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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1月8日。豫东南胡山寨。
胡山寨是光山城南的一处山地，位于制高点上，地形很有利。艳艳的十一月份的阳光下，连续急行军两天三夜的红军指战员，疲惫至极，红二十五军伏在胡山寨及其周围，休息打盹，养精蓄锐。
徐海东消瘦了，受过伤的腿部常常痛得他冷汗直冒。部队刚停滞不前下来。他就支持不住了。让通讯员告诉政委吴焕先一声，安置一下部队他便一头倒在床上，顿时，鼾声大作。休息不到两个小时，吴焕先把他叫醒了。
吴焕先急促地说：“快起来！敌人来了！”
徐海东一听敌人来了，顿时，困意全消：“怎么回事？”
“敌一○七、一一七师向我二二三团所驻胡山寨东边的刘湾攻击；红二二四团驻寨南的朱家坳，困地势低洼，敌第四、五支队猛烈攻击，被迫向西部转移过来，敌第四、五支队向胡山寨仰攻，企图夺取制高点。七十四师二营正在奋力阻击！怎么办？是撤？是打！”
“七十四师一、三营在哪？”徐海东问。
“在寨东北的沙子岗！”
“马上增援二营，守住制高点！”徐海东果断地说。
此时，敌追剿纵队总指挥上官云相派飞机对红军轰炸、扫射，并乘飞机亲临战场上空督战。敌人气焰十分嚣张，凭其优势，陆空联合向红军阵地反复猛攻。红二十五国处境极端危险。
徐海东躬着背，两手拄桌子，看着桌上的地图，一言不发。许久，他抬起头来对焦虑不安的吴焕先说：“打！只有打胜这一仗才有活路！”
“我的意见也是！”吴焕先说，“我们长途行军和连续战斗，体力消耗很大，恐怕‘走’不动了。只坚守阵地，打垮敌人的进攻，才能继续前进。”
“只有坚守阵地不行，要变防御为进攻，变被动为主动，要有攻有守，而且还要有有力的政治动员，使指战员继续发扬不怕疲劳、不怕牺牲、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方可解今日之围！走是不能走了，大白天的，上官云相在空中，你走到哪，他追到哪里。靠‘走’来摆脱敌人是不可能的。只有打散他们、打溃他们、打没他们，我们才能顺利到达鄂东！”
两个人立即形成了统一的命令：“第七十四师继续扼守胡山寨制高点，箝制和消耗敌第四、五支队；第七十五师二二四团从寨北迂回到刘湾北侧，协同第二二三团向敌第一○七、第一一七师实施突击；而后，第二二四团迂回至朱家坳以南，第二二三团到朱家坳以东，与第七十四师协同攻击敌第四、五支队。”
命令下达后，部队立即进行短促有力的政治动员。徐海东率领第二二四团沿胡山寨北山麓隐蔽地迅速迂回到敌第一○七师侧后，突然发起猛攻，第二二三团乘机反击，敌被迫向东撤退。接着，第二二三、第二二四团团体同攻击第一一七师。在红军猛烈攻击下，该敌不支遂撤退。
徐海东率领二二三团，二二四团向敌第四、第五支队的侧后猛攻。战士们见军长身先士卒，一个个骁勇如虎，向敌群冲杀过去。
空中的上官云相看到两个师落荒而逃，气得过且过暴跳如雷，大骂“饭桶”！同时，命令第四、五支队猛攻胡山寨制高点，以挽回败局。
整个战场硝烟弥漫，枪炮声隆隆，火光闪动。敌人哇哇地向山上冲。
吴焕先率领第七十四师坚守胡山寨制高点，火网密集、利如尖刀，敌人像被割的秋草，一排排倒下。
山下，徐海东指挥两个团向上冲锋，与敌人接上了火，拼起了刺刀，两军铰在了一起。
徐海东手中的刺刀往来自如，所向披靡，一个个敌兵倒下。
徐海东看见陶家河练拼刺刀的那虎墩墩的战士，他手中的刺刀，如一条游龙，在敌阵中大显神威。
两军对垒，勇者胜。这是徐海东训练时的口头禅。也是每个红军战士的座右铭。军长和战士们一起厮杀，又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个个奋勇当先，前赴后继。
敌第四、第五支队三面受围，虽有空中上官云相在督战，也无济于事。军心大乱，夺路溃逃。上官云相的飞机在空中盘旋两圈，留下四千多死伤及被俘官兵灰溜溜地走了！
战后的徐海东，一身战尘，高挽衣袖，满面春风，高高地站在一块石头上，面对着恐惧不安、垂头丧气的战俘们说：“我放你们回去，有种的，打日本人去！”
一声清脆的马鞭响，震撼了所有被俘东北军的心灵，也震撼了所有有良知的国民党官兵，震撼了所有阻碍革命的反动派。
始长征越围寨 遇险独树镇1934年11月11日。豫东南花山寨。
夕阳晚照，炊烟正从村寨袅袅升起。
中共鄂豫皖省委正在开第十四次常委会议。根据中共鄂东北区委书记郑位三转达程子华带来的中央精神和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口头指示，结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实际，讨论着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的问题。
省委书记徐宝珊正在念中共中央早在2月12日给省委的指示信：……省委当前的任务，在于保全我们的活力，保全我们的队伍，去创造新的苏区，新的根据地，整理、锻炼和强固我们的力量，创造新的主力红军。同时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为恢复原有苏区而斗争。这是目前形势下唯一正确的路线。
再固执着“死守”的方针，是只有牺牲我们的干部，牺牲我们的活力，必至完全葬送我们的事业。
徐宝珊说，我们是7月1日收到这封指示信的，当时省委根据鄂豫皖斗争的实际情况，决定暂不完全脱离苏区，采取徐海东同志的建议：内线运动持久战和外线游击速决战并重的方针，在徐海东同志率领下，红二十五军像一条游龙，腾云驾雾，自由往来于敌人林立的碉堡之间，保住了红军的有生力量，又开辟了以朱堂店、陶家河为中心的两块游击根据地，鼓舞了鄂豫皖边区军民的革命热情，给张学良的东北军以沉重打击，粉碎了他三个月剿灭红军的妄想。当时，省委的决定是正确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该讨论一下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的问题了。中央2月指示信分析的鄂豫皖苏区的形势，我看对现在更为适宜。指示信中还明确提出了：关于新的地区的选择，原则上应注意下列条件：⑴敌人力量比较薄弱；⑵群众中革命影响较大，或者群众比较容易为我们争取者；⑶地形有利于我们防御和作战，粮食和一般物质条件较丰优的。
应根据这一原则及中革军委的军事指示，以及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 形势，去作适当的决定和行动。（1934年2月12日，中共中央《给鄂豫皖省委的指示信》。）
徐宝珊继续说，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军事训令中指出：……原则上同意省委提议，红军主力仍留在原来苏区继续行动……应创造一个较强的独立团，到平汉路西桐柏、随县地域去活动……积极地向外线发展，特别应向河南及京汉路上活动……（1934年6月13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给鄂豫皖省委的军事训令》。）
据此，省委对战略转移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研究，并做了一些这方面工作。现在到了坚决拿出战略转移决心的时候了。
郑位三同志用平和的语气，转达了程子华带来的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口头指示红军主力要做战略转移，建立新的根据地，以减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压力，同时也要使主力红军得到发展，留下的部分武装能够长期坚 持，也能够保存老革命根据地。（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17页。）
徐海东果断地说：“坚决按中央的指示办！”在这次会议上徐海东被增选为省委常委。他说：“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革命的热情仍很高，但是，经过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复‘清剿’，不管是人力，还是物力都受到了严惩摧残。参加红军的人员迅速减少，而且年龄普遍偏低，有的村庄只有老弱伤残的群众，没有一个适合当兵的。若是以前，红军打这么多胜仗，我们的队伍绝不会还是三千多人，肯定早发展到一万多人了。这样下去，不进行战略转移，不利于红军主力的发展壮大。所以，我想，选择新根据地时，除了中央提出的三条外，还应加上当地或者周围群众数量多这一条。再说，红军的给养也是个重大难题。根据地的村庄，十室九空，土地荒芜，春耕时种不上田，秋收时被地主团丁抢走，群众自己也没吃的。只靠到外线抢敌人的粮，有时要付出巨大代价，还接济不上，这也不是长久之计。所以，将来到新的根据地，一定要想方设法自己生产些粮食，以备急用。”参加会议的人。个个觉得徐海东的一席说得有道理。一个窑工出身，只读过三年半私熟的虎将徐海东的政治素质和理论分析的能力还真高呀！
吴焕先打趣地说：“我们的老虎军长成了政治家了！海东同志分析得入木三分。当前敌我力量对比悬殊，鄂豫皖根据地的严惩局面在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随着冬季的到来，还有可能更为严峻。在沿边地区恢复老根据地与一辟新根据地，经过朱堂店和陶家河两地区的尝试，成效都不大，都不巩固。虽然红二十五军还能够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但是本身已不易得到很大发展，难以恢复和开创一个新的局面。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在根据地日益缩小的情况下，红军得不到人力物力的补充，将会继续削弱，而且还有被消灭的可能。现在必须马上转移出去，开辟新的根据地，谋求更大的发展。”二十七岁的吴焕先政委以他高超的洞察力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说出了大家共同的心声。
会议一致认为：向东、向南、向北都不适宜，向西则比较容易发展。会议决定：⑴省委立即率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