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刘书春一时没明白过来，又问：“你们苏区共匪，噢，不，共军，无房、无粮，怎么还能打胜仗，这到底是……”
徐海东刷地站了起来，瞪大眼睛，气愤地说：“没有房子，是你们烧的；没有粮食，是你们抢的，你们天天骂我们‘共匪’、‘共产’、‘共妻’！你们的所作所为，才真是匪呢！”
刘书春全身颤抖，手足无措，哑口无言。
练精兵战长岭 奔袭太湖城1934年4月16日。商城豹子岩。
河南商城东南部，豹子岩上杜鹃正红、蓬蓬勃勃，像挂起一面硕大的旗帜。岩下空草坪边缘，百草葱茏，军马在悠悠甩着尾巴，啃着嫩草，再望望身边的一群群一簇簇的红军战士，露出欢快神情，不自觉地发出咴咴鸣叫。
空阔的草坪上，人声鼎沸，号角长鸣，欢歌笑语，一派热闹景象。
徐海东在布置安排了皖西北根据地的工作后，根据鄂豫皖省委的指示，带领红二十八军，陆陆续续和国民党军队打了几仗，突破了一道道封锁线，终于和吴焕先带领的红二十五军会师了。
根据省委决定，红二十八军编入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政治委员吴焕先、政治部主任郭述申（兼）。红二十五军下辖两个师：七十四师师长梁从学（原八十二师师长刘德利在本年2月火炮岭战斗中牺牲），政治委员姚志修；七十五师师长丁少卿（原八十四师师长黄绪南于本年3月杨山战斗中牺牲），政治委员高敬亭，全军共三千余人。
在红二十五军成立大会上，吴焕先代表中共鄂豫皖省委作了重要讲话，他说：红二十五军主力分别半年之后，现在又会合了，这是一件大喜事。红二十五军前一时期的斗争，由于领导上的错误，碰了很大的钉子，这是很痛心的。但是从血的教训里面提高了认识，找到了新的有效的斗争方针，我们的前途是大有希望的。希望全军指战员团结一致，为打破敌人的围攻而斗争。
战友重逢，说不尽别后的艰苦斗争浴血奋战。一冬一春，如隔三秋，重逢的激动心情难以言表。
在草坪边的石块上，徐海东和吴焕先正在亲切地交谈。
吴焕先端详着精神饱满的徐海东，情不自禁地说：“你真是个怪人，战事一紧张，你的病真的好了！当时，在黄土岗被冲散，我非常担心你这担架上的病号，别让敌人活捉了！”
“我也很奇怪！”徐海东嘿嘿一笑说，“当时和主力失散，情况危急，那病就没了。这几天，不打仗了，又不大舒服了。看来治我的病，最好的药是打仗，最好的医生是敌人。说不定将来敌人没了，我就卧床不起了！”
“别瞎说。那时即使有病，也能在大医院里治好。再说，革命胜利了，有多少事等着我们去做，那也是‘打仗’啊！你还是没时间生病！”
“是！是！革命者病不起，革命者没有时间生病。不过，如果马上把敌人消灭了，贫苦人过上好日子，我情愿大病一场！”徐海东仍是笑呵呵地说。
草坪上，刚刚会合的红二十八军和红二十五军分别唱着自己编的山歌：红二十八军唱道：肩膀扛粮袋哟，屁股挂镰刀；天天打游击哟，夜夜随山倒！
红二十五军唱道：山沟野坳是我房，野菜山果是我粮；三天不吃饭，照样打胜仗。
“这唱出了我们红军指战员的共同心声！”吴焕先感慨地说。
徐海东对吴焕先说了黄土岗分手时那个吹号的小战士：“可惜呀！我当时连他的名字都没顾上问。多功能好的战士呀！”徐海东惋惜地说。
“是的。在我们的革命队伍中，有多少同志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当了无名英雄啊！”吴焕先也说。
“沈泽民书记怎么样？身体还好吗？”徐海东关切地问。
“他于去年11月病逝了！”吴焕先沉痛地说。
徐海东情不自禁地掏出沈泽民同志赠给他的那块钢壳怀表，看了又看，然后说了声：“真可惜，沈书记可是个好人哪！”他的眼睛湿润了，陷入了回忆中：“那是在七里坪围攻战之后，部队向皖西转移的路上，给养十分困难。先头部队在福田河一带，曾乱杀了一些牛、羊、猪、鸡。沈泽民同志知道后，便向我说：”海东，你们但任后卫的可要负责做好群众工作啊！仗打败了，红军还是红军，不能毁坏群众牲畜！‘沈泽民同志病了，不骑马，不坐担架，每日每夜和战士一样坚持步行，和同志们一样吃生南瓜和生葫芦。一天住下，我的警卫员看见满院鸡跑，随便说了一句：“捉个鸡杀了吃！’我以为他真要捉鸡，朝他说：”动一根鸡毛我就揍你！‘沈泽民同志刚好路过，连连点头说：“海东同志，要都有你这样的党性，该多好呀！我们红二十五军不会像今天这个样子！’”
“他病危时，还抱病向中央写了一份沉痛的检讨报告！”吴焕先补充说，“他的高尚品格和革命精神真是值得我们学习呀！”
1934年3月2日。蒋介石官邸。
华灯高照，窗帘低垂。
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正陪同张学良共进晚餐。
张学良自1930年中原大战支持蒋介石后，被任命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与蒋介石成了结义兄弟，是蒋介石餐桌的常客。
桌上有东北参汤、福建龙虾等，菜并不多，但都很名贵讲究。
宋美龄不时给张学良夹菜，说：“汉卿，这次你任豫鄂皖‘剿匪’副总司令，实际上是总司令，中正他没时间，全由你代劳啦，担子不轻呀！”
“应该的！应该的！”张学良说。
“汤恩伯、卫立煌、刘镇华，‘剿匪’不彻底，有失我望。但毕竟把匪军主力撵出了鄂豫皖，这渔翁之利让给老弟啦！”蒋介石说着，夹了个大龙虾放在张学良盘里。
“我在华北没什么建树，但愿在鄂豫皖不失老兄期望！”张学良微笑着说。
4月19日。光山沙窝集。
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何柱国正和一○九师师长牛元峰边品酒、边看歌舞。
“叮铃铃……”电话响个不停。
“妈的！扫兴！谁来的电话！”牛元峰骂着，提起了电话，脸阐严肃起来。“少帅电话，让你接的！”
何柱国慌忙接过电话说：“我是柱国，少帅，请指示！”
“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于16日在商城豹子岩会合。现在正向鄂东北运动，你们密切注视、寻机歼之！”电话里，张学良说道。
“是！少帅！”何柱国毕恭毕敬地回答。
刚放下电话，何柱国夹了一口菜还没放进嘴里，警卫连长气喘呈呈地报告说，“徐海东率领红二十五军通过潢（川）麻（城）公路向西去了！”
“搅得一顿饭也吃不好！”何柱国说。
“派你一○九师现有部队尾随跟踪；调杨正治第一○八师、董英斌第一一一师从左右合围！”何柱国对一○九师师长命令道。
红二十五军按照省委指示，伎俩中后由皖西北重返鄂东北，于19日黎明前通过潢（川）麻（城）公路，这时驻光山沙窝集的敌第一○九师两个营尾追而来。为了打击该敌，徐海东决定以第二二三团埋伏于沙窝以西之高山寨，其余部队诱敌跟进。敌人进入了伏击圈。徐海东命令第七十四师突然掉头反击，第二二三团向敌人侧后发起猛攻。敌人遭到前后夹击，未等敌一○八师、一一一师合围过来，就仓皇溃窜。红二十五军乘胜猛攻，毙伤敌军一百余人，俘敌五十二人，缴获轻机枪十余挺，步枪一百余支。这次战斗是对东北军的首次打击。徐海东的灵活机动，巧妙设伏的运动战术给张学良留下了深刻印象。
6月7日，豫东南彭新店。
阴雨连绵。红军战士挽着裤腿，穿着草鞋，伴着哗哗的溪水声，急速南下。到达豫东南部的彭新店与敌四十四师一三二旅两个团遭遇。二十五军迅速扩散，枪占有利地形，先敌开火，从东西两面实行夹击。敌人不支，向南溃退。红二十五军乘胜追至彭新店以南的九龙河。此战，毙伤俘敌四百余名。次日，部队在殷家湾休息时，发现该敌携伤兵回窜宣化店，即抓住战机，在杨家店一带予以截击，再毙伤俘敌六百余名。
在此胜利的基础上，6月中旬，红二十五军转兵北上，在胡家冲、观音寨、杨平口等地给花园、夏店出动之敌以沉重打击。
到7月中旬，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红二十五军在朱堂店至铁铺一带，恢复和开辟了一块南北长三十余公里、东西长约二十余公里的根据地，并建立了朱堂店和几个乡政权。
红二十五军在战斗间隙也加紧部队训练和建设。这段时间，徐海东常常一个人坐在屋里低头沉思。他不像政委吴焕先那样爱动笔，往往一边想、一边就把得出的结论铭记心头。
“我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蛮干了！”这是他得出的结论。他想得很多，想到大革命失败后那风风雨雨的年代，想到他个人拦队伍，搞暴动的激动场面，又想到红四方面军主力走后，沈泽民和省委的其他同志收拢零散部队重建红二十五军的艰难情景。是啊，部队曾发展到一万多人。可是去围攻七里坪和军内搞的那个“肃反”，把这支队伍折腾得只剩四千多人了，过皖西的路上又被敌人冲散，几乎垮了……他想：如今部队又理顺了，虽说人数不多，但都是经得起风吹雨打的硬汉，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红军战士，都是有坚定信念的革命同志，无论如何，再也不能让这支队伍受损失了。最近省委决定要整顿纪律，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建立健全各级政治领导、加强基层党团组织和恢复红军士兵委员会……他从内心里拥护，并积极出谋划策。他除了组织军事训练、研究战斗指挥和战术动作外，还给部队提出：“十一会”：会打仗，会进攻，会防守，会转移，会突围，会隐蔽，会行军，会侦察，他觉得作为一军之长，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给自己订下三条守则：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