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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二年十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以后，蒋介石集中二十多万兵力，对我革命根据地“划区清剿”，企图扑灭留下的红军，摧毁我根据地。面对这种严重局势，鄂豫皖省委决定重建红二十五军，徐海东同志率领的部队留在苏区坚持斗争，改编为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在两年保卫鄂豫皖红色土地的斗争中，不论环境多么艰苦，遇到什么挫折，徐海东同志总是抱定必胜的信心，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打了许多出色的胜仗。一九三三年三月，在郭家河战斗中，他指挥七十四师以伤亡三十七人的代价，歼灭马鸿逵部马腾蛟旅三千余人，是红二十五军重建后的首次大捷。同年十月，党的皖西北道委组建红二十八军，徐海东同志任军长，道委书记郭述申同志任政委。他们采取“避免与敌人硬战，分散进行游击活动”的方针，打不了不打，打不胜不打，要打就打歼灭战，以两千多人的兵力，对付敌人十个师近十万人的“围剿”。在葛藤山反击战中，歼灭敌五十四师一六一旅一千多人，活捉敌代理师长兼旅长柳树春。不到半年，红二十八军扩大到三千二百多人，皖西北苏区扩大了一倍以上。一九三四年二月，蒋介石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组织十六个师又四个独立旅进行反革命“围剿”。同年四月，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会合，编为红二十五军，徐海东同志担任军长。七月，在长岭岗战斗中，他和军政委吴焕先同志一起，利用敌人戒备疏忽和处于不利地形等弱点，发扬我军山地战的特长，全歼敌东北军一一五师。十一月，红二十五军根据鄂豫皖省委决定，为准备长征，由皖西北向鄂东北转移。前有敌人五个师重重封锁，后有敌人五个支队紧紧尾追，徐海东和吴焕先同志一起，指挥部队突破四道封锁线，在河南光山县斛山寨地区，打破了敌人十个团的袭击，使部队转危为安，为即将开始的战略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
接着，红二十五军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名义，开始进行长征。蒋介石调动四十多个团的兵力前堵后追，妄图把红二十五军消灭于长征途中。当时，红二十五军只有二千九百八十多人，程子华同志任军长，吴焕先同志任政委，徐海东同志任副军长。他们在鄂豫皖省委的领导下，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指示，战胜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追剿”，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当我军由桐柏山区向伏牛山区挺进的时候，在河南方城县独树镇突然遭到敌人一个旅和骑兵团的袭击。这是关系战略转移成败的关键一战，在这紧要关头，吴焕先同志举起大刀，指挥一个连冲上去，振臂高呼：“共产党员跟我来！”徐海东同志带着一个团赶到，立即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经过殊死奋战，终于打垮敌人的进攻。就这样，不足三千人的红二十五军，远离老根据地，过豫西，入陕南，长驱千余里，粉碎了二十余倍于我之敌的围追堵截，胜利地完成了第一步战略转移任务。
一九三五年初，在鄂豫皖省委（后改组为鄂豫陕省委）领导下，红二十五军展开了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徐海东等同志率领部队开展游击战争，广泛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在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的斗争中，鄂豫陕省委根据徐海东同志的建议，采取了“先疲后打”的方针。我军北上商（县）雒（南），南袭荆紫关，把敌军拖得疲备不堪，然后诱敌深入，在袁家沟口全歼敌警一旅，生俘敌旅长唐嗣桐以下官兵一千四百余人，粉碎了蒋介石三个月消灭红二十五军的狂妄计划。接着，我军又跨过终南山，威逼西安，彻底打破了敌人第二次“围剿”。经过五个多月斗争，建立了一个初具规模的革命根据地，使红二十五军发展到三千七百余人。
一九三五年七月，从缴获的报刊上得知，红一、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动向。蒋介石正在调兵遣将，妄图将我中央红军主力消灭于四川北部。鄂豫陕省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西进甘肃，配合中央红军北上，迎接党中央，迎接毛主席。徐海东同志在省委会上说：我们能牵制敌人，保证中央顺利北上，对中国革命有重大意义。在此行动中，即使我们这三千多人牺牲了，也是光荣的。这些铿锵有力的语言，充分表达了红二十五军广大指战员坚决拥护党中央、毛主席，自觉服从革命全局需要的共同心愿。
红二十五军主力西进甘肃，北上陕北，冲破敌人重重封锁，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八日到达陕北苏区水平镇，与刘志丹同志率领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同志任军团长，刘志丹同志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程子华同志任政治委员。红十五军团立即投入粉碎蒋介石对陕甘根据地第三次“围剿”的斗争，连战皆捷。先是在劳山战役中歼灭东北军一一○师，打死敌师长贺立中，接着又攻克甘泉县的榆林桥，歼敌一○七师四个营，活捉敌团长高福源，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北上。榆林桥战斗刚结束，传来了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的特大喜讯，全军群情振奋，欢声雷动。十一月初，毛泽东同志来到甘泉县道住铺十五军团部，亲切地接见了徐海东和程子华等同志，肯定了红二十五军到陕北的作战部署、计划、方针都是对的。
从此以后，徐海东同志就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参加了一些著名的战略和战役行动。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的直罗镇战役中，徐海东同志率领红十五军团与第一军团并肩作战，全歼敌军一○九师，击毙敌师长牛元峰。毛主席说，这一仗是“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三六页）。一九三六年，毛主席亲自指挥一军团、红十五军团东征，以实际行动促成全国抗日。我参加了这一行动，目睹了徐海东同志按照毛主席的作战意图，进行了一系列战斗，一直打到山西省太原近郊的晋祠。接着，徐海东等同志又率领十五军团参加了西征战役，与左权、聂荣臻同志率领的左路军相配合，打破敌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包围和进攻，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西安事变发生后，徐海东同志奉毛主席、周副主席的命令，率部进驻商、雒一线，坚快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贡献。
在抗日战争的峰嵘岁月里，徐海东同志坚决贯彻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决策和作战指导方针，纵横驰骋在祖国的广大土地上。一九三七年，我八路军深入华北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徐海东同志担任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斗。后来又参加了粉碎日军九路围攻的战役。这一战役，共歼日军四千余人，是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奠基的一战。在町店战斗中，徐海东同志率领两个团，突然向敌军发起进攻，消灭日军一个联队，毙伤日军约一千人。一九三八年，他和王震同志一起，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再次深入华北敌后，实践毛主席关于开展山地游击战的伟大战略思想，胜利地完成了任务。一九三九年，他又奉命到华中前线，担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在周家岗战斗中，徐海东同志带病指挥部队，与敌人激战三天，毙伤日军一百六十余名，并乘胜收复了大片失地。这是我军在皖东首次反“扫荡”的重大胜利。一九四○年一月二十八日，他在向营以上干部作总结时，突然发病，吐血不止，病倒在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的战场上。
对党一颗红心光明磊落，旗帜鲜明，是徐海东同志一贯的政治本色。在党内两种思想、两种路线的斗争中，他能够从党的利益出发，判断是非，坚持原则。邓小平副主席称赞徐海东同志对党是一颗红心。早在鄂豫皖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他就对张国焘先是军事冒险、后是右倾逃跑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一九三三年，围绕要不要围攻七里坪的问题，在红二十五军内部展开了一场斗争。七里坪是黄安北部一个重要城镇，也是敌人安在我苏区中心的一个坚固据点。当时，敌人兵力超过我十倍以上，占领着鄂豫皖的全部城镇和大部分农村。省委某些领导同志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不从客观实际出发分析敌我态势，认为围攻七里坪是红二十五军的“中心任务”。徐海东同志坚决反对，认为当时不是夺取中心城镇的时候，一是兵力不足，二是苏区粮食供应困难，这样怎么能围攻敌人呢？省委主要领导同志不听徐海东同志的意见，说中央的指令必须执行，把敌人逼走就是胜利。围攻的结果，我军不但未能困死敌人，反使自己处于极为被动的地位。徐海东同志再次建议撤围，又被省委一些同志指责为“右倾”，把他赶出会场。七里坪战役失败了，红军受到巨大损失。徐海东同志痛心地说：“红二十五军这样好的队伍搞垮了，领导要负完全责任。”
在肃反问题上，徐海东同志对扩大化的错误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鄂豫皖，负责肃反工作的戴季英大搞逼供信，有一次把一个团从政委到排长都打成“反革命”。徐海东同志严肃地批评他：“你有什么根据把他们都打成反革命？”还几次在即将逮捕处决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据理力争，保护了一些忠于党的事业的好同志。在陕北，推行王明路线的戴季英等人，秘密地命令十五军团保卫部逮捕了刘志丹同志。徐海东同志知道后，坚决反对。他说：“刘志丹同志如果是反革命，那还能有陕北根据地！”毛主席到陕北后，经过调查，立即给刘志丹同志平了反，并撤了戴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