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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种方式——听到彼此的声音，但是间接地通过一个中间人——交谈了二十分钟之后，墙另一边的妇女开始绕过我的助手，用吉大港方言直接向我喊出一些问题或评论了。我的眼睛逐渐习惯了黑暗，可以分辨出透过隔扇的裂缝盯视着我的那些人的轮廓。她们的问题中有许多和男人问我们的一样：“我们为什么必须组成小组呢？”“为什么不能现在就给我个人发放贷款呢？”
大概有 25 个妇女都挤在竹墙那儿窥视我，突然，隔扇被她们压塌了一部分。这些妇女还来不及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就已经坐在那间屋子里和我直接对话了。她们中有一些把脸藏在面纱后面，另一些咯咯笑着，很腼腆，不敢直视我，但我们终于不再需要中间人往返传达了。那是我第一次和一群乔布拉村的妇女在屋子里谈话。
“您的话把我们吓坏了，先生。”一个将脸藏在纱丽里的妇女说。
“只有我丈夫才会处理钱这东西。”另一个妇女说，她背对着我，以使我看不到她。
“把这笔贷款给我丈夫吧，他管钱。我从没碰过钱，也不想碰。”
第三个妇女说。
“我不知道拿钱做什么。”一个坐的离我最近的女人说，但她将目光避开了。
“不，不，别给我，我们拿钱没用。”一个年纪较大的女人说，“为了嫁妆费的事我们的麻烦已经够多了，我们可不想和丈夫再打一架了。
教授，我们就是不想再惹麻烦。“
从她们脸上，可以清晰地看到贫困与虐待造成的毁损。她们的丈夫对任何别的人都毫无能力，于是就毒打她们来发泄自己的挫折感。
从许多方面讲，妇女得到的是牲畜的待遇。我知道，婚姻暴力是很可怕的，我理解为什么这些妇女都不想被卷入对现金的控制——那一直是为男人保留的传统领域。
我还是竭力鼓励她们不要害怕：“为什么不借呢？它会帮助你们开始赚钱的。”
“不，不，我们不能接受你的钱。”
“为什么不能呢？如果你们用它投资，你们可以赚到钱，养活你们的孩子，并送他们上学呀。”
“不行，我母亲临终时对我说，绝不要向任何人借钱。所以我不能借。”
“是的，你母亲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她给你的告诫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她今天还活着的话，她会劝你加入格莱珉的。她活着的时候还没有格莱珉规划，她对这一试验一无所知。那时候，她只能从高利贷者那儿借钱，她劝你不要去和高利贷者打交道是对的，因为他每月收取 10％或更高的利息。但是如果你母亲知道我们的话，肯定会建议你加入来为你自己创造一种像样的生活。”
她们的话我都听到过太多遍，我全都有现成的答案了，但是很难说服这些吓坏了的人。她们一生中从没和任何机构打过交道，我主动提供给她们的每一样东西都陌生而吓人。那天的进展很慢。非常慢。
随后的很多天也都是这样慢。在整个季风雨季和 Ashar 月，人们都吃kalmi、puishak 或 kachu shak 之类多汁多叶的绿色蔬菜。kachu shak 像是一种长长的芦笋，煮熟后有一种鲜美的味道与口感。我最喜欢闻的是村里人将 kachu shak 与干月桂叶、土茴香籽和姜黄放在一起熬煮时散发出来的香味。
刚刚开始去说服妇女从格莱珉贷款时，我们就意识到了：让女性银行工作者做这个工作要容易得多。对于我来说，最大的挑战总是如何才能消除她们的恐惧，而我的女工作者们用柔和的嗓音小心行事，做起来要更容易一些。但收效还是很慢。每一天结束时，我都询问我的学生们工作进展情况。女工作者们通常会在烟盒背面草草记下可能贷款的人的名字。结果，我雇用了三个年轻妇女在我们的试验项目里工作——两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努加罕贝格姆（Nurjahan Begum）
和詹娜夸尼恩（Jannat Quanine），和家在乔布拉村佛教徒居住区、只受过九年级教育的普里蒂拉尼巴鲁亚（Priti Rani Barua）。与男同事们相比，这些女性更容易与村里的女人建立起融洽的关系，但是她们也面临许多障碍。的确，我们向虐待与隔离妇女所开展的斗争，不仅是代表我们的贷款者，也代表着我们自己的女雇员。
第五章 试验项目的诞生（5）
一个银行工作者的工作性质，要求他或她在乡村地区独自行走，有时单程跋涉长达五英里。许多可能成为银行工作者的女性的家长们认为这件事很降低身份——甚至是伤风败俗。虽然他们可能会允许女儿坐在办公桌后面上班，但他们不能接受她们整日为格莱珉在村子里工作。这些女银行工作者又如何在各地之间跑来跑去呢？在孟加拉，男人可以骑自行车，但人们通常认为女人不应该骑自行车。我们买了练习用的自行车，还办了训练班，以使我们的女工作者们有信心骑车。
但是在有些地方，她们骑自行车会招致当地人的攻击。虽然村民们能允许女人乘坐牛车、微型出租车、人力车，甚至是摩托车，但那些信教的保守分子无法接受一个女子骑自行车。甚至在今天，二十五年之后，当我们的贷款者有 94％都是妇女时，我们的女雇员们去村子里工作时依然要经常面对敌意和歧视。当一个女性银行工作者初次到一个村子去时，遭到围观是常有的事。她经常会受到村民的批评。他们只习惯在家里见到女人，而不习惯在任何其他地方看见女人。
我们总是努力招募那些刚刚完成学业正在等待完婚，或是已婚但丈夫失业了的女子作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一般说来，一个未婚女子如果能够尽快找到工作，就会减轻家里催她结婚的压力。此外，工作会大大增加她结婚的机会。她不再被人看作是一个负担了。
经验证明，要留住女性银行工作者是很难的。典型的情况是，格莱珉银行的一个女工作者一旦结了婚，公婆就会对她施加压力，要她辞职。他们不想要一个“有身份的”年轻女子独自在乡间奔波。他们还担心，万一遇到麻烦她可能无力自卫。当这个女工作者生了第一个孩子以后，家里要她辞职的压力就更大了。接着又生了第二个或第三个孩子，之后，这个女人自己也会想有更多的时间和孩子们在一起。
而且，徒步行走几英里那种事，对她来说也不像年轻时那么容易了。
1994 年，当我们宣布我的一个包括提前退休的选择权的养老金规划时，许多女雇员都选择了离开格莱珉。这虽然不是太过意外，但仍然使我们很伤感。在一些国际会议上，我们经常由于雇用的妇女不够多而受到批评。我相信，那些批评者当中大多数都不理解孟加拉的社会现实，但我承认，他们的批评激励我们加倍努力，想方设法留住女雇员。事实上，1997 年有一位妇女被提升为区域经理，那是格莱珉银行前线业务的最高职位，我们为此大事庆祝。但自从 1994 年起由于退休规划我们失去了许多优秀的女雇员，一直令人伤心不已。
努加罕的故事说明了我们年轻的女工作者所承受的众多压力。我们开始进行格莱珉试验规划时，努加罕还在吉大港大学读研究生。她当时 23 岁，正在攻读孟加拉文学的硕士学位。她出身于一个保守的中产阶级家庭，11 岁时丧父。她母亲想要她嫁人生孩子，但是完成学业之后，努加罕反叛了。她是村子里第一个得到硕士学位的女性，一个非政府组织（NGO）主动提供给她一个工作，她感到很骄傲。她乞求母亲允许她工作，但母亲拒绝了，争辩说，在孟加拉，好出身的女孩子根本不该工作。努加罕的哥哥倒是愿意让她为 NGO 工作，但不知道村里的其他人会怎么说。于是努加罕只得一再推迟开始工作的日期，那个 NGO 为她延期了三次，终于无法再等，于是她失去了这个工作机会。
当格莱珉提出给努加罕一个职位时，她的母亲和哥哥的态度终于缓和下来。努加罕没有告诉他们，她不会有办公室，也没有办公桌，她将整天在最穷的村子、最穷的地区间奔走，与乞丐和一无所有的妇女们交谈。她知道，如果让他们知道的话，他们会惊恐万分，强迫她辞职。1997 年 10 月她开始和我们一起工作。只要她的亲人们不知道格莱珉是什么样子，他们就会勉强地允许她工作了。
努加罕工作的第一天，我要她去乔布拉村对一位毫无任何谋生手段的贫苦妇女做一个案例研究，那位妇女名叫阿玛加阿米娜（Ammajan Amina）。我这样做是出于如下几个原因。首先，我相信，激发一个新员工的最好方法，就是让她亲眼看到穷人生活的实际情况。我想让努加罕的内心被贫困现实所触动。其次，我想看看努加罕会如何适应。和穷人一起工作并且要对他们的生活产生积极影响，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努加罕获得的硕士学位并不能保证她拥有内在动力、信心和力量向这些穷人展示如何去克服他们的障碍。她会愿意花时间和那些一无所有的人待在一起，去了解他们如何生活、工作，如何生存下去的吗？她必须学会把她的客户看作是完全意义上的人，需要帮助与变化的人。她必须和穷人建立一种便捷无畏的沟通，完全地了解她的贷款者们的生活与困难。于是，在努加罕开始工作的第一天，我把她拉到一边说：“试着去和阿玛加阿米娜单独谈话。试着去感动她，理解她。今天不要带笔和纸，以使她安心。”
努加罕和我的同事阿萨杜贾曼（Assaduzzaman，简称 Assad，阿萨德）一起去了乔布拉村。阿玛加阿米娜冲阿萨德点点头，问努加罕说：“他是你丈夫吗？”
“不是，”努加罕回答说，“他只是一个同事。”
“你怎么和一个不是你丈夫的男人一起来见我们呢？”阿玛加阿米娜问道。这有违“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