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里呆了二十一天，师父教的是“坐攻”，即“上神”——就是请神上身，神来了就力大无边，可以刀枪不入。当时她神往真正能有所谓“竹叶金刀”——在深山老林，七年不食烟火，天天念咒，到第七年成功：采下竹叶，一念咒，竹叶就会变成一把锋利无比、砍向敌人的金刀……这种荒唐绝顶的愚昧，曾给不少在黑暗中寻路的人一些短暂的安慰和精神寄托。小菡子并没有进山，没有把念咒的“功夫”坚持下去；读书，终于使她大彻大悟，从蒙昧状态中觉醒过来。
1932年，菡子改入城内女子小学读书。那时她接触了孙中山“天下为公”的主张，也听说过方志敏领导的皖南红军“打富济贫”，含糊地把两者合而为一，借给父亲写第一封家信之机，第一次发表了自己的政治见解。不料父亲从此同她结下死仇，断定她不可救药，从小就是共产党的胚子，如果在太平天国造反时代，她一定是个女长毛。
能深深感受世态炎凉的孩子并不多，但饮着生活苦酒长大的菡子，从父亲的打骂中、母亲的苦难中、残酷的社会里感受到了。反抗，是压迫压成的；性格，是生活、现实赐予的。逆境给了菡子意志和毅力，她像黑夜里的闪电，硬是要索取光明。上进心使她从一个中等生，一跃而名列前茅；1934年全县小学会考，虽然她得了“头晕眩”，仍考了个第三。同年秋，她考取苏州女子师范学校，7月25日的《申报》上公布了被录取的新生名单。这张报，作为一种荣誉，在村里传递着，那“丫头使女”、“看鸡婆”的菡子，在人们眼里成了“女秀才”。但父亲在乡人的督促下，虽不得不让菡子上学，但他要她发誓将来不拿家中一根稻草，假期中还加倍用她的劳动力。最终，还是母亲为菡子筹划路费，并泪流满面地送她上路。
中学时代，在人生的意义上，像大地四季的春天，未来的路程往往由这里起步，那金色秋天的收获，不过是春天的延续。菡子，从这里开始写作的尝试，从这里初步认识了革命。
苏州女师，穷学生多，进步势力大。由于菡子苦多乐少，地位低下，在学校很快接受了进步老师和同学的启发与影响。她参加了课外的“文学组”，组内决定要写揭露社会黑暗的作品，她对此心领神会。1935年夏，学潮失败，十个同学被开除，这使大家明白了一个道理：“旧的社会制度没有摧毁，我们（学生）不可能单独取得胜利！”这一闪光的思想震动了菡子，这是促使她思想转变、深化的一个关键。
从小学时代起，菡子就有一种艺术感受能力；在中学，她爱好文学。虽然，鲁迅、巴金等作家的作品在这个学校是被禁止的，但像地火一样，并没有停上燃烧，潜流在奔涌……在图书馆一位进步工友的帮助下，她读得最多的是鲁迅的书。鲁迅的如匕首投枪般的杂文，“狂人”的呐喊，阿Q和祥林嫂的悲剧，都感动过她，教育过她，写作上启发过她。她还读了巴金的一些作品，以及苏联作家的《五年计划的故事》等；还有不少进步书报。这些，都是她认识社会的透镜，也是寻找黎明的路标……
“一二·九”学生运动，像春风吹到了江南，菡子受到很大的教育，开始参加抗日活动。有一次，语文老师大约是要考察她们，在黑板上写了“无题”二字，任她们自己爱写什么，就写什么。菡子写了一篇表现一个女学生因犯“抗日罪”而被开除做了女工的小说。至今，她还记得小说的结尾：“她爱她的母亲，但更爱她的工作。”她因此牺牲了与母亲的团聚，也果真因这篇小说而获罪。校方终以“品行丁等”——受共产党影响、思想有问题和扇动校工的罪名，秘密将她开除。父亲跑到学校，与校方订下三条可以让她重返学校“悔过自新”的条文。而菡子，怒火中烧，却在开学那天，以索回保证金为名，大大奚落了总务主任一场，即愤然离去。不久，菡子以同等学力考入无锡竞志女校。鲁迅，在她的人生道路上，如黑暗中的灯塔，给她的是光明、信心和力量。1936年10月9日，这位文学巨人在上海逝世，这噩耗给革命者带来的感情是共同的，菡子终于因此又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她们一起悄悄参加了进步的“读书会”，经常分析形势，讨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西安事变”后，她们还秘密印发“八一”宣言。
翌年7月，卢沟桥的炮声给屈辱中的祖国揭开了新的纪元。那炮声召唤着她，她在抗日的队伍中找到了真正的自己。
四
1937年10月，正在无锡重伤医院为抗日将士服务的菡子，被母亲以病危的电报骗到家中。但那个家，就是母亲的温情也不能拴住她的心了。她要把生命交给国家，要在国难家仇中沉浮，在抗日的烽火中奋进！
仅仅十六岁的菡子，对家庭一无所求。菡子身上没有分文，是一个彻底的“无产者”，但她大胆地走自己的路。
江南，秋风秋雨愁煞人；菡子，背井离乡，像一去不复返的小溪，无牵无挂，自自然然流向前方，汇入洪流。她一路泥水，直奔苏皖边境的同城镇——那里云集着从上海、南京下来的进步文化人和抗日团体。在那里，她每天迎接曾参加过农民暴动的四乡来人，把他们登记入册。组织交给她的任务是神秘的、光荣的，她的心情是激动的，她觉得工作就是考验，自己的生命就要从这里开始。
不久，菡子赴江西南昌，投奔正在集中的新四军。在一千四百多里、一个月的跋涉途中，敌机跟踪轰炸，使她看到中华民族的鲜血，想到国家的仇恨，也自我鼓励：“生活正在开始，不能无所作为地死掉……”她想到的是贡献。在沿江而行的队伍中，她年龄最小，但却是打前站的一个，一路写示标，使他们赢得了时间。菡子的吃苦、勇敢精神，得到大家的称赞，昵称她“小八”（即“小八路”之意）。那次泥水的洗礼，艰难的历程，第一次给了菡子锻炼；每每想起，都兴奋不已，并说那仿佛是她一生征尘的缩影。
南昌，光荣的城！就在那里，由新四军办事处决定，菡子参加了江西省青年服务团，到赣东老苏区从事宣传工作，这是她头一次到群众中去，像一只试飞的小鹰，第一次去搏击风雨。1938年6月，军事形势恶化，她回到南昌，通过新四军办事处正式入伍。与三十个同伴到达皖南云岭军部，成为新四军第一代“三八式”女兵，开始了真正的战士生活。
在皖南山水的怀抱里，跳动着菡子的心。在战士的铁脚踩成的山道上，有她奔忙的脚印；载着历史的记忆流泻的山溪里，有着她年轻的身影。那里孕育了多少爱情啊，——初恋、友情、真挚的同志之爱，还有与乡亲、房东的生死之交。她挨门串户，做着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的工作。1939年2月29日，周恩来到皖南视察工作，在军部礼堂讲演，传播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思想，传达中央的决定和开辟大江南北抗日根据地的决心。那精神鼓舞了“八省健儿”汇成的浩荡队伍，也振奋了菡子；那宏亮的、激动人心的声音，犹如不息的战鼓，一直响在她的耳畔。
新四军是一支铁军，也是一支文化军队，在各部门的领导中，有不少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菡子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创作组里学习过写作，而她的老师就是该组指导者、著名作家聂绀弩和诗人（长诗《捧血者》的作者）辛劳；稍后，又有作家丘东平。当时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是诗人，也写小说，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军部秘书长兼文委书记李一氓，是创造社的文艺理论家。他们都很重视文艺和宣传。那时李一氓曾以笔名德谟在《抗敌·文艺专号》上发表社论《我们的艺术和我们的艺术家》，号召在意识、决心、生活、习惯、经历、观念或行动上都是前进的、向上的、集体的、有力量的新生的作家艺术家们，为了革命事业，从无名而成名起来，从不成熟而成熟起来。这种环境和条件，加之领导的提倡与重视，就成了作家成长的土壤和因素。 在硝烟迷漫的战斗岁月里，菡子一直坚持业余文学创作。她“长期深入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建立了亲密的血肉联系，同时领会了民间语言的美妙之处，学会了掌握语言艺术，从而用文学描写的艺术语言来反映群众的生活、思想、感情和斗争，在文学创作的基本功上下了苦功。”（黄源《前方·序》，载1984年《收获》第一期）这条艰苦的路，使她的文学创作最终取得了成就。
1939年初，菡子到军队里写的第一篇小说《干部地方化——几个人物的描写》，经聂绀弩过目，改名为《群像》，发表在黄源编辑的新四军的《抗敌》杂志上。在写作上，作家丘东平曾给她不少指教：“写战场，要避开枪炮之声，主要写场面、气氛和情绪；创作要有自己的艺术个性，人家写过的，你就不要写……”这些经验之谈，一直是她艺术上的苦苦追求。
菡子转战淮南后，担任战地服务队队长，随战斗部队出入枪林弹雨之中，积极参与开辟新区，建立人民政权。1942年至1943年，是根据地最艰苦的时期。但她作为新四军的一名女战士，坚持参加游击队的活动，与战士同生死，共患难，她编过《前锋》报，担任《淮南大众》社长兼总编、淮南妇联宣传部长等职。
战争是残酷的，但是人民和正义以战争夺得新生。战争的岁月，如同一条长河，一直在她心里奔腾、闪耀。她多次自豪地说：“我是一个小兵。埋在我心里最宝贵的东西是兵的生活，是战士生活的回忆，部队是我最早的革命学校，伟大的革命战争赋予我们艺术生命，在那最艰苦而光荣的时期，我们在党和部队的扶持下，拿起了笔的武器。”每当她想起当兵的日子，她就仿佛年轻了许多，思想就又像大战前夕，充满了求战的激情，希望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