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同志之间是多么亲如手足、亲密无间啊！”。
是的，那是一个令人怀念的岁月！虽然共和国尚是个刚出世的婴儿，它的公民们有的是天真和纯洁，坚信将来物质会丰富，社会会进步。这时期，柳溪于繁忙的工作之余，也从事小说创作。但她的进步与成长，与老作家的关怀、杂志编辑的支持分不开，这一点，她是十分清醒的。1950年，她把在保定机务段体验生活的感受写成小说《喜事》，寄给《人民文学》。那时茅盾任主编，秦兆阳在给柳溪的信中说，“茅盾同志看后，反应绝佳。”柳溪说：“一个文学青年受到文学大师和先辈们的如此赞扬，该是多么巨大的鼓舞！它会产生多么巨大的动力啊！这就成了我其后向文学之途奋蹄前进的鞭策。”她写的小说《刘寡归结婚》和谷峪的《新事新办》，同时获得河北省文联颁发的文学奖金小说甲等奖，大众书店为她出版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集《挑对象》。这是在文学园地里辛勤耕耘的第一个可喜的收获，也是她在文学的“长征”中迈出的第一步。
1952年秋，当北京香山的红叶染上朝霞的时候，柳溪作为编剧，来到中央电影剧本创作所。关于那时期她的精神面貌，老作家骆宾基有一段回忆：“在看专供编导人员看的'参考片'时，在一片寂静中（除了影片的画外音之外），从前排几名观众之间，有人发出情不自禁的笑声，笑得好响亮，银铃般悦耳！我很吃惊……我猜测着，她定是个少女，才能这般忘情！但又觉得不对；一个少女原非编导人员。怎么竟然这样旁若无人地纵声而笑？这种笑声说明本人一定是个处境优越、见过豪华世面、而在感情上从来未受过挫伤的人物，但这又似乎非一般少女所能具有的精神色泽。最后……在散场时，……只见前排……确有一名身穿蓝布长衫、外罩一件灰色西式外套的年轻妇女。从这不似修饰却淡雅而朴素的衣着上，也说明她确非一般，很脱俗。”问过朋友之后，方知她是感情遭受过封建家庭的屠戮，并经历过革命艰辛已是两个孩子母亲的柳溪。
在剧本创作所，她写过好几个电影剧本，但都被“枪毙”了，只有由她执笔，同颜一烟、杨沫合作的短片《陈秀华》（由国际著名寻演伊文思总导演的《五支歌》的中国部分）拍成了电影。
1956年，她的创作正处在旺盛阶段，由于同情《文艺报》的逆境，为其主编们打抱不平，因而在肃反运动中莫明其妙地受到审查，被牵连到一个莫须有的“反党集团”中去。她被隔离在一间小屋，每天写“交待材料”，失掉了行动自由，门外有流动哨监视看管，有时被押到批斗大会看特务从宽从严的样板。她写完个人的历史之后，实在没什么可写了，就插上门，偷着写起小说来。原稿约有三万字的《爬在旗杆上的人》，就是被看管期间，以“地下作战”的特殊方式日夜奋战，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完成的。柳溪说：“每当回忆起这段生活，我就心中暗自赞扬自己还是有点'小聪明'，居然能把党领导我走进革命大门时教给我在敌占区做地下工作时的技能，运用于我们自己的政权之时，这只能怪历史在开玩笑。”这个“玩笑”是辛酸的，痛苦的！
稿子写成后，正赶上肃反纠偏，柳溪被宣布恢复人身自由，但尚无结论。她想，如果用真名寄出、发表，一旦被发现，在运动尚未结束的情况下，其后果将是严重的。苦思冥想了好久之后，决定化名寄出。柳溪说：“由于我钦佩全国劳动模范耿长锁的为人品质，又加上我正在精读夏绿蒂的世界名著《简·爱》，我便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耿简'。”按照当时的稿约规定，稿末必须写上真实姓名。她想来想去，无人可写，只好写上娘家嫂子安毓贤的名字。稿子寄出后，只有几天，《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小说组组长涂光群便找上门来，以为又出了一位文学“新人”。柳溪对编辑部阅稿后反应如此神速，感动得热泪盈眶。当时她的思想里充满了顾虑和矛盾，各种“杂念”像火车一样奔来驰去。《人民文学》敢于替作者承担风险，当年五月号，《爬在旗杆上的人》终于以黑体标题，赫然发表在刊物栏目的头条上。柳溪说：“我拿到这本刊物，犹如托着一件怕摔的宝物，这时我满眼热泪，在心里默念着：《人民文学》不仅是我的文学摇篮，而且在我命运困厄时，还我的救星。”这篇反映农业战线上“瞎指挥”作风的优秀小说，编辑为它做了独具匠心的删节。柳溪至今不忘，感激在心：“我那篇东西，原来的标题是《在先进地区》，但编辑部把我这平淡无奇的题目改为《爬在旗杆上的人》，并把我七千字的罗嗦的'光明尾巴'删掉，由于简洁而使我的文章增添了多少光辉啊！”
这些肺腑之言表现了柳溪令人敬佩的真诚。现在，虽然她已是影响广泛的大作家了，但她时时铭记在心的，是那默默地在为他人做嫁衣的不为人知的编辑们。她没有把作品的成功都记在自己的名下，没有让才华掩藏其瑕疵。这是一个作家的高尚品质和良心。事实上，在我看来，世界上没有一个天生的作家，再伟大的作家，除了本人的条件和勤奋之外，在其作品出版、传世的过程中，都无一例外地浸透了编辑人的心血。
政治上的屈辱，终于拆散了她的家庭。这个无法弥补的后果，使她大病了一场。
1957年，在“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柳溪却有幸出版了第二个短篇小说集《爬在旗杆上的人》（中国青年出版社），内收《喜事》、《“责任事故”》、《金色的卫河岸》、《赶集》、《春》、《看家》、《爬在旗杆上的人》及《烦恼的人——使人烦恼》等八篇小说。这是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主要作品，显示了她思想上的深度、艺术上的成熟。从历史的观点出发，且不说艺术价值，即使认识价值，至今仍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爬在旗杆上的人》是其代表作，其中塑造了耿社长、工作组组长朱光、组员王玉琨、记者李震等人的生动形象，他们的举上言谈、性格、思想方法，现在和将来都会使人得到启示。正像小说开头说的那样：“这故事发生在一年前。也有人说，这故事还在发生……”是的，历史的重现并不少见，事实上，在固若金汤的思想意识里，在我们的生活里，再现这样的人，再发生这样的故事，是不会令人吃惊的。
六
炎热的夏天，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大鸣大放”、“大字报”这样的字眼。柳溪大病初愈，也写了一张普通的大字报，贴在并不显眼的地方，要求那个在“肃反”中对她大搞逼供信的人，回单位参加整风，同时还在《北京文艺》上发表了两篇杂文：《摇身一变——教条主义哪里去了？》和《要有这样一条法律》。“大字报”、“杂文”，加上她同文艺界朋友的议论和谈话，以及那篇著名的“右派小说”《爬在旗杆上的人》（1979年被编入《重放的鲜花》），于是便给她罗织了两顶“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重要骨干分子”的帽子。1958年8月，成了她二十年苦难的起点——她被开除党籍、降职、降新，下放农村、农场、工厂，从事体力劳动，进行思想改造。
这种岁月的回忆是苦涩的。但从苦海中挣扎出的柳溪，却有常人少有的乐观情绪：“从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这一漫长岁月的生活，对一个作家来说，也许正像俄国沙皇时代的许多革命者一样，必然要到西伯利亚去充军，这也未必就是一件最坏的事吧。至少，它使我更接近了人民，砥砺了意志，清醒了意识，也更理解了革命道路并不像我二十岁时所理解得那样笔直、铺满鲜花，而是充满了鲜血和荆棘。”
无论处境何等险恶，不管是在农村工厂劳改中受苦，还是在收发室、资料室受屈，只要她尚能呼吸，唯独没有忘记的是创作。那年秋天，柳溪被送到天津郊区“安家落户”，应付了一些检查之后，就偷着写了几十万字的小说，其中题名《两个父亲》的长篇，后易名《红薇传》者，即是《功与罪》的前身。但她却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被指为“幻想东山再起”。那时她在人生的悲凉之中常读两篇文章：尤利乌斯·伏契克在法庭上的答辩《绞刑架下的报告》，和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这两位完全不属于同一思想范畴的历史人物的发言和文章，却使她从中吮吸了无比坚毅的力量和难忘的教诲。柳溪说：“我不仅应该活着，而且应该奋发有为地活着……”所以，那不公正的批判，并不能熄灭她的创作之火。在北风呼号着的寒冬，她忘掉了“劳改”中的屈辱、紧张、疲劳，偷着记录生活素材，做了大量的创作笔记，并利用干部们每月四天回城休假之机，创作了中篇小说《王妈妈》。1959年，她又被集中在天津双林农场改造。在那里，每天十二至十四小时繁重的体力劳动，也没有使她停止关于创作的思索。有一次，她因为思考一个故事情节，竟掉进沟边的冰窟窿，棉衣棉裤湿透了，在跑回宿舍时，全身结了冰，活像一位身穿铠甲的武士。为了烤干棉衣，她只好请假，一个人倒插着门，披着棉被，盯着火光，沉思着。谁会想到，她又在继续刚被中断了的创作构思呢！
横扫东方，风云世界的“文化大革命”，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在中国的大地上自生自灭的一场将永载史册的灾难。柳溪说，这期间，“我所受的迫害和斗争，和广大干部、知识分子、人民群众所受的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我受的比他们延长了一倍的时间罢了。”关于这段生活，她不愿多说，我也不想多问，但她那些与创作有关的情节，我却不厌其烦地穷追不舍……
1967年，中国的“造反派”正发高烧，于是掀起了一个抄家的高潮。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