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纷飞的岁月里，他们没有机会读书，迫切要求读些中外文学名著来丰富自己。可惜两年的时间有一年多是在“运动”中度过的，真正的读书时间不到半年。毕业后，她被分到中国作家协会当驻会作家。1953年，到纱厂深入生活，担任车间党支部书记，做人的灵魂的工作，使她看到“女人在怎样地改造着世界，也在吃力地扔掉旧社会加在自己身上的沉重的负担”。在纱厂一年多，她默默地生活着，观察着，体味着，逐渐熟悉了社会这一角世界的人和事，以女工生活为题材，写了些散文和小说。
1958年，反右斗争之后，“大跃进”开始了。这时，中国作协作家支部解散，驻会作家下放到各省市，她到了安徽，在宣城双桥农业合作社落户，并担任支部书记。这一年，是多事的一年，起初涝，后来旱。夏天，为了抗旱，农民日夜车水，好不容易用辛勤的汗水换来了庄稼结籽，待到要开镰收割，却不能不扔下成熟的庄稼，违背意愿地去炼铁、修马路，大搞“三天车马化”、放“卫星”、报喜。浮夸风吹晕了领导的思想，他们干尽了令人痛心的蠢事，庄稼烂在田里，金灿灿的稻谷长了“白胡子”。李纳说：“看着这些，真叫人心疼得落泪！但农民的勇敢、勤劳、善良等高贵品质，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却深深感动了我。这时期，我写了歌颂人民和大自然斗争的小说，描写了他们的善良和牺牲精神。”
1963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第二个短篇小说集《明净的水》，收入她发表过的十二个短篇，除几篇外，大部分写于1958年和1959年。那时期，她和农民一起生活和劳动。李纳在这个集子的《后记》中说：“他们的淳朴、坚忍不拔、为公忘私的精神给我终生难忘的教育！我总是怀着崇敬的激动的感情来写他们。”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描写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有的写普通人在新社会里的成长，有的写受压迫的妇女和少数民族中受剥削的奴隶。《撒尼大爹》通过一个孩子的眼睛写出了撒尼大爹深沉的阶级友爱和仇恨。《婚礼》通过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写出一对青年男女为革命的自我牺牲的精神。《姑母》主要描写村妇对恶霸地主的反抗情绪，写得真切感人，边远地区的风习和传说，描写得委婉有致，极富地方色彩。
每个作家的作品，都有自己的风格，如同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李纳在短篇小说集《煤》中，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而到《明净的水》，其风格则臻于成熟。文学评论家黄秋耘说，李纳的短篇小说集《明净的水》，“文如其人，书如其名，她的艺术风格真有点像《二十四诗品》中所说的'娟娟群松，下有漪流，……如月之曙，如气之秋'，使人读起来有明快清新之感；而精致的描绘和委婉的笔致，亦足以显示女性作者的特长。”
李纳的不少小说，写得干净利落，精细而不繁冗，明丽而不雕琢。像《撒尼大爹》、《明净的水》、《儿子》各篇，无论叙事、对话，还是写景、抒情，都显得晶莹剔透，堪称上品。李纳在她的作品中，既能给读者以清新，明净，细腻的美感，又能抒写火热的生活，阐发严峻的主题，并把二者熔为一炉，这就是李纳的小说所能达到的艺术境界。
云南，是李纳的家乡，那里有迷人的山水。但云南的许多地方她没有去过。1963年和1965年，她在离别多年的家乡深入生活，到过好几个兄弟民族地区，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生活。从云南回来，她打算以云南生活为背景，写一部小说。结果，小说还没有写出来，十年动乱便开始了，她的一部用心血铸成的未完成的书稿在抄家时被抄去，至今下落不明。那个疯狂时期，一切都使人绝望，她一怒之下，索性焚毁了所有的手稿和多年搜集的素材，并决定“洗手”不再写作。
“文化大革命”中，安徽省文联副主席陈登科被江青点名为国民党“特务”，于是李纳等二十六人都成了“特务”集团的黑班底，安徽省文艺界的重点罪犯，通通打入牛棚。而李纳比其他作家的“罪行”更重，因为她的丈夫——诗人、画家朱丹，与作家方纪的友谊颇深，因此和冯牧等人同被诬为文艺黑线回潮的代表人物。被“红卫兵”关押和拷打的朱丹，必然要株连李纳，再加上有人向当权者告发她“攻击中央首长江青”，致使她成为集中营中的重犯。这些“罪犯”由合肥文艺界联络站管理，并于1968年押到合肥农具学校。李纳回忆说：“我没有蹲过法西斯的集中营，我想大约不会比我门的处境更惨吧。我们几十个人同睡一个地铺，门头高悬'鬼棚'的牌子，门上写着'罪犯'的姓名。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请罪'，旁边有人拿着'水火棍'监督。稍有不慎，就挨惩罚——胸前挂上耻辱牌，让你抬土、扫地；无论走到哪里，任何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知挨了多少石头。睡眠时，一百瓦的灯泡悬在头上，使人无法休息。一人'犯罪'，所有的人同被处罚。”李纳还讲到一个灵魂极其残忍的高干的儿子，是一个文工团员，他经常提着皮带任意捉弄“犯人”，并以此为乐。李纳是他最不顺眼的，一举一动都会成为他侮辱的材料。背诵“老三篇”，他问李纳“老三篇”里有几个“但是”；《愚公移山》中，为什么有的用“山”，有的用“大山”。有时，他纠集一帮嘴里叼着烟卷的人，要李纳跑步、不停地向后转，而他们在一旁纵声大笑。“遇到这情景，我只想哭，哭这些可怜的愚昧无知的青年，哭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说这些话时，李纳的眼睛里还闪着泪光，这是何等沉痛的感慨！
当李纳差不多感到绝望的时候，光明的翅膀驾着她在黑暗中起飞，她遇到了人类中美好的灵魂，心，得到了安慰。
“我永远不能忘记，”李纳说，“当那个文工团员侮辱我时，一个年轻的会计便挺身而出保护我；当我被斗后，回到爬满蟑螂、潮湿、阴暗的小屋，我睡在床上，不吃不喝，又是这位会计，悄悄端来一碗饭，还有酱肉和猪肝。她温情脉脉地站在我的床前，像是乞求，我无法拒绝她的好意……”李纳还讲到一个同她只有过几次谈话的女同志，“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去看她，给她勇气、信心和温情。一天晚上，她要去我在北京的住址，说打算到北京代我看看母亲。因为同情我，还和丈夫吵了架。最后她对丈夫说：'我决不相信李纳是特务，如果是，一人做事一人当，也决不连累你！'当时我感动得不能自己，在那样浑沌的世界，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好人！”
1968年，毒火正在中国的大地往纵深处燃烧；那年的严冬，李纳被押解到舒城县的小山沟里。她的任务是大雪天，到飘着冰凌的河里为全机关洗菜。她的手，一触到透心澈骨的冰水，就不停地颤抖。有时上山挑石头，还要在田头地埂上挨斗。不过农民并不买工宣队的帐，房东从不说李纳的不是，净是好话，遇到斗争她时，房东的女儿——虽然她是青年队长——从不去参加。
疾风知劲草！这句古诗，是人生哲理的真谛。十年动乱，对一般人来说，尤其对那些受了冲击、打击、迫害的人来说，生活使他们认识了许多人，美和丑，在疾风、急流中，变得径渭如此分明，李纳对此感触尤深。
一天早上，李纳挑着石头，在狭窄的田埂上迈着沉重的步子，由于她深度近视，更增加了行走的困难。这时，迎面走来一个挑石头的人。此人以前曾再三表示自己是她的朋友，如何关心她的生活和创作，李纳似乎也从不怀疑他的“友情”。在田埂上，李纳为了给他躲路，往旁边一闪，不料脚一软，人和石头一起摔到田里。这位与她共着命运的“朋友”，仅仅看她一眼，便挑着石头过去，连停一下都不敢。而这时，另一位不熟悉的“朋友”却慌忙丢下竹筐，把她从田里拉了起来，李纳说：“我发现，他眼里涌出了泪水。那一刹那，我突然加深了对人的认识……”
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李纳每晚都要到工宣队的队部“学习”。她的住地离队部很远，路两面是河，夜里常有野兽出没。一到夜里，近视的李纳，什么也看不见，山路坡陡路滑，积雪又深，这使她寸步难行。一位好心的工宣队员可能出于同情之心，所以提议每晚派两名“棚友”送她回住地。这份差事虽苦，但在“棚友”们看来却是美差，所以争着送她。李纳回忆那段生活时说：“我走在雪地里，没有'董超''薛霸'之流的押解，我们可以自由地呼吸，自由地仰望夜空的群星，自由地开几句玩笑，自由地背诵唐人诗句……”在没有真理和正义的时代，人生旅途中那一小段坎坷的山路，竟成了他们“囚犯”生活中的快乐之旅。
当严寒残酷地袭击人间的时候，偌大的世界，总有春温的存在，总有好人用光明之心去温暖被冬天囚禁的人。在安徽农村，李纳有许多农民朋友。宣城县一位农村妇女远道来看她，一见到李纳，抱住她便痛哭起来；那感天动地的哭声使李纳鼻子一酸，也泪如雨下。后来，李纳说：“人类，除了少数恶棍，具有更美好灵魂的人，总是多数。人民是伟大的，可爱的，如果我写作，一定要写普通人身上的美好素质，歌颂他们大公无私、克己忘我及富于同情心的精神。我觉得，将他们可爱的灵魂揭示给今人和后代，是我一辈子的任务。”
1976年，10月，是黑夜的结束，黎明的开始。这年的回月，痛苦使她欲生不能；而“四人帮”的覆灭，使她的心经历了比抗战胜利时那种喜悦还大的喜悦。搁笔多年的李纳又拿起笔来，1978年发表了《涓涓流水》，她的生命像流水一样又欢乐地在祖国的大地上奔腾起来。这期间，她修改、完成了写于1963年的长篇小说《刺绣者的花》（1979年连载于《清明》杂志，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