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东一怔，停下脚步，回头一看，一位衣冠整齐、文质彬彬的白面书生向着他笑，“不认识了啦，我是吝积堂呀！” “啊？积堂呀！真是你！”徐海东终于认出了读私塾时就要好的同学，“几年不见，我都认不出来了！” 老同学重篷，分外亲热。 徐海东说：十二岁时，因反抗地主羔子黄守本的欺负，被迫退学，放了半年鸭子，接着便是度日如年的八年‘窑花子’日子。“
吝积堂说：“离开家后，经人介绍，首先在武汉董必武等人主办的武汉中学读书，后来教书。现在，学校放寒假，回来探亲来了！”徐海东用疑惑、羡慕的眼神订着吝积堂：“你说我的命为啥这样苦，难道就注定当一辈子泥巴人吗！” 两人边走边谈。
“要革命才行！”吝积堂望着儿时的伙伴，语气坚定。
“革命，这命怎么个‘割’法？”徐海东又问，不是说‘生死由命，宣贵在开’吗？‘割’命是怎回事？“
“吝积堂说：”孙中山在广州联合共产党开展革命活动，大别山区的黄安、麻城、黄陂各县武昌念书的青年学生，受到董必武、陈潭秋革命思想影响，有的加入了共产党，有的加入了共青团。这些青年利用假期回乡的机会，到处宣传革命的道理。‘革命’这词儿，像春开的小燕子，也在人匀这儿安家落户了。不过，革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以后会懂的！“
吝积堂索知徐海东出身贫苦，有股闯劲，仇恨土豪劣绅，他便打开了匣话子，绘声绘色地讲了起来，包括俄国、列宁、苏维埃等等。
“你讲的都是洋人、洋事，我听不懂。你给我说说武昌吧，那有泥巴人吗？”徐海东粗黑的手一挥，打断了他的话。
吝积堂这才回过神来，从广州到武汉，从孙中山讲到中国共产党，从地主土豪的贪婪残暴讲到这个社会的暗无开日。最后，他问：“你说地主该不该打倒？”
“该！该！一个个都该打倒！”徐海东联想起来小时候读书受地主崽子的气；联想起堂兄元亮的妻子被地主逼迫惨死的情景，不禁咬牙切齿。
“这是泥巴人的说法。”吝积堂笑着说，有血债的地主土豪，不但要打倒，而且要杀死……“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越说越对味。
这开深夜。徐家窑的破茅屋里。
徐海东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眠。他反复思量着吝积堂的话语。吝积堂是见过世面的人，知识丰富，又不摆架子，平易近人：“革命”、“共产”等词儿，似懂非懂，但它能改变泥巴人的命运；靠烧窑、志窑货，过着这种饥寒交迫的日子，终究不是办法，出去闯闯怎么样！？……徐海东越想心里越亮堂，像在黑暗中见到一线光明。
从此以后，徐海东常常去找吝积堂谈想法，吝积堂也经常到徐海东家，或干脆去窑厂。
这天，徐海东见到吝积堂，开口便问：“你能带我去武昌吗？参加共产党，为穷人干一番大事业？”
“在家千般好，出门百事难”，吝积堂理解徐海东找党的急切心情，便故意逗他，“舍得你那童养媳吗？”
没等吝积堂说完，徐海东急不可待地说，“大丈夫纵也天下，横也天下，干革命是为我们自家人，为我们这此穷窑工，为老百姓打天下，只要有一口气在，就会干到底！”
“说话算数！？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你说吧，几时走？”
“你还是与家里人合计合计再说吧！”
“不必了！”徐海东催促着说，“若要发。不离八。三月初八，你说怎么样？这可是个黄道吉日呀！”
“一言为定！”
农历初三月初八清早。阳光从窗棂间照射到徐海东的破床上。
“嗨！海东，你今天怎么了？到现在还懒在床上不起来？”徐海东的童养媳田德娇嗔地问，“你不说今天赶庙会去吗？
没钱啦？我知道你今年过前后偷着藏了点钱！“田德载是个细心的人，心中暗暗为丈夫不赌钱欣喜。她满意地边说边做饭去了。
徐海东两手压在头下，仰面躺在被窝里，瞪着两只大眼睛，反复地思考着，最后，他终于做出了勇敢的抉择——走！
早饭后，他径直走到母亲的房间。破衣遮体的母亲，满额上刻着皱纹。乡亲们都说，自从生了小儿子海东，母亲的眼晴就瞎了。徐海东噗地跪在床前，欲言又止，热泪盈眶。
“海东，你怎么啦？快起来，有话站起来说！”母亲关心地问道。
“没……没事！我去赶庙会了！”徐海东回答说。虽然音调很低，但是，可清晰地听出，其中含有几分沙哑、内疚。
徐海东告别了母亲，会同吝积堂，无声无息地、徒步踏上了前往武汉的征程。
三天后。武汉。
一条莽莽苍苍的大江，浊浪滔滔，奔流向东，像把利剑拦腰斩去，武昌汉口被割为两块。江北是汉口，江南是武昌，龟山蛇山对江而踞，隔江相望。汉水似乎毫不示弱，在江北又划了一剑，汉口与汉阳也被割为两块。三镇两江，鼎立三足，烟雨浩渺，好不气魄！
龟山上没有龟，蛇山上也不见蛇。在这军阀混战年代，黄鹤也一去不复返了。富人吃酒，观景吟诗，摇头摆首。穷人喝风，沿街乞讨，步履蹒跚。时有倒背枪歪戴帽嘴角叼烟的大兵，吆五喝六横冲直撞。
蛇山脚下古楼街的一家小客栈里，陈设简陋，光线昏暗，空气憋闷。徐海东和吝积堂蹲在两张床铺是间的地铺上。徐海东攒的路费所剩无几，只好租赁便宜的地铺了。
“武昌这地方，也不过如此，乱七八糟的，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我要革命，共产党就在这里吗？”徐海东有些怅会地问。
吝积堂几天来领着徐海东逛街，不断地给徐海东做工作。武汉对徐海东来说。已不像以前那样仰慕了。
吝积堂爽朗地说：不急嘛！东湖好，去东湖玩吧！“
“湖有什么看头。我在沙湖上放鸭子，天天望着湖，早看够了！”
“这是东湖，不是西湖，不一样！”
“管亿东湖还是西湖，不就是一大潭子水吗！？”徐海东执拗地说，“说什么我也不去了。明天带我去找共不党！我要革命！！”
“共产党来了！”随着声音，进来一位女子。
来人叫李树珍，小学教师。是吝积堂今天事先约好的。吝积堂互相引见之后，三人攀谈起来。“世界上有个国家，那里有共产党推翻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沙皇政府，消灭了剥削阶段，打倒了地主老财，成立了穷人当家做主的苏维埃共和国……”李树珍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后，告诉徐海东说：“中国共主党就是要学他们，领导我们穷人闹革命，打倒土豪劣绅、封建军阀，建立我们穷人的新国家！”“你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推翻地主老财献身吗？你愿意革命到底吗？”吝积堂接过李树珍的话问徐海东。
我愿意，我愿意极了！我出来就是为了革命，找共产党。可是共产党在哪里呢？！“徐海东急切地问道，”刚才，你说共产党来了，怎么还没来？！“
徐海东的热泪顺着眼角淌了下来。他突然感到大自己高大了，有力量了，没有孤独感了，而且看到了光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依靠，就像儿子找到了盼望已久的母亲，一切迷茫与彷徨全都消失了，剩下的就是为革命奉献的满腔热血。
晚上，徐海东心情激动，久久不能入眠，思绪万千。
1900年6月17日，徐海东出生在湖北省黄陂县徐家老窑。他家十几口人，只有半亩地，靠烧窑、卖盆、卖罐为生。只有几间破茅屋，也是夏不遮雨，冬不挡风，一家人过着“窑花子”、“泥巴人”的苦日子。徐海东在兄弟中排行第六，有“小六子”的小名，不知啥时又多了个“臭豆腐”的诨名。徐海东小时候，常是赤脚光头，还有鼓鼓的黑脸儿，深深的酒窝，从那双水灵灵的眼睛里透出几分灵气，是个有名的“聪明、可怜的野伢子！” 徐海东和他的几个哥哥第七代窑工。他除了读三年半私塾外，十多年的窑工生活，使他太了解“窑花子”们的苦衷了。窑场生意兴隆，“泥巴人”尚能混个温饱，过年还能吃上几顿糍粑（湖北人用糯米春粉做的粘糕）。遇上荒年，只好靠野菜煮红薯充饥度日，就像当地主的一首民谣说的那样：早上薯三碗，中午薯三碗，晚上还是薯。甚至有时连薯也吃不上。再加上官府的横征暴敛，地主老财的欺男霸女，窑工的生活简直不是人过的。现在好了，自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再学些本领，打倒地主老财，让穷窑工们过上幸福日子。徐海东在憧憬末来中进入了梦乡。
黄昏时分。汉阳门码头。
熙熙攘攘的人群，急匆匆在往回家的路上赶。从江边到岸顶的七十多级石阶上，有一个红脸大汉挑着两大木桶水艰难地攀登着。他就徐海东。原来，经店房老板娘介绍，徐海东成了个“挑水郎”，每天三更起五更眠，往来于江边和各用水家之间。就这样赚了几个铜板，总算有饭吃，也好攒点去广州的路费。这已是第十三天了，徐海东因劳累过度，连续发高烧。“海东，我送你去医院吧！”吝积堂走进屋关切地说。 徐海东摇了摇头说：你月薪才十六，除了伙食费，也没钱了，泥巴人生点小病就兴师动众，使不得。我能顶过去！“吝积堂每天都到这里看他。靠着吝积堂无微不至的照料，靠着自己坚强的毅力和乐观精神，徐海东硬是没吃一片药、没打一次针，把高烧退了。
“积堂，你待我比亲兄弟还亲啊！共产党员都这样吗！？”“我们是同学加同志。当然比兄弟还亲喽！我与其他的共产党员相比，还差远啦！”吝积堂激动说，他们互相帮助、舍己为人，我们都要向他们学习呀！“”这是我的卖水钱，给你，算是缴第一次党费吧！“徐海东边说边从内裤里摸出几吊钱，从手捧向吝积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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