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东“扑通”一声，双膝跪在乡亲们的尸体堆前，胸中发出低吼：“父老乡亲，你们太惨了。我徐海东不报此仇，誓不为人！！”
八个人掩埋了群众的尸体，踏着晨光离开了李家冲。
第二天傍晚，天一黑，徐海东急切地回到徐家老窑。
自家的房顶被掀掉，墙被推倒，家俱被扔一地，院里院外，到处烟熏火燎，惨不忍睹。
双目失明的老母不见了！
瘦弱多病的妻子没有了！
哥哥嫂嫂侄儿侄女也不知去向！
徐海东冲出院子，又朝窑场跑去。
窑场的情景更令他触目惊心：几间茅棚烧的烧、拆的拆，被捣了个七零八乱；泥砖、泥坯、泥盒、泥罐、泥瓦、泥缸，通通被砸得衡里哗啦，破碎不堪。
这是徐家祖辈整整七代人的家业啊！靠着它，养活徐家的祖祖辈辈子子孙孙。可现在完了！全完了！
徐海东痛不欲生、泪如泉涌。他双膝跪在地上，将地上破瓦碎片一一拣起，捧在手里，像捧着一串破碎的珍宝。
“元清呀，你回来了？”同族的二叔呜咽着说。
徐海东没有回答他的话。过了许久，他深情地说：“二叔，我走了。我妈要是还活着，你见了，就把我的话告诉她，我是个不孝的儿子，我连累她了。要是她老人家已经不在了，你就想办法帮我……”徐海东泣不成声。
二叔还算个刚强的人，他拌动着干裂的嘴唇，嗡声嗡气地说：“你也不要过分难过。我们徐家已经死了六十多口子，这个仇只等以后你们去报了！我这把老骨头就交给这窑场了！你快走吧！再也不要回来了，他们到处张贴布千，抓你，你赶快走吧！”说着，老人塞给徐海东一个扁扁的小酒瓶，“带着，路上用它驱驱寒吧！”
这一次告别故里后，徐海东再没回过徐家老窑。
暴动总指挥徐海东，再次几乎成了光杆司令。他开始认识到：革命不是儿戏，暴动不是闹着玩的；革命不仅要有枪杆子，还要学会抓住枪杆子；打游击是个好办法。
1929年春。黄陂县木兰山。
“木兰山”，这座和巾帼英雄花木兰同名的山，以它那茂密的丛林，保护着劳苦大众的英雄好汉。它是大别山区贫民百姓的骄傲，是鄂豫皖工农红军的摇篮，是徐海东学习游击战争的第一所学校。
在一个春雨方晴的下午，吴光浩和徐海东两位暴动首领在木兰山重逢了。
当徐海东自我介绍说：“吴总指挥，我是黄陂的徐海东。”吴光浩惊呆了，心想，黄麻起义时，他一身蓝布短打，挎着短枪，精神拌擞的；如今除了虎灵灵的眼睛和酒窝没变外，穿着件补丁的棉袄，头发长长的，脸瘦瘦的。半开玩笑说：“你科像个讨饭的！”
“我们都是为穷人‘讨饭’么！你也变了许多，又瘦又黑，脸上多了些麻点。”徐海东说。
“这样好呀！这样，地主老财才会施舍么！”
两人一说一笑来到吴光浩临时扎营的地点。随便找了两块石头坐了下来，谈论分手后的情形。
“黄麻起义后不久，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就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军，转入这个木兰山打游击。去年7月，又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戴克敏任党代表，曹学楷任参谋长，我任军长兼师长。说是军呀师呀，实际上我只有七十二人，五十三支枪。这不，以鄂豫交界的光山柴山堡为中心，走上了‘边界武装割据’的道路，才算有了这块地盘。我们一来到木兰山，听说黄陂有个‘臭豆腐’就是你，到处找你，没想到，今天不请自来喽！”吴光浩滔滔不绝地说着，“听说，你领导的去年年关暴动也受挫了，现在也在打游击？多少人？多少枪？”
“快当光杆了！”徐海东苦笑一下回答说。
“今后打算怎么办？”吴光浩问。
徐海东回答得很干脆：“‘前汉’亡了有‘后汉’，革命不成继续干！”
吴光浩见徐海东如此有志气，便问：“你准备怎样着手？”
“往后发展队伍，要慢慢来，真正想革命的，要；凑热闹的，一个不要！打游击，人多不如人少，人少还要人好！”
这是徐海东从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经验。
吴光浩连连点头称赞：“太对了啦！以前我们都有些蛮干，必须改！我们三十一师采取‘昼伏夜动、远震近止、声东击西、绕南进北’的方针，坚持鄂豫边界武装割据斗争，不断地发动、组织和教育群众，壮大自己的力量，伺机打土豪分田地！……”
徐海东这是第一次与一位懂军事的人谈军事，他听得津津有味，虽然对“边界武装割据”的道貌岸然路等词不太懂，但对他们的一些做法，却心领神会。他又想起第一次见面时，吴光浩对他说过的“有人才会有枪。”于是，决心重新回乡去组织队伍。
吴光浩，是徐海东心目中十分敬仰的一位革命领导人。从找到吴光浩那天起，他就感到在军事斗争上，自己又有了依靠。为了拉队伍，几时天过后，徐海东又走下木兰山，朝家乡奔去，一路上还轻轻地哼着从游击队战士们那里学来的几句歌：革命军游击转回还，光打“清乡团”，铲土豪、除劣绅，一心要共产。
谁敢来抵抗，叫它狗命完……
1928年“年关暴动”后，徐海东又多了一个绰号——“徐老虎”。
乡亲们用“老虎”来形容他为革命昼仗夜动、以山为家；地主的民团用“老虎”比喻他厉害、可怕。在白色恐怖下，徐海东率领着一支精干的小游击队，日夜和敌人周旋。大股敌人来了，他们就赶紧藏进山林；小股敌人到了，他们就瞅准机会，打他一枪，抓几个俘虏，迅速转移。从切身斗争实践中，徐海东认识到：军事行动固然要冒风险，怕风险就不能打仗；可是不深思熟虑，一味鲁莽蛮干，那不是英雄。
冬去春来，1930年4月，中央为了加强鄂豫皖边区革命根据地的统一领导和武装斗争，正式成立中共鄂豫皖边区特别区委员会。郭述申为特委书记，活跃在木兰山、紫山堡一带的红军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许继慎任军长，曹大骏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副军长。5月，蒋介石发动中原大战。各派军阀互相战争，正是革命发展的大好形势。党领导下的大别山游击战争，此时迅猛发展。各路红军、游击队，声东击西，驰骋在京汉路南段、皖西地区和淮河两岸。徐海东按照党的指示，扩大农民自卫军，接着，他率领农民自卫军编入鄂东警卫第二团，徐海东任团长。
革命的火焰，在大别山区燃烧。党中央先后派来了许多党政负责人和军事将领：张国焘、沈泽民、曾中生、徐向前、陈昌浩和郭述申、陈赓等。红军一次又一次扩编、地方武装一次又一次升级，鄂豫皖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1930年6月，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1931年1月，红一军和蔡申熙等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在商（城）南长竹园胜利会师，两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旷继勋任军长，余笃三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参谋长，曹大骏任政治部主任，全军共一万二千五百余人。同年5月，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张国焘为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同时设立中共鄂豫皖省委，沈泽民任省委书记。11月，红四方面军在黄安七里坪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刘士厅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红四、二十五两个军，总兵力近三万人。鄂豫皖根据地蓬勃发展着。山歌唱得好：山歌越唱越开怀呀，东山唱到西山来。
大别山里闹革命哟，工农大众都起来。
打倒豪绅和地主，工农政权建起来。
英雄好汉当红军呀，红旗滚滚过山来。
山上的松树绿了，绿得葱茏，苍翠挺拔；坡上的映山红开了，开得灿烂，喷薄鲜艳；田里的麦苗青了，青得碧翠沁人心肺；屋里的老农笑了，笑得开心，壮志欲酬。
1931年3月，徐海东副食的警卫队团升级改编为主力红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八团，徐海东被任命为团长。
徐海东打了三年多游击，如今脱掉长袍，戴上八角帽；脱掉黑棉袄，换上红军服；丢掉麻绳，扎上绑腿，系上皮带，又恢复了往日的军人风采。他告诫自己，我是正规红军的团长了，以后脾气要改，酒要戒；做事要更加稳重、成熟；打仗时要更加勇猛、顽强。
1931年4月2日。十二师师部。
师长陈赓和团长徐海东正在聊天。
“臭豆腐”“徐窑匠”“徐老虎”——徐海东的这些绰号，在老百姓中传扬，在红军部队里也偶能听到。徐海东的脾气怪，爱说玩笑话，有时又好发火。他的故事传来传去，传进了师长陈赓的耳朵里。
陈赓是红军的一位名将，也是一员虎将。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东征时救过蒋介石的命，参加过“八一”南昌暴动。陈赓和徐海东的性格相仿，都爱说爱逗。
陈赓冷冷地对徐海东说：“听说，你们这里有人说子弹是‘吃素’的？”
徐海东一听话里有语，便嘿嘿一笑说：“没听说过。”
原来，在一次战斗中，子弹穿透了徐海东袄袖，擦破了胳膊。有人问“怎么不包扎一下呀？”徐海东说：“没事。没有伤着骨肉，只是擦破了点皮，那子弹是吃素的，碰到我的皮，一拐弯就飞跑了！”徐海东还说：“我这个人，生来命大。小时候就死过几次，没死掉。到了战场上，子弹看见了，就向右转哩！”
陈赓郑重其事地说：“我听说了，反正我不信。我信子弹会打死人，它吃荤！”
“你没听懂我的话。”徐海东喜笑颜开地说，“我是说，我这个人命大，从小就大难不死。听老人说过，我刚出生，就差一点给淹死。后来烧窑，有几回差点砸死。冬天卖窑货，又差点冻死。到了革命队伍里，多少次该送命的，不料都没有死……”
陈赓说：“喂！你装过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