当时称作时代的要求），可是秉性是难移的。”（同上）
实际上茹志鹃创作上的荒芜，早在“文化大革命”前三年就已经开始了。在动乱的年代，像她这样以写“儿女情”、“家务事”著称的女作家当然不能幸免，她被戴上“文艺黑线的尖子”、“文艺黑线的金字招牌'等帽子，遭到了无情的批判。
十、第二次攀登——“从微笑到沉思”
乌云散去，晴空朗朗，茹志鹃终于迎来了百花争妍的春天。她从上海人民出版社调到《上海文学》，任编委，同年被选为上海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78年出席全国第四次文代会，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创作上空白，生活却在延续，感情是延续的。”（同上）一个在艺术海洋里顽强探求的人，是不会徒劳的。茹志鹃的追求，果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获得了丰收的硕果。继第一篇小说《出山》之后，又一鼓作气写出《冰灯》、《剪辑错了的故事》、《草原上的小路》、《一支古老的歌》、《儿女情》、《家务事》、《三榜之前》、《着暖色的雪地》和散文、报告文学《十二月的春天》、《离不开你》、《红外曲》及文艺回忆录等多篇。结集为《草原上的小路》、《漫谈我的创作经历》、《惜花人已去》、《茹志鹃小说选》、《她从那条路上来》等。
上述创作集中反映了茹志鹃创作风格的发展变化。黄秋耘把她的创作历程概括为“从微笑到沉思”。丹戈将茹志鹃新作概括为四句话：“明快中见沉思，简洁中见含蓄，柔和中见刚毅，抒情中见冷峻”。
小说较为广泛、深刻地触及了社会矛盾，提出了新的历史时期中的诸多新问题，深沉地思索历史和人生，透过人物命运和人的价值的深刻剖析，努力探寻一场场政治灾难的内因，开掘着生活的岩层，以人民觉醒的智慧开创了新时期反思文学的先河。
《剪辑错了的故事》是作家“出山”后的一篇得力之作，曾获1979年全国短篇小说奖。作家通过搞瞎指挥、浮夸风而步步升高的公社书记老甘和坚持实事求是，不畏邪恶而遭打击、迫害的老党员老寿的描写，将笔触延伸到历史的纵深，借以唤回党的革命法宝之——“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全文渗透着感人的脉脉之情。
《着暖色的雪地》作家用深沉、哀伤、痛苦的感情写了一个画家的人生悲剧，以唤起社会关心每个人的心灵和命运。她把两位主人公董毓德和章泯比喻为折了枪、坏了舵的难船，通过两人意外地相遇和撕心的别离，控诉了不正常的政治生活给人造成的灾难。茹志鹃以极其严峻的目光，审视着时代的锈斑，进一步显示出她的胆识和力量。
茹志鹃作品中的鞭挞，有其深度和力度，在同类作品中也是高出一筹的。从中，我们看到了她的心在流血，眼中充满了泪水。作家的鞭挞依然是属于她自己的。她说：“我不知不觉地在作品中也使用起批判这一武器。……我发现歌颂固然需要洋溢的热情，而鞭挞需要的热情则十倍于歌颂。而且这种热忱，不是洋溢的、轻松的，它灼灼于内，到了使人心痛的程度，然后才流于笔端。”（同上）
从歌颂到鞭挞，这一变化说明，一个作家的思想观点、观察社会的方式、角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适应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在某一个历史阶段，某一个人生的里程中不能为人们所强求。
《她从那条路上来》作家描摹了旧社会的悲苦生活，并给予无情的鞭挞。是茹志鹃不可多得的一部中篇小说。作品改变了她顺应社会历史潮流的创作趋向，依然保留了原有的艺术风格，并且有了新的开拓。作家通过对也宝纯贞心灵和敏锐目光的描述，反映了广阔的社会风貌，称得上一幅清新、浓郁的风俗画。
茹志鹃文革后的作品，在艺术手法上除保留原来的精粹之外，也进行了一些可贵的尝试，收到了可喜的效果。她在长于细腻的人物心里刻画的基础上，有些篇章使用了现代表现手法，突出描写、表现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在《剪辑错了的故事》、《草原上的小路》、《着暖色的雪地》等篇章中，都运用得恰到好处，不给人以脑懂和“飘”的感觉。
其次，为了适应新作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在小说的篇章结构上，也作了精心的设计和安排，采用“意识流”的时序颠倒或跳跃方式概括时代，将情节一步步推向高峰。
在语言使用上，除保留浓厚、抒情的色彩外，略显冷峻、深沉、富于哲理，间或也运用较为辛辣的嘲讽，以显示鞭挞的力量。
茅盾在逝世前几年，虽然已剩下不多的力气，却仍然关心茹志鹃的创作。以其微弱的余光读了她的许多近作，比喻为“静夜萧声”。这萧声“自远而来，倾耳听之，萧声如小儿絮语，又如百尺高楼，离人怀念远方的亲人，又有如千军万马，自近而远。”（茅盾：《〈草原上的小路〉序》）
茹志鹃沿着前辈作家为她指明的路，走过了荆棘丛生的沟沟壑；又带着无限的思念之情，走向新的生活。她深情地对读者说：
如今“静夜萧声”又将引我去穿山渡水，爬岭越峪，去学习，去追求。……“静夜萧声”这是先生最后对我的要求，也是我新的努力的开始。
（《二十三年这一'横'》，同上）。
邢院生
阎纯德
生活恩赐我许多朋友。邢院生就是一位。她是名作家萧乾介绍给我的，那是1982年——迎春花正在北京的旮旮旯旯儿偷着露出笑脸的时候。不久，我便读到她的长篇小说《叛女》；又是不久，我去看她，为了能在她身边发现点儿“叛女”的什么。但我们没有长谈，她太忙。这匆匆的一晤，留下的只是印象：瓜子脸，不胖，神采奕奕，眸子里透着微笑、善良，也有无情岁月的风雨吻过之后甩下的朦胧影子。
一晃几年，我从法国执教回来，又见到她。她还是她，一点儿没变，连条皱纹都没有，看不出她是1927年出生的人。我说她驻颜有术，往多里猜，也不过五十来岁。她开心地笑起来：“大家都这么说，真是谢天谢地了……”
1988年初春，邢院生行色匆匆地来我家三次，连坐下都不肯，更甭说喝茶闲聊。她对我说：“你忙我也忙……”于是我们站着说话，她说完就走。
我很理解，她是个痛快的人，没有是是非非、真真假假，不会客套，一丝不苟，严肃认真，平等待人，总是实实在在，真真切切，是一个直率真诚，坦坦荡荡的人。
有人说她是女强人。
有人说她有菩萨一般仁慈善良的心。
有人说她是一位具有现代意识的女性，心怀高远。
我并非木石，耳能听，眼会看，心能感。说她“现代化”，非指穿着，是说气质。
她是医生，却成了作家。她参与过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创建工作，退休后又忙着为服装、儿童玩具、贸易、建筑出力献策；在她身上，看不到一点儿“老气”，就是一般中年人也比不上她争分夺秒的忙劲儿、朝气勃勃的冲劲儿和干劲儿。她的儿女有的在美国，有的在德国，人家劝她出去游游转转，或于脆在异国“享福”，她一笑了之：“也许有一天会去看看，但我到那儿没有用，还是在自己家里好，有的是事儿做……”这样的话，我亲耳听过两次，令人感动。
中国，如此辽阔的大地，不知出过多少传奇人物和故事。邢院生，这位生在古都开封的甘肃通渭人，生活及创作就很有一些传奇色彩。
关于她的家世和个人生活，从来没有对我细讲，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