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学过中文。”从此，我和断腿巴利成了哥儿们。
随着安理会制裁利比亚的748号决议生效之日迫近，中东地区的各国记者跃跃欲试，纷纷伺机进入利比亚。巴利拖着瘸腿、开着“七九”式美军吉普一日三遍地往利比亚使馆跑，准备凑齐一伙胆大妄为者结伴远征、穿越撒哈拉沙漠直取利比亚。就这样，我被断腿巴利引荐给美联社的莽汉纳伯特：“鸭子有辆三菱山猫，我们要一直开到的黎波里。”，尽管这次行动最终夭折，但从此我们三人几乎形影不离了。
在开罗，诸如航空母舰通过苏伊士运河等消息往往得等到西方传媒播发后，新华社中东分社才抄收转发，因为种种原因，我们的文字记者几乎从不到场。作为摄影记者，若想采访到正在发生的新闻，只有依靠外国记者朋友提供信息，而巴利和纳伯特的消息正是全开罗所有记者中最灵的。他们都娶了当地女人，BP机、大哥大不离身。从住宅到办公室，为他们通风报信、提供新闻线索的形形色色人员来来往往，他们深深地扎根于当地社会，疯狂地吸吮一切有价值的信息。每当有航空母舰通过苏伊士运河之类的重要新闻，我的“酒肉朋友”纳伯特和巴利都会主动打电话通知我：“鸭子，开上你的车！”因为在中东所有新闻机构中，新华社的汽车是首屈一指的。在开罗，拥有“奔驰”轿车的新闻记者只有中国人，这一点令外国同行们大为羡慕。
几条大汉挤在我的吉普车中，享受着空调冷气，往返几百公里热带沙漠。沿途轰轰烈烈的各民族的粗俗笑话争奇斗艳，各种语言的脏话不绝于耳，我车中的白菜馅包子也被当做三明治，用军刀切成若干等份，每人一口。
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军两次轰炸巴格达前我都在酒桌上得到了消息，只可惜我周围但求无过的作风阻碍我与这帮抓“老鼠”的“大公猫”一同前往，一再坐失抓住好新闻的良机。巴利现在娶了一名正在开罗美国大学念书的埃及女人做太太。开罗美国大学是与贝鲁特美国大学齐名的美式贵族学校，穆巴拉克夫人苏珊等名媛皆毕业于此。巴利那位温柔富有的太太在尼罗河心泽马利克岛上买了一套公寓房，准备安下心来过日子。可巴利积习难改，仍背着沉重的摄影包为《时代》周刊玩命。
1992年埃及大地震，我在海利波利斯一幢倒塌的十四层大厦中与一瘸一拐的巴利不期而遇。当时他正弯着那条完好的左腿往一块断裂的水泥预制板上爬，他那大眼睛的埃及太太在后面用力抱着他那条残腿往上举。
巴利喜欢穿黑帆布工装裤、黑色“阿迪达斯”运动鞋、背黑色“多姆克”摄影包一瘸一拐地走。我不止一次地看到他吃力地捋起右裤腿，眉飞色舞地给簇拥着他的崇拜者们讲贝鲁特那颗炮弹如何命中他的裤裆，险些废了他，可他福大命大，最终只断了右腿。急救手术时他又如何镇定自若，矜持幽默，令医院中的女护士泪水潜然。《时代》周刊至今坚持每年让巴利回一次美国，对他那条断腿进行理疗，可每次理疗之后，巴利似乎比往日更瘸。
巴利特别喜欢中国的“双喜”香烟，我总把使馆的朋友送我的香烟转送给他抽。按他的理解“双喜”（Deuble HAPPinese）有同性恋的暗示，像中国的京剧，吓得我赶紧表白我和大多数中国人绝无此雅兴。巴利说他曾抽过一种“长征”（Long March）牌的中国烟，味道之妙至今难忘。每逢人多的时候，巴利总是炫耀他的两句半中文：“我说北京话不说广东话，我吃广东菜不吃北京菜。”车轱辘话连念十几遍，声音越念越大。最后，得意地歪头环顾一周后宣称：“我和鸭子在一起总说中文。”其实，巴利能讲的中文满打满也就两句半。
闲暇时，巴利常开着那辆老掉牙的美军吉普沿尼罗河兜风，两听啤酒落肚，遥望无穷远的泪眼便没了焦点。
患难与共的河野
当我从海湾战场归来，出乎意料地接到日本共同社记者河野从外交公寓打来的电话，想不到这老兄竟真调到北京任常驻记者，电话中他迫不及待地要来一睹我是否还完好无损，我弄不清是哪位“太君”编造了我已暴亡的神话，乃至在开罗机场碰到一个叫小原洋一郎的共同社摄影记者，竟怀疑我是个冒牌货。
河野是我北大时的校友，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系，后留学北大进修中文，毕业后任共同社驻京记者。1989年夏曾在北京工作过，1990年亚运会期间他为我拍的《毛主席外孙在亚运村》配写过文章，想不到在海湾战争爆发前夕，我们在巴格达再度相会。美联社摄影记者多米尼克称此为“世界级捣蛋鬼”的又一次大聚会。
战时的巴格达，且不说军警宪特，光是革命觉悟极高的老百姓就让你对付不了。为博得好感，我将摄影背心前胸和后背都缝上五星红旗，并用阿语、英语大书“人民中国”。经验丰富的河野对我的装束大为赞赏，看着他艳羡的眼神，我许诺，如果打完仗彼此都还活着，我一定送他一面同样的红旗，激动得河野用力握了握我的右手：“患难与共。”此后，河野无私地与我共享新闻线索，还将共同社的底片传真机无偿供我使用。在他的帮助下，我拍的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在巴格达作最后努力的照片在日本被广泛采用。
战争爆发后，河野不顾轰炸，驱车700多公里前往伊拉克边境采访。知道我囊中羞涩又自尊心极强，他装作漫不经心地拍拍我的肩膀：“上我的车，快去买些食品和水！”途中，我的相机遭没收，人被扣押，多亏河野破费“皇军”的硬通货千方百计营救，我才得以继续上路。
在约旦河谷地，河野失踪的消息使我大惊失色。我急急忙忙赶到安曼洲际饭店共同社总部，共同社中东首席记者近藤正守着电话机发呆。看到我一头撞进来，近藤两手一摊：“摄影记者大河源在死海拍照惹了麻烦，河野上前营救也一同被抓走。日本大使馆正设法援助。”
深夜，在一间不知名的小饭馆，近藤做东，为刚刚恢复自由的同事压惊。大河源说这回平了上次在东亚某国被拘留七小时的纪录，河野说这等于又得了枚勋章。这是海湾战争中我们最后一起喝酒，大家都挺伤感。河野与大河源次日将经伦敦返回日本，近藤则穿过阿仑比去以色列。河野含泪将一大包止血绷带和其他美军战地急救用品塞给我：“以后就剩你一个了，千万别太猛！遇事要多想。钢盔、防弹衣、防毒面具要随身带。要活着！活着才有一切、一定要再见面呀！”
河野他们走后，我孤身一人经约旦、塞浦路斯进入以色列。当恐怖袭来，我总想起与我几经生死的河野。
直到回国，在北京新华社，我和久别重逢的河野再次紧紧拥抱在一起时，我当时竞怀疑是在梦中。不久前我从中东分社回国，我们又坐在小酒馆里，河野恨不能一口气告诉我这些年他都干了什么。尽管他每月需将全部工资的75％交给前妻抚养四个孩子，可他还是与他的朋友一起在中国帮助建起两所希望小学。与此同时，他还与友人发起倡议，建议日本政府为侵华战争向中国道歉并主动支付战争赔款。河野认为，礼仪之邦的中国素有“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大度，但日本政府应主动做出表示，这样对日本更有好处。最后他告诉我，他已爱上一个中国姑娘，很快就会成为中国的女婿。
第8节 流入梦中的苏伊士
从一万米高的海湾航空公司波音航班朝下望，一段蔚蓝色的直线把原本联在一起的欧亚大陆同非洲大陆一斩为二。尽管在1：1200万的世界地图上这段蓝线长不足5毫米，可它使波涛滚滚的红海由此北上，流入碧波万顷的地中海。我这样写可能有人不同意。可我在苏伊士运河游泳时，它的确由南向北湍急地奔腾着，以至我横渡河口后竟被冲向下游200多米。茫茫大海上，成千上万的舰船向此汇聚，熙熙攘攘如过江之鲫，井然有序地沿着狭长的水道挺进，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苏伊士运河。
在我任新华社中东地区摄影记者的三年里，我已记不清多少次乘飞机从它上面飞过、乘巡逻艇沿河漂渡、驾大吉普拭搭轮渡横跨运河上所有11个渡口、驱车穿越运河腹下的国际隧道，我还冒着遭红海姥鲨袭击之险，在宽广的苏伊士运河河口从非洲游到亚洲……
对我来说，“苏伊士”不仅仅是世界上最繁忙的一条河，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城，一个尸横遍野、有数不清无名战士墓地的战场，一片焦黄干涸满目荒凉的热带沙漠，更是我有限生命最神奇的一部分。
通过运河
午夜，我随一群埃及引水爬上一艘快艇，解缆起航，将笼罩在一片桔黄色灯光中的塞得港甩在脑后。大胡子水手嘴角的大烟斗在夜海中忽明忽暗，无线电对讲机中嘈杂的阿语问答一来一往。我们的小艇随着起伏的黑浪一直驶向塞得港正北泊有上百条舰船的地中海锚地，坐在我身旁的十几位引水将各自分别带领一艘方吨巨轮由地中海驶向灯火阑珊的运河河口。摩托艇靠上泊在锚地的“格兰纳”号，我随引水哈利德攀阶梯爬上这条排水3。8万吨的挪威散装货船。“格兰纳号”来自汉堡港，满载钢材前往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引水哈利德一直爬上“格兰纳”号驾驶台，与挪威船长并肩而立，指挥船员升起埃及国旗，引导着这座水上城市般的庞然大物开向运河河口。夜海中，摩托艇上其他埃及引水也已分别爬上余下诸船各自的岗位。由二十几艘万吨巨轮组成的船队燃亮桅灯、尾灯，排成一条直线对准位于苏伊士运河北端河口的塞得港，左红右绿的舷灯像一条彩练。
由于苏伊士运河航道狭窄，运河管理局不得不实行单向通行规则，日通行能力为三支船队共78艘货轮。其中由北向南两支船队52艘，由南向北一支船队26艘。位于伊斯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