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那主持正义、无所畏惧的高贵品德却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徐海东同志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在路线斗争中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一九三四年底，红二十五军北上到达陕南地区，并决定在此开辟根据地。在错误路线的影响下，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个别同志面对艰苦的条件，产生了畏难情绪，怕担风险，不愿在陕南扎根。他们的理由是：陕南是山区，地盘小而且穷，红军补给困难；陕西的敌人是盘踞多年的国民党王牌军，实力雄厚；经过长途行军和连续作战，干部伤亡较大，以红二十五军的力量决不可能单独创建根据地。因此，他们极力主张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主力会合，并声称：“红四方面军是老大哥部队”、“会合力量大”、“我们可以吃现成饭”等等，以此来动摇省委的决心。到了一九三五年初，随着敌人进攻的开始，特别是春荒的到来，这种思想的影响逐步扩大，直接妨碍了省委关于在豫西北、鄂东北、陕南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统一行动。为此，省委召开会议，就“红二十五军能否在鄂豫陕边区创建根据地”问题，展开了一场重大的思想斗争。会上，作为红二十五军军长的徐海东同志，针对一部分人的右倾逃跑主义思想，给予有力的驳斥。他指出，红军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动员和组织群众，创建革命根据地。斗争的需要，我们离开了鄂豫皖苏区。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我们必须在这里扎下根来，建立人民政权，以牵制敌人“围剿”中央红军的兵力。他说，陕南山区艰苦，这是完全可以克服的困难；盘踞陕西的敌人虽然实力雄厚，但他们的统治很不牢固，缺乏山区作战的经验，这正有利于我军发扬长处，击敌短处；陕西军阀与蒋介石有较深的矛盾，有利于我们多做统战工作；群众长期受国民党宣传的欺骗，觉悟不高，但只要我们遵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宣传和教育群众，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政权，就能使我们站稳脚跟，扩大红军的影响。自此，红二十五军在陕南主动出击，打土豪，分田地，大灭敌人锐气，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政权，并健全了地方基层党组织。边区广大群众欢欣鼓舞，革命情绪不断高涨，青壮年勇跃参军，经过五个多月的艰苦斗争，红二十五军迅速壮大，初步建成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为粉碎敌人“围剿”，牵制和歼灭敌人，配合中央红军北上，创造了有利条件。
徐海东同志以党的利益为重，顾全大局。他手中虽握有兵权，但从不自以为是。他对党中央、毛主席历来十分尊重。说话、做事都要想到有利于党的团结，有利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与刘志丹同志领导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同志任军团长。记得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为了迎接毛主席和中央红军的到来，红十五军团与红一方面军的先头部队联合攻打敌人重耍据点张村驿。由于红一方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沿途连续与敌作战，加之生活条件艰苦，战士的体质很差，战斗力受到一定的影响。当时，他们有一个连参加了红二十五军二二三团的战斗。战斗中，该团政委十分傲慢地说了一些不利于团结的话。徐海东同志得知后，立即把他找来，严厉地批评了他不注意团结，不尊重毛主席直接领导的老大哥部队的错误言行，并当即宣布给他以撤职处分。徐海东同志利用这一典型，教育红二十五军克服当时普遍存在的骄傲自满情绪，加强与兄弟部队的团结。他对大家说，革命队伍只有团结一致，才有力量，只有时刻记着党中央，我们的行动才有方向，才能打胜仗。任何违背党中央、有损于团结的言行都是不能容忍的。
徐海东同志具有坚强的党性，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工作中任劳任怨，积极负责。从一九三二年底重建红二十五军以后，他几次由任军长到任副军长，又由副军长改任军长。担任军团长后，又去担任八路军的旅长。他能上能下，能官能民，不计较个人的名誉和地位，勤勤恳恳做好党交给他的工作。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中央委派程子华同志到红二十五军工作，经省委研究由程任军长，徐海东同志改任副军长，他愉快地服从组织的决定，热情地介绍情况，积极协助于华同志做好工作。他说：“只要能为革命作出贡献，叫我干啥都行。”确实，徐海东同志就是怀着对党的无限信赖，从事革命工作几十年如一日，而在名利面前，却从不向党伸手。一九六○年，他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之命，负责红二十五军战史的编写工作，他给参加这项工作的同志规定：“一定要写党，写毛主席，写人民，写集体，不要突出我，突出个人。”这是多么宽阔的胸怀和高贵的品质！一九六三年二月我在北京开会期间，前去看望卧病多年的徐海东同志。他深情地对我说：“象我这样九次负伤、又得了重病的人，之所以仍然能够活在人间，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有党中央、毛主席的亲切关怀，我心情舒畅。”
身经百战屡建奇功徐海东同志作为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充分发挥了他杰出的军事才能。他作战勇敢，指挥果断，机智灵活，威震敌胆。早在一九三二年，“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反动派就惊恐地多次悬赏捉拿徐海东同志。自红二十五军重建后，我们几乎天天打仗。尽管当时的环境十分艰苦，敌我力量悬殊很大，但是，无论是在苏区还是在白区作战，以及长征途中和会师以后，在与敌人的无数次作战中，从来没有吃过大亏，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这与徐海东同志的卓越指挥才能是分不开的。
徐海东同志在漫长的战争年代里，屡建奇功，闻名于众，这决不是偶然的。这是他学习和运用毛主席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必然结果。我同徐海东同志一起战斗过多年，对此有切身感受。他从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认真分析当时的形势，根据敌、我、民情这些客观条件，制定出合理的作战方案，正确指挥战斗。一九三四年七月初，“围剿”根据地的敌军大肆向我侵犯，并声称在三个月内将我军“彻底肃清”。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徐海东同志率红二十五军与敌周旋，寻机歼敌。途经罗山县长岭岗时，侦察了解到号称“王牌”的敌一一五师在此设防。他们乍从东北调来，地形不熟，戒备甚疏。当我隐蔽地进至敌阵地前沿时，敌人仍未发觉。徐海东同志经过实地勘察，认为，长岭岗是一条孤岭，地形狭窄，虽然敌人守兵众多，但难以展开，不能进行有效的抵抗。因此，他果断地定下了歼灭该敌的决心。由于徐海东同志指挥得当，在我总兵力处于劣势的条件下，合理调整部署，巧妙地造成了局部的优势。广大指战员发扬了我军山地战的特长，战斗动作隐蔽、迅速、勇猛，仅用三个钟头，就结束了战斗。装备精良的一一五师几乎全军覆没。缴获敌人轻机枪二百余挺、长短枪八百余支以及其他许多军用物资。战后，徐海东同志高兴地对我说：“希才同志，我们打了这么漂亮的一仗，部队情绪高了，你这个党委书记的政治思想工作就好做多啦！”他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笑着继续说：“这一仗打得真过瘾，敌人整整五个营，连一个勤务（兵）和马（亻夫）都没跑掉。”长岭岗一战，给了敌人“三个月‘围剿’计划”当头一棒。我根据地军民受到很大鼓舞。这一仗，不仅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而更重要的是缴获了大批精良的武器，大大改善了我军的装备，许多连队配齐了九挺轻机枪，好几个营换上了一式的“奉天造”马步枪。这对当时武器装备十分落后的红军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并为以后的长征创造了有利条件。同年八月底，省委为扩大我军影响，决定攻打英山县城。徐海东同志带领部队进至城下，发现敌人设防工事坚固，且守敌众多。如我军强攻，必然造成重大伤亡。经过仔细侦察和反复研究后，他向省委、军党委提出建议，放弃攻打英山的计划，改为奔袭太湖县城。他的理由是：太湖敌人防守薄弱，我远距离奔袭，能出其不意，胜利的把握较大；太湖距安徽省会安庆较近，攻克后政治影响更大；它又是敌人后方，物资丰富，对我们解决部队物资供应困难是一个极好的机会。省委和军党委同意了徐海东同志的意见。于是，我军于九月三日傍晚出发，利用两个夜晚，急行军二百三十里，于四日半夜时分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攻克了太湖县城，歼灭了该城守敌，缴获了许多马匹和大批药品及其它军需物资。我们在清理和分配战利品时，给全军每人发了一把雨伞。当时，部队经常露宿，雨伞就派上了大用场。战士们高兴地说：“一把雨伞就是一间房啊！”
徐海东同志指挥了许多重大的战斗，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里，特别是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中作战，能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并使我军由弱到强，这与他机智灵活的指挥艺术是密切相关的。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程子华同志到鄂豫皖根据地传达党中央的指示。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立即由皖西北赶往鄂东北听取中央指示。敌人四个师十六个团在后面紧追，在前方又布置了五个师的兵力重重封锁，妄图前后夹攻，阻我西进。怎么办？为了摆脱敌人，迅速到达鄂东北，徐海东同志与政委吴焕先同志研究决定：选择当面敌人的薄弱部位，以出其不意的行动，突破敌人封锁线，十一月六日，我军从商城出发，两天一夜连续行军二百余里，以急袭战术全歼汤池守敌一○九师工兵营，击溃一○七师两个团，打垮敌一○八师一部，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其中就有敌人经营已久、并吹嘘是无法越过的潢（川）麻（城）公路封锁线。因长途行军和连续作战，干部、战士十分疲劳，部队在斛山寨稍事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