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是徐海东在指挥红军作战中的基本指导思想，也是他以弱胜强、屡挫强敌的重要原因之一。毛泽东曾指出：“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的有尘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只有给敌以歼灭性的扪‘击，才能有效地减杀敌人的锐气，才能获得较大的缴获补充自己，逐步转变敌我力量对比，争取战争的胜利。徐海东在指挥红军作战中，始终坚持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根本原则。他认为战争的情况是瞬息万变的，具有很大的盖然性。无论是在任何复杂的环境下，他都始终保持并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兵力，在一定的时间内，集中主力使用于一个方面，在战役战斗中形成兵力的相对优势。只有这样，才能争取和保持战场的主动权，夺取战争的胜利。诸如在榆林桥战斗中，他鉴于敌东北车兵力比较分散和甘泉至延安之间的地形有利，即决定以一部兵力包围泉县城，调动敌第67军从延安回援甘泉；集中主力隐蔽集结于大小劳山的有利地带，伺机歼灭山延安回援甘泉之敌。结果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另外，红25车和红28军的郭家河、潘家河、葛藤山、长岭岗、扶山寨等战斗的胜利和在鄂豫陕苏区的第一、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也都充分地体现了这一基本思想。实践证明，这一指导思想是正确的。正如毛泽东在总结红军反“围剿”胜利的经验时所指出的：“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于内战的战场，其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战绩，依赖于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
避强击弱，出敌不意，是徐海东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所紧紧把握的重要关键。在大规模的反“围剿”作战中，他认为弱小的红军对于强大的敌军作战的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拣弱的打。如在郭家河战斗中，徐海东会同军长吴焕先、政治委员王平章，认真地考察了敌第35师刚到郭家河地区接防，它对情况不明，且立足未稳，孤立、突出，装备比较落后，战斗力比较弱，周围敌军又不易迅速增援，等等，即采取避强击弱的作战方针，集中兵力，一举歼其2个团，取得了红25军重建以来首战的重要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斗志，为尔后的反“围剿”胜利作战奠定了良好基础。
采取迂回包围，是徐海东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主要战法。徐海东在指挥红军作战中，总是采取四面、三面，至少两面包围的部署。即以一部兵力置于正面，主力从敌人翼侧迂回，断其退路，从敌人侧后发起攻击。与此同时，还控制了强有力的预备队，随时准备追歼突围之敌。从而取得了反“清剿”、反“围剿”作战的接连胜利。
速战速决，是徐海东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所把握的一个重要原则。他认为：在大规模的反“围剿”作战中，红军兵力弱小，而且武器装备没有来源，打破敌人一次“围剿”之后，又必须准备打破敌人新的“围剿”；敌人每次“围剿”，不仅兵力多，而且队势又较密集，红军打其一路或一部如不能速战速决，敌人则将迅速靠拢，不但难以解决战斗，反而会使自己陷于被动地位。因此，他在指挥红军作战的战役战斗上始终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实行速战速决。如在鄂豫陕苏区的第一次反“围剿”作战时，他在石塔寺战斗中集中了红25军的主要兵力，仅用了几个小时就击溃敌警备第2旅5个营，毙伤其200余人，伤其旅长张飞生，俘团长以下官兵400余人，缴获长短枪500余支，胜利地打退了敌军的追击，并创建了华阳根据地。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时，他在袁家沟口战斗中集中了红25军的主要兵力，仅用了不到半天的时间，就全歼敌警备第1旅，胜利地粉碎了敌军的“围剿”。这种战役战斗上的速战速决，不仅支持了红军战略上的持久战，而且也显示出徐海东的高超军事指挥艺术。
徐海东军事指挥艺术的实质，充分体现了他紧密依靠人民群众，坚持进行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这也是他指挥弱小的红军屡挫强敌的力量源泉。他认为：红军的作战，是群众性的正义的革命战争，只有密切依靠人民群众，广泛进行人民战争，才能赢得胜利。因此，他在指挥红军作战时，特别重视争取人民群众的积极赞助，一分善于选择良好的阵地、进行充分的准备和周密的部署，并采取出敌不意、打敌不备、分割包围各个歼灭和广泛运用袭击，伏击和远距离奔袭等战术手段，充分发扬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不怕疲劳不怕牺牲涟续作战，等等。红25军在鄂豫陕苏区的第一、第二次反“围剿”胜利，红15军团的劳山战斗、榆林桥战斗的胜利，等等，都是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所取得的，充分体现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
总之，徐海东在指挥红军进行大规模的反“围剿”作战中，所表现出的高超军事指挥艺术和他所创立的、并被斗争实践一再证明是正确的战略战术，成为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纪念他诞辰100周年，就是要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的传统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加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永远保证“打的赢”和“不变质”，更好地完成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赋予的各项任务。徐海东的“三问” 姜少勇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叱咤风云的徐海东大将，为革命事业累垮了身子，长期住院疗养。每逢有同志前去看望，他总是念念不忘地要询问人家三个问题：一是政治上犯错误了没有？二是经济上贪污了没有？三是同老婆离婚了没有？这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有点超乎常情，不尽人情，老战友、老朋友、老部下相见，怎么也要留点面子，讲点客套，板着面孔提“三问”，是不是太有点不近人情了？但是通过这开门见山，同时也是切中要害的“三问”，我们分明看到了这位老将军对革命、对人民、对同志的拳拳心、浓浓情、深深爱……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尽管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徐海东大将的“三问”于今仍有很强的教育警示意义。政治上犯错误了没有，这可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重大原则问题，是一个政治态度鲜明不鲜明、政治头脑清醒不清醒、政治立场坚定不坚定的核心问题。如果说人的一生不可避免地要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的话，那么无论如何不能犯政治错误。道理很简单，政治上不坚定，就必然导致政治信仰的丧失，政治原则的放弃，政治纪律的违背，就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这绝非儿戏。再说这经济上贪污了没有。无数事实表明，经济问题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一个人之所心头变昏，眼变花，嘴变馋，手变长，心变黑，则往往是从贪占开始的。同老婆离婚了没有，似乎有干涉人家婚姻家庭生活之嫌。其实，老同志们都知道，50年代，曾一度出现了部队军官离婚的风潮，他们当官了，掌权了，神气了，于是瞧不起“土里土气”的妻子了。这种在特定的环境下出现的不良现象曾严重影响了人民军队的形象与威望。因此，“同老婆离婚了没有”实际上就是成为能否过好“美人关”的代名词，是检验一个人的思想道德品质的“晴雨表”。
如今时代不同了，但如何过好政治关、金钱关、美女关，仍然是摆在每个党员领导干部面前的严肃课题。近年来，陈希同、王宝森、孟庆平、胡长清、成克杰等一批高官的纷纷落马，都是因为没有过好这三个“关口”而失足成为历史的罪人。而要过好三关，就必须要真正像徐海东大将所期望的那样：革命胜利了，当思来之不易，永不脱离群众，永远艰苦奋斗，永葆政治本色。以自己的模范言行，扎实做好“三讲”的表率，积极实践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共产党员要做“三个代表”的要求？
海东同志在病中 黄岩每当忆起与海东同志朝夕相处的日子，许多感人肺腑的往事历历在目。
那是一九三二年的一天，中国工农红军在安徽叶集召开了红军占领正阳关的庆功会上，红四方面军的负责人把我介绍给徐海东同志。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高大魁梧的身材，两道浓眉下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讲起话来，一口湖北口音，但铿锵有力，非常生动。看起来只有二十来岁，可已经是一位身经百战的红军师长了。我早已慕名这位打仗勇敢、使敌人闻风丧胆的红军指挥员，今天看到他，心里格外高兴，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以后，我又陆续和海东同志见过几次面，印象最深，时间最长的一次，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下旬。当时，日寇由南京、明光、蚌埠等地出动二千余人向津浦路西、周家岗、大马厂、古河等地扫荡。驻古河的桂顽专员及其部队闻讯而逃。而我新四军四支队在徐海东同志的亲自指挥下，于周家岗、玉屏山等地与敌人进行了三天三夜的激战。敌人死伤一百六十余名，俘敌三名，敌人被迫仓皇而逃。这是我军在皖东首次反扫荡中取得的重大胜利。这次胜利大大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日的信心，打破了所谓新四军“游而不击”的反动宣传。由于紧张的战斗使海东同志疲劳过度，旧病复发，肺部大出血，使这位意志坚强的人不得不暂时离开战斗部队。新四军军部决定他到安徽藕塘一带疗养，由团长程启文同志率一加强营保护他的安全，并配给他一个卫生所。就这样，海东同志化名“李副官”来到了藕塘一带，我当时是新四军四分区政委，我们的部队常在这一带活动，所以和海东同志见面机会较多。海东同志虽在病中，但他总想为党为人民多作点事，一边养病一边工作，关心群众生活，关心干部的思想情况，关心部队的建设。他经常让医务所人员给老乡看病，而常在他身边的只有他爱人周东屏同志。在他的提议下，随他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