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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功与罪》是柳溪以二十多年的奋斗写下的具有较高艺术概括力的长篇巨著。它以主人公方红薇的成长为主线，再现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前夕中国北方城乡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与社会生活。
小说是从美国传教士查理德和与他有两代世仇的贫农女儿方红薇的斗争展开的。聪明、美丽、天真、善良的方红薇，在水峪镇为父母取药时；被从事对中国儿童做征服心理实验的查理德拐骗到北平，幽禁在深宅大院。曲折、复杂、激烈、艰苦的斗争就从这里发端，并逐步深入、激化。方红薇从被拐骗，到接触革命，受到启示，挣脱教会势力的羁绊，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并作为领导，南下请愿，这是一个艰苦的历程，也是她从幼稚到成熟、成为革命战士的过程。这中间，交织着民族矛盾、阶级斗争，有真诚的友谊，有纯洁的爱情，既有历史长河中激流勇进的战士，也有沉沦、叛变的渣滓。
这部小说，是柳溪在1958年酷暑中，被戴上右派分子“荆冠”那天，下定写作决心的。《功与罪》从写作意图、结构、时代背景到成稿，都有不少重要的变化。柳溪说，她写《功与罪》的目的，最初比较简单，但酝酿了好久。她老家献县的张庄有个大教堂，在抗战与解放战争中，专门搜集共产党的军政情报。1947年被破获，她对此颇有感触。解放后她去参观育婴堂，见到白骨累累的死人坑，深受教育，于是便决定写一部单纯揭露教会配合侵略中国的作品。但后来她被劳改，时间挤掉了，拟写的作品搁浅了。是她划成右派之后，才又燃起创作这部小说的欲望。那时她在天津南京东路看见一座德国天主教堂正作晚祷，许多中国人虔诚地在听一个身穿白色绣花道袍的人在讲经。柳溪说：“当时我心里很难过，已是六十年代了，在我们国家对宗教还那么火热，我感到有一种揭穿宗教的责任。这时我想到我仍旧要写这部作品。”
她在冀中时，认识一位曾是内蒙古王爷的军区司令部的参谋长，为了投身革命，他坐过牢，爱妻在狱中生下一女后牺牲。“二十年后，在一次剧团为部队演出时，她发现一个女演员长得很像他死去的妻子……非常凑巧，女演员原来也是一个没有父母的孤儿，父亲是革命者，母亲在狱中生她后死去，她被送到育婴堂长到十五岁，才偷着跑到根据地参加了革命。参谋长从身上拿出保存的照片，于是他们抱头相哭，从此认了父女。北平解放后，女演员忽然接到她生身父亲的信函，被认走了。可是他们还保持着父女一般的感情。这件事使我非常感动，于是初稿我就写了这个故事。”（《功与罪》上部《后记》）在农场劳改时，柳溪与与一位也被打成右派的巾帼英雄人物同居一室。她的故乡是基督教美以美会的一个教区……八岁时被一名美国传教士拐骗到北平，经过学生运动和地下工作的锻炼，“七七”事变时参加了革命。之后，东挡西杀，业绩辉煌。柳溪说：“她是我们这个时代孕育的女性英雄人物的典型……劳改分手后，我书中的女主人公的形象，便鲜明地树立起来了。于是我以参谋长的故事和她的经历结构新的梗概，重新写作了第二遍。”这位女英雄，就成了方红薇的原型。这部小说她从1958年构思，1962年写作，到1965年，她完成了两部半。
人的思想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的。一部作品的构思，同样会随着作家对生活、对历史认识的不断加深而升华。文化大革命中，柳溪有了新的想法。从革命“中坚”被一批批划入“敌人”营垒，到开国元勋、盖世英雄和无辜人民相继死于非命，这些确凿的事实说明了什么？“历代兴亡有其必然的规律。”柳溪说：“我以为认真的政治家应该回答这个问题，有良知良心的作家，通过他们的艺术实践，也应该回答这个问题。”她不仅悲愤地呼吁，也去实践。《功与罪》几易其稿，几易其名，就是她不断深化主题的证明。柳溪是在寻找历史的答案。她在给我的信里说：“顾名思义，我写《功与罪》就是想通过人物的命运，大胆地评价这一历史阶段的功过，给后来研究历史的专家，提供一点生活背景、时代气氛、人物的可怜命运，他们可歌可泣的斗争，以及谁在创建新中国和谁制造了这场浩劫、灾难。”
《功与罪》气魄宏大，所反映的生活浩繁。笔者对方红薇、李大波等，以及像艾洪水等人物未作分析，只能留待以后。这里以较大的篇幅记下了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我想这对研究柳溪的创作思想及其长篇小说会有好处。
柳溪的十六万字的通俗长篇小说《大盗“燕子”李三》，是她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探索文学民族化、通俗化的一种尝试。“燕子”李三同拳王霍元甲、大刀王五，并称“幽燕三侠”。这部小说描写了本世纪三十年代威震京津、劫富济贫，以及他如何搭救北伐战争中的军团长越狱的正义侠骨、赤胆忠心的感人事迹。这部小说由《花山文学丛书》发表后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今晚报》连载了删节本，接着，电视台、电影制片厂、剧团、连环画都要改编。如此热烈的反响，柳溪颇为激动，使她进一步体会到文学大众化、通俗化的重要性。
严肃与认真，是作家创作中必不可少的精神。柳溪就是以这种精神深入生活、观察生活、研究生活的作家。修改《功与罪》时，她走访了女主人公的故乡，住在她当年落生时的土炕上，还采松枝与野花为她扫墓，夜间盖着她的被褥，思念着她的音容，眼泪打湿了衾枕。那一次，柳溪搜集了许多女主人公的英勇斗争事迹。写作《大盗“燕子”李三》也一样，为了对这部真人真事的作品进行必要的艺术加工，她访问了当年枪毙李三的原北平警察局长、八十九岁高龄的鲍毓麟，这使她了解了许多具体情况和那时社会风貌的知识，为作品增加了不少生动的情节。《超级女谍》又是一部通俗传奇佳作，深受读者喜爱。
一个作家丰富的生活阅历和雄厚的积累是从哪里来的？我想有着传奇般生活经历的作家毕竟是少数，关键还在于作家到生活广阔的天地里去汲取。我想起美国作家海明威《午后之死》里的一段名言：“……如果一位散文作家对干他想写的东西心里很有数，那么他可以省略他所知道的东西，读者呢，只要作者写得真实，会强烈地感觉到他所省略的地方，好像作者已经写出来似的。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壮观，这是因为它露出水面只有八分之一。一个作家因为不了解而省略某些东西，他的作品只会出漏洞。”这些话，不仅使我联想到柳溪作品的深厚，也想到她笔下那些较为合理的剪裁。
柳溪作品的风格，同她的性格一样：明朗、磊落、风趣、诙谐，多是大的主题。她喜欢抒情，但不喜欢纤细。柳溪说：“在作品里，我希望给人们以希望，对未来充满信心。”这使我想到，她多数作品的大团圆结局。她还说：“我是学历史的。我写的东西，总愿意把时代背景写得真真切切，有时特别注意烘托环境和气氛，有时也特别喜欢选择具有时代特点、历史特征的事件作为描写环境的陪衬。”这一点，在《功与罪》中表现得最清楚。
十
1986年9月，柳溪率领中国作家代表访问法国，我在马赛第一大学接待了她和林斤澜、梁晓声。她瘦弱的身体不禁令人大吃一惊，同四年前在天津访问她时完全判若两人。她告诉我，出访前几个月，大病一场，真是九死一生。
1985年后，她被推上领导岗位，除了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作协天津分会党组负责人、副主席，还担任《天津文学》、《通俗小说报》主编和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她对我说，她真诚地不愿承担这些职务，并随时准备辞掉它们，静下来，写小说《纪昀传》……一位本份的作家，做作家的事情，才是她的追求……
柳溪在给我的信里，最后有一句话：“啊，往前看吧，我们充满希望的国家！”
这个充满自信和希望的时代正在走来。冰河已经成春水，那些灾难已经写入历史。柳溪，一位普通的中国作家，作为旅人，在生命的长途中，历尽辛苦，才走出跋涉了二十余年的沙漠，来到满眼春色的绿洲，创作上才有了累累硕果。她是从历史大河里游来的作家，这一切又已经成为过去。她说：“我要进步！无论长篇还是短篇，都应当开拓新领域，挖掘新思想，要写别人没有写过的，或是在旧的题材领域里挖掘出新意来。不要嚼别人嚼过的馍，那没有味道。一个作家应该生活得深，思索得深，开拓得深，不这样就没出息。取乎其上，得乎其中。我是这样要求自己的……”
是的，柳溪正在这样做。在新的历史条件、生活环境中，她定会以新的思考、更娴熟的技巧，创作出不负众望的佳品。
1985年元旦草于法国蓝色海岸1995年元旦改于北京
聂华苓
阎纯德
1980年春，新华书店的橱窗里，摆着由北京出版社刚出版的《台湾轶事》，很快出售一空。同年秋后，书店里又出现了丹红封面（上有祖国大陆一角和宝岛台湾的地图，之间有一只寓意颇深的飞翔的白色海鸥）的长篇小说《桑青与桃红》和宝蓝色封面（上有印花图案）的《失去的金铃子》（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它们的作者，是湖北人——聂华苓。
我第一次听到聂华苓的名字是在1977年春天的巴黎。那时，我结识了参加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途经法国返回香港的诗人何达，从他那里听到了关于聂华苓的故事。
1978年，她携丈夫——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一同回国探亲，结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