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深信不疑，因为这是中东。
海湾战争之初，我辗转千里从巴格达赶到耶路撒冷，夹在虔诚的犹太人中间把写有自己宏愿的纸条塞进哭墙：“当好记者，娶好姑娘，生小超人……”从此开始了我的中东摄影记者征程。也许是冥冥之中众多神灵的庇佑，种种不可思议的机遇使我有幸亲临一些耸人听闻的地点，接近一些世人皆知的人物。
1993年，我结束新华社中东分社摄影记者工作时，突然萌生驾我那辆历经战火的大吉普自金字塔出发，经开罗、塞得港，跨过苏伊士运河，经西奈、加沙、贝鲁特、大马士革、耶路撒冷、杰拉石、贝特拉、安曼、巴格达、巴比伦……返回万里长城下的北京的梦想。中国驻埃及公使程远行、中国驻伊拉克武官曹彭龄对我的狂想大加赞赏。一向沉稳的新华社以色列分社社长也在我的计划书上签名，表示坚决参加。因为他、我和我的大吉普都将在1993年12月底期满回国。我向上司解释说，这样不仅可以省了两张飞机票和一辆大吉普的托运费，还能采访到许多一流的“重大新闻”。
可我的上司不支持堂吉诃德式的远征。
回国后，我出版了萧乾先生作序的《我从战场上归来》，还一口气在《世界博览》上发表了十几篇中东见闻，承蒙读者不弃，许多文章还被一些大报大刊转载。许多忠厚的好心人写信给我，告我千万不可住笔，由此再次激发了我“从万里长城到金字塔”的宏愿。
坐回到北大图书馆，我仔细研究了这一宏愿的可行性。
首先，中国与中东有悠久的文化历史。金字塔尼罗河、耶路撒冷约旦河、巴比伦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泰姬陵恒河印度河、长城长江黄河……其次，中国与中东各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第三，中国和中东有深厚的传统友谊，河南开封自宋朝就有犹太人，中国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惟一无条件接受犹太难民的国度。中东各国历来对中国友好，埃及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也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国家。第四，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惟有中国人最具备横穿中东的政治条件。我在中东时的一些白人记者朋友把我屡屡出入的一些国家视为禁地，而我黑发黄脸却从未碰到过真正的危险。
我除坐享上述“我是中国人”的优势外，还有自己的特点：百先是身强力壮光棍一条，曾在盛夏沿万里长城步行，严冬在秦岭雪山抓过大熊猫。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世界屋脊探险，在海拔406米的死海游泳。第二，北大国际政治系、北京警察学院驾校、汤姆森国际新闻培训中心使我具备了一定的知识技能。第三，从“飞毛腿”横飞的海湾战争到中东缔造和平的三年里，我有幸经历了全过程。此外，我是惟一单人独骑横穿埃及、约旦、以色列、黎巴嫩、伊拉克等中东国家并顺利完成各种采访的中国人。我曾与加利并肩在科普特大教堂做圣诞弥撒、在卡扎菲帐篷中做客、和阿拉法特勾肩搭背、吃了拉宾的石斑鱼、与伊拉克总参谋长兼共和国卫队司令拉维同桌共饮、被以色列总参谋长巴拉克称为“最喜欢的人”，当了两年穆巴拉克总统府摄影师，独家获得伊朗政府新闻采访签证……第四，先后在《世界博览》等著名报刊上发表了几百幅照片、几十万字文章，承蒙中外读者抬举，经美国的电脑网络输入后更加谬种流传，在伊拉克、以色列、埃及、约旦、巴勒斯坦、利比亚受到欢迎。第五，我在中东结交的一大帮朋友会给我的梦想开绿灯。
接下来的情况令人感动，先是《世界博览》的一位拉美华侨读者自愿解囊相助，继而山东7位中学生将半年早餐钱省下166元寄到《世界博览》编辑部转我……对于这些好心人的好意我惟有坚辞退回原处、更奋力笔耕而已。接着，中国银行海外部总经理朱华先生约我到香格里拉，详谈资助，据他说三菱银行是中国银行的重要客户，三菱吉普可以出车供我远征。只可惜主管我的上司非要中国银行先把300万打到新华社新中国图片公司账上，由此弄得泥牛人海，让挺高尚的出使西域以铜臭冲天而夭折。使我平添岳武穆奉诏一别朱仙镇，“惊回千里梦，起来独自绕阶行。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的感慨。
中央电视台“正大综艺”办埃及节目时，同在金字塔下喝过酒的辛少英导演让我帮忙准备一下。我推荐了我在埃及的一帮朋友：驻埃及公使程远行、驻埃及文化参赞王贵发、国际台记者马为公、我开罗的新华社同事水均益。旧友重逢，重又勾起我梦系魂牵的中东情结，现为国际台新闻部主任的马为公仍像老大哥那样提醒我要对自己的计划严加保密，否则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因为我酷似以色列名将阿里尔·沙隆，“熟知如何同阿拉伯人作战，却不知如何同犹太人相处”。我说我不怕，我绝无仅有的经历是无法剽窃的。小水说他能帮我拉赞助，我感激涕零地感慨道：“水性的女人心最难测，水姓的兄弟情最坚贞。”当年，我从炮火纷飞的以色列撤下来，假道埃及回伊拉克前线，在开罗滞留了两夜一天。当时我衣衫褴楼精神濒于分裂，像只被火山吞食家园的大猩猩。素昧平生、仅在电脑前编辑过我写的“飞毛腿”稿子的小水和我一见如故，喝了两夜啤酒。他还弄来一辆蓝奔驰，把我带到尼罗河西岸的露天酒吧饱览夜色，樽前共叙弟兄情，拿尼罗河当易水，风萧萧兮为我送行，使我紧张的神经在斯代拉酒精麻醉下短暂松弛。他当时好像不很开心，酒后大有乘风西去之意，果然日后凤栖梧桐去了中央电视台。
报刊读者数以万计，可电视观众是以亿计算的。战争期间，我的头像登在《人民日报》们上，成了纸上的英雄而有脱离群众之嫌。现在又被电视们一访，把头伸进人家窗户大谈各种冒险。于是各路朋友接踵而至，先是日本本田汽车公司中国代理戴天鸣老板对我的“长城——金字塔”大感兴趣，只可惜本田只出轿车而从不造大吉普。接着有人送我一辆旧吉普，解放军装甲兵学院免费帮我把这辆吉普整修一新，旨在勉励我为中国人争光，早日踏上西去之路。北京切诺基的几位朋友也有意参加，可这些汽车都无法达到初驶里程一万公里无故障的标准。
使我美梦从空想到科学的是原北京电视台台长，现任北京有线电视台总编辑的裴有权。这老兄年轻时也是个不要命的摄影记者，既属同行，又是前辈。听说我在不断的梦想中生活自然喜出望外，大有提携后进之意。几经点拨，我茅塞顿开，恍然大悟从“万里长城到金字塔”的文化意义。
裴老总称，“从长城到金字塔”的费用不必我管，我惟一要做的是撰写一个每集20分钟、共20集的电视剧本。无奈我生来一个尖屁股，对横冲直撞地冲锋陷阵毫无惧色，就怕坐在屋里“策划”，能力不足之外，还总觉得“策划”一词离阴谋不远，都是我被别人阴谋策划怕了。北京有线电视台影视部年轻有为的主任周林，自己掏腰包请我喝了三顿酒，旨在我酒后意气风发将脚本一挥而就。可我每饮必醉，醉而不醒，所以脚本至今还没写出来。因而我的经费也始终没有到位，不知是否有人愿意资助而不必经过令我头疼的繁文褥节。
有人劝我不要去冒险，可哪知对我而言，没有危险的生活不会有生气，危险和恐惧本身就是人生的一大享受。人生经历远比所有书本上的道理伟大、重要得多。我们不必盲目忠于那些我们本来并不了解的人和事，像只绵羊亦步亦趋。持续的和平生活让我闲肌难耐，任何人为的善意阻拦都动摇不了我心中的“长城——金字塔”。
第17节 我在北大的阳光里
一
2月28日北大南门，风入松书店《北大往事》发行式上，我正神气活现上蹿下跳围着季羡林先生拍照，突然脑后飞来一掌，原来是宣传部赵老师，命我十天之内作文一篇，献给母校百年华诞。谁都知道我这人既无文采，更无寸箭之长可献，上学时异想天开四处叫嚣世界大战，只给国政系丢人现眼。环顾左右学长师兄，众目睽睽已无法遁形，只好领命。可回家思前想后搜肠刮肚，就是不知道如何下笔。
一直到现在，一想到北大我就饿，那时候每天晚饭吃五个馒头还顶不到晚上十点，跑回宿舍发现挂在床头毛巾口袋中的馒头被同屋的饿狼吃了，仅剩下搪瓷饭盆空空如也。于是我自己也像觅食的猛虎悄然潜行，见别人桌上有什么吃什么，连大茶缸里的凉水也不放过。
现在的大讲堂当时是大饭厅，名曰饭厅可整个饭厅连一张桌子都没有。三千多人都蹲在地上鸡啄米般地进食，场面十分壮观，遇有人行走飞沙走石拖泥带水也没人叫唤不卫生。大饭厅西北角承受圆拱形大梁的柱子下砖头掉了，露出一尺见方的窟窿，是我藏饭盆的地方。那时大饭厅连存饭盆的地方都没有，所有学生不知为什么都用毛巾缝个口袋，装上吃饭的家伙，装在书包里或提在手中叮叮当当地四处乱走。据说这源于大革命中的串联，属于我军光荣传统。当时79级以上的学兄学姐大多上山下乡经历过大革命，令我们这些刚出校门的万分景仰。偏偏我们37楼432与434一脉相通是个大套问，乌压压12条汉子几乎都刚离开高中不久，啸聚山林与兄姐们分庭抗礼，自称“西部财团”。为安定团结，系里调了一位二十五六岁的老大哥住到我的下铺，加强党的领导。
这老兄名叫王青松，来自河南信阳，原是地委机要干部，现为我班团书记。举手投足透着重权在握的稳重，自然更让我们敬重，乃至晚上我睡觉翻身都轻手轻脚心怀敬畏。
他也时不时地与民同乐，甚至和我们比赛俯卧撑，可总是不得要领有些隔阂。尤其是他十分用功，每天后半夜方肯归宿，磨磨蹭蹭弄上半天，洗脸烫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