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三的午夜时分，独自等候搭机颇感困惑。她早已在多种场合与邓丽君见面，彼此并不陌生，她坐在邓丽君身边的红色塑料椅上，第一次可以在这么近的距离与邓丽君面对面地闲聊。现在天赐良机，E 要追问邓丽君从来没有向记者袒露的心灵隐秘。
“邓小姐，自从去年您在日本的‘第十八届唱片大赏’中获奖以后，听说您除了为宝丽金唱片公司灌录唱片之外，还始终到处登台吗？”女记者E 以这样闲聊的口气开始进行这次难得的采访。
“是的，有人说我像一叶飘萍，多年来行踪不定，那是真的呀！”
邓丽君的欢快语调中隐含着伤感和苦涩。已经整整四个春节没在台北父母身边度过的邓丽君，心头的滋味是苦苦的、酸酸的。女记者的问话使邓丽君认真地回顾这一年来的奔波。去年2月在东京获奖后，她一下子在日本红了起来。大奖赛的主持者们在大赛结束之后，带着邓丽君到日本的各地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巡回演出。
邓丽君优美清丽的歌喉很能打动日本观众的心弦，她那美丽的姿容与娴雅可人的台风，处处受到欢迎。《空港》。《晶晶》、《阿里山的姑娘》和《采红菱》等歌曲，几乎每场演出都能获得满堂喝彩。特别是她用日语吟唱的《今夜加L 寿明日加L 亏》和《一见你就笑》更是令亿万日本歌迷百听不厌。
巡回演出使邓丽君精疲力竭。回到东京后，宝丽金的老板三谷清和大园敏雄又不放过她，一支又一支唱红了的歌曲被灌进他们即将销往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唱片里。这样，邓丽君在酷热的夏天始终呆在东京，忙个头昏脑胀。刚进入凉爽的秋天，宝丽金唱片公司又劝邓丽君参加即将在9月由东京《电视日报》所主办的“十大歌星奖”演唱活动。邓丽君自然不好推辞，于是她在工作之余又忙于演练新歌，终于又在这次演唱活动中再次一枝独秀，红遍日本。到了冬天，邓丽君除在山田茂老师的教授下，继续完成那些未能学完的新课外，又在忙于准备在11月里由日本官方组织的一次演唱比赛。功夫不负苦心人，邓丽君在1975年的隆冬岁尾，终于又捧到了日本官方颁发的两座光闪闪的“银禧奖”和“名誉奖”的奖杯。邓丽君想到这里，情不自禁地喟然长叹一声，说：“有人只看到我荣耀的一面，有谁知道当一个歌手也实在是太艰辛了！”
女记者问：“那么，您很后悔进入歌坛吗？”
邓丽君摇头苦笑说：“不，我从来没有后悔在这么小小年纪的时候，就踏入歌坛。如果时间能倒流，要我重新再选择一番，答案还是一样的。”
女记者：“可是……像你刚出去唱歌的年纪，你的同龄人都正在课堂里读书啊！”
邓丽君的唇边浮现出一抹不易察觉的凄凉微笑。她似乎偷偷地皱了一下眉毛，然后坦然地告诉那位女记者说：“是的，我常常觉得有些遗憾。在别人正享受青春，上学读书的时候，我就出来唱歌儿了。如果生命还可以重来一遍，我还是会选择唱歌的，但是我会把时间稍稍地延后一点，先来过一段求学的生活。”
女记者：“港、台的媒体上早有关于邓小姐在日本接受声乐方面正规训练的报道，这也是一种学习生活。请问邓小姐，您目前在日本的这种学习生活过得习惯吗？”
邓丽君面上开朗的笑容倏然不见了，眉宇间漾起一抹忧威的阴影。她说：“其实，我并不喜欢生活在异乡。但是，日本完善的演唱条件与环境，难找的好乐队，能够使我在每一次大型演唱之后，针对自己的缺点与不足，不断改进，精益求精。所以，我必须要将该学的东西全都学回来，才能结束在日本的生活。”
女记者：“有传媒在说，您之所以情愿放弃在香港、台北等地演出所能获得的大量收入，去东京学习或灌唱片，这样清苦的生活是为了将来能成为一位世界级的歌唱明星，请问邓小姐，这种传闻是真的吗？”
邓丽君眼中流露出一种对未来充满神往的光彩，冲着女记者很郑重地点了一下头，说：“是的，我想……有一天我一定能成为世界歌星！”
桃园机场外的冷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了。远方的天际已露出了一抹淡淡的鱼肚白色，只是天穹上依然还布满一团团的灰色雨云。邓丽君在拂晓时分悄然地离开了那豪华的候机大厅，打了一辆“的土”，奔向她在台北光复南路的家。正月初四的大清早，当那位香港女记者的《邓丽君：一叶飘萍》的文章刊登在《晶报》上时，台北市已经雨过天晴，朝霞明丽。邓丽君正坐在台北光复南路邓家楼上的卧室里，与她久别的双亲共叙天伦之乐。
童年像条流泪的小溪“阿丽，当初你在咱们的老家龙光村降生的时候，我怎么也没有料想到你日后会为咱们邓家光宗耀祖啊！”说话的是邓丽君的老父亲邓枢。这位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14期的退役少校，虽然在军旅生涯中曾参加过李宗仁将军指挥的台儿庄战役，但是他在退役后长期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如今他视若掌上明珠的女儿丽君突然间在农历年的正月初四清晨返回了家门，他高兴得眉开眼笑。
女儿归来使年迈的邓枢很自然地想到他来台之初在云林县大埠乡龙光村居住时的情况。他所住的那个小村附近，有一条汩汩流动的清冽小溪，它名叫北港溪。邓枢和他的妻子赵素桂在一连生下三个儿子以后，日夜都企盼着有一天能再添一位干金。邓枢记得他在那一段时间里，常听妻子素桂这样说：“等着吧，我会为你生个女儿的，而且我还敢保证这女儿必是个漂亮囚！”邓枢问：“何以见得？”
赵素桂说：“因为有人说凡是吃北港溪水而产下的女儿，必是标致漂亮的。”1953年1月29日的凌晨，随着一声晨鸡的报晓，小村山坳里的邓家传来一声悦耳的婴儿啼叫之声。这一天，邓家果然接来了一位胖乎乎的小囚，她就是邓丽君。在她降生人间不久，父亲为她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邓丽筠（后改名为邓丽君）。
“是啊是啊，阿爸说的是。小时候的阿丽可很难看得出她会成才的哟，我到现在还记得，就在阿丽6岁那年，阿爸退役了。咱们全家在龙光村困难得实在无法过活的时候，阿爸才下决心由乡下搬到台北的卢州县来。阿丽那时顽皮得很哦！你可还记得吗？”在台北新闻界供职的长兄邓长安，生得人高马大。一张国字型的红润脸瞠，大眼睛，高鼻梁，说起话来声音低沉，他也是许久没有见到小妹丽君了。在春节的欢乐氛围中能见到丽君，他感到非常喜悦。
邓丽君虽然通宵未眠，困倦得很，但是在老父和三位兄弟面前，她必须要以笑容来表示她的爱心。她笑眯眯地将头一摇，在父兄面前依然是一个孩子：“我可记不得了！”
“刚刚22岁，你怎么就记不得了？”大哥微嗔。
“人家又长了一岁，已经23了！”邓丽君依旧开玩笑的口吻。
“阿丽，再长两岁也是难忘你那有趣的童年啊。你现在说忘记了，那全是因你成了大名人，贵人多忘事喽。”在台北市从事商贸事业的二哥邓长顺，也是个颀长壮实的青年。他的相貌很与小妹丽君相似，特别是他那清秀的眉眼更与丽君酷肖。长顺坐在邓丽君身边，忍不住也戏谑一句。
邓丽君正欲回敬，不料坐在客厅一隅的老五邓长禧却出来保
护姐姐，他说：“老姐怎么是贵人多忘事呢？小时候的顽皮事谁还能记得呢？”
“不要捉弄小妹，忘记也在情理之中，”刚刚从美国留学归来不久的老三邓长富，以兄长的口气笑道：“不过有关小妹童年时代的许多趣事，我倒是记得清清楚楚。我到现在还记得她小时候最大的喜好就是想骑马和骑脚踏车。可惜的是在大埠乡的时候咱们家也太穷，哪里会有闲钱去买像脚踏车那样的奢侈品？咱们的邻居家有个孩子叫楚楚，她就有一辆很漂亮的红色脚踏车。她每天在院里骑来骑去，看得咱那小妹十分眼热。她小的时候也很懂事，她晓得咱们邓家那时连吃饭喝菜汤的钱也紧张，又哪里有钱给她买车？于是她就每天在门外守着，定定地盯着人家楚楚骑。后来，好心的楚楚主动把车借给小妹骑一骑，过上一次骑车的痛。我记得小妹第一次在咱家门巷里骑车时，便连跌了两跤，脸蛋也擦破流血了。可是尽管如此，她还高兴得流出了眼泪。”
邓丽君脸上的笑容渐渐收敛了。三哥邓长富的话使她忆及童年的艰辛——卢州县内的破烂棚户区，有一幢用红砖垒砌成的普通民宅。由于一家七口挤住在10几平方米的陋宅里，她的父亲邓枢只得用从建筑工地拣来的一些拆下来的盒子板，搭了一个简易的小偏厦，作为她们一家人烧饭烧菜的厨房。邓丽君依稀记得在卢州生活的那一段，是邓家最难熬的日子。每天全家人以粗米和菜粥为主食，童年时最好的食物就是年节里母亲为大家包的菜馅水饺了！
“哎，你烙这么些饼做什么？”有一天，刚满8岁的丽君第一次见她的父母发生龈龉。那是因为退役后在家中无所事事的邓枢，忽见他的妻子在小厨房里烙了许多油渍渍的白面饼，就来到厨房探问。赵素桂边洛边答：“当然不是咱们吃，咱们没有吃白面的口福呀！”邓枢愕然：“那么是给谁吃？”赵素桂直起腰身，拭去头上的汗水，叹道：“她爸，我是想咱家也是太艰难了，你的那点薪水又怎么可以养活全家老小七口人呢？所以我就想去到外边做点小生意。别的生意本钱大，咱拿不出，想来想去，我觉得还是烙些大饼到街上去卖，总比我们全家坐吃山空好啊！”
当邓枢听说妻子要到街上去卖烙饼，心中腾地升起一股无名火。他顿时大发雷霆，向妻子吼了起来：“想不到你也看我无能，居然想得出到街上卖大饼的好主意？你这样一来我邓枢的颜面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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