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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是1981年4月20日。
“丽君是更加年轻了，她这次非但没有被日本人制造的所谓‘假护照事件’所击倒，反而因祸得福，从美国回来以后名望更高了！‘何莉莉坐在一张红木雕花靠椅上，点燃一支摩尔香烟，翘起二郎腿来认真地端详着电视上邓丽君从启德机场走出来的现场转播。在一大群警察的前呼后拥下，邓丽君从机场通道走出来，受到了数以万计的香港民众的欢迎。一片黑鸦鸦的人头在镜头前闪动，无数举着鲜花和小纸旗的手臂高高举起。人们参差不齐的叫喊声震耳欲聋：”邓丽君！邓丽君！……“
赵世光也紧挨着妻子坐下来。他被电视上的盛大欢迎场面感动着，无限钦佩地说道：“邓丽君当初在洛杉矶UCLA大学读书的时候，你与她通电话，她说也许今生与唱歌无缘了。谁会想到仅仅一年多时间，不但重返歌坛，而且比当年在东南亚地区更受民众的欢迎，看起来人生难测啊！”
何莉莉说：“丽君在洛杉矶读大学时确曾一度告别歌坛。可那是日本人逼的，她也是无奈啊，在那种黑云压城的时候，谁还能想到有今天这样晴朗的日子？当然，任何人都有人生的低谷和高峰，我很钦佩的是丽君的忍耐力，如果她在洛杉矶真的颓废了，那么就不会有后来的演出机会了。也正是丽君在奥斯卡颁奖的地方唱了歌儿，香港和台湾才百般地请丽君回来演出，如果丽君没有在美国走红，恐怕这辈子她真与歌坛永别了呢！”
赵世光听了妻子的话，深有同感。1980年邓丽君在美国三城市演出大获成功以后，在台湾的一批邓丽君追星族最先发起了欢迎邓丽君回台湾演唱的声援活动。平日那一批对邓丽君充满好感的演艺界人土，纷纷利用这件事大做文章。他们希望邓丽君尽快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在台湾的歌坛上，这种来自台北和香港的友好信息，很快通过在美的友人传递给邓丽君。邓丽君又何尝不想归来，又何尝不想通过归来演出以恢复名誉？然而那时UCLA大学的学业未完，归来的时机尚不成熟。当年9月，台北演艺界借颁发歌坛“金钟奖”的机会，正式将“最佳女歌星”的金奖授予了还在美国的邓丽君。台北各界以为邓丽君必能回来接受这只非同寻常的金奖杯，令人失望的是邓丽君并没有归来，而委托她的友人潘冰娥代为领取。
香港对邓丽君的欢迎也不逊于台北。香港某唱片公司隆重推出了邓丽君在洛杉矶录灌的第一张粤语大碟《势不两立》，这张唱片一下成为香港当年最为畅销的唱片。这一年的10月，当香港太平山上的枫叶已被浓重的冰霜染红时，邓丽君也在洛杉矶UCLA大学毕业，香港各界人士公推与邓丽君素有往来的“利舞台”总经理等人，组团飞赴洛城，恳请邓丽君归来再开一次个人演唱会。邓丽君盛情难却，终于返回香港。赵世光和何莉莉记得，去年金秋时节邓丽君第一次从美国归来时，香港各界人士已经对邓丽君表示过热烈的欢迎。去秋，邓丽君仅在岛上住了7天，唱了几场，在“利舞台”的演唱会刚一结束，邓丽君便应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之约，匆匆飞往东南亚各地进行一次很有意义的巡回演出。赵世光和何莉莉一直都在关注着邓丽君的动向，他们都为邓丽君能在香港又一次受到热烈的欢迎而感到高兴。
电视上的现场新闻已经结束，播音员正以纯正的粤语播放有关邓丽君在港公演的新闻，其中有这样的消息：“此间传媒证实说，邓丽君小姐从明日起在港上演个人演唱会，预计共演7场。演出地点改在香港湾仔伊馆举行。门票早在邓小姐来港前两天即告售罄，估计此番演出之盛况将超过去年在‘利舞台’的演出……”
赵世光见妻子已经独自来到了小楼的顶层上，忙着在她的书房里翻找信件，便跟她来到书房，说：“我们什么时候去见她呢？”
“先不急，丽君现在的身边一定有很多人，咱们在这种时候去凑热闹并不好，还是等她的身边渐渐平静下来时再约她见面不迟，”何莉莉对邓丽君现在在做些什么显然了若指掌，她忽然从那些信件中发现了一张台湾出版的《中国时报》举在手里说：“世光，你说邓丽君现在很开心吗？我认为她的心情其实始终不太好，去年秋天我们约她在香格里拉酒店里吃酒时，我就觉察到她心情并不愉快。先不要去看电视上所拍的那些画面如何热烈吧，如果你仔细去看她那双眼睛，就能见到她心里有无法外露的忧伤呀！”
“忧伤？不会不会，她现在好得意哟。”赵世光想起方才在启德机场下飞机时邓丽君举鲜花致意的镜头，他断然地将头一摇。
何莉莉说：“这样的欢迎场面就能真正改变一个人心灵上的痛苦吗？”她将那张《中国时报》递到赵世光的手中，说：“丽君的心我是知道的，报上有一篇她小弟写的文章。她在美国的洛杉矶取得那么高的荣誉后，也没有改变她心中的忧戚之情，更何况在香港呢？”
赵世光戴上他的眼镜，认真去读邓长禧发表在《中国时报》副刊上的一篇题为《我的老姐》的文章。那是他从洛杉矶回到台北以后所写的。邓长禧的文章中有这样的话：“……毋庸讳言，不分男女老少，喜欢俺老姐的人确实很多。但是，不见得每个人都知道俺老姐从13岁就开始出道唱歌，表演生涯不是一条坦坦荡荡的康庄大道。这么小小的年纪就不知天高地厚地在五湖四海里闯荡，而且对原则的坚持与自己方向的把握丝毫都不动摇，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中的许多甜酸苦辣，大概也只有咱们邓家明白，是不为外人道的。……老姐的日子里，固然是常常丽日当空，但是也有风雨如晦的时候。光荣，大家共享；辛苦，就只有独吞了。她在日本这些年拼了老命学日语、英语、粤语，很多人都羡慕她风光，极少入了解她下的苦功。尤其是自我来美以后，才深深地了解离乡背井确实不是一件乐事，才更能体会出我老姐东南西北四处飘泊的艰辛与落寞，何况还有许多横生的枝节。比如前几年有人说她在吉隆坡‘暴毙’，还有‘失踪’等等谣言中伤。在这些阴暗的日子里，种种的打击，丝毫都没有把我这位可爱的老姐打倒。她只是把一切委屈和不如意深深地埋在心里。……在‘假护照风波’以后，我有一天下午看到她一个人孤坐在窗前，望着窗外的车水马龙，独自掉眼泪。我心如刀割，既难过，又无可奈何。就在年初老姐要返台的前一周，咱姐弟二人还为了一点芝麻绿豆的小事吵了架。
两个人一天不讲话，谁也不肯先开口。晚上她炒好莱对着楼梯口大吼：“弟弟吃饭啦！‘姐弟二人都很激动，对坐桌前竟然不约而同地哇哇大哭起来……”
“哦，原来邓丽君的心里还这么苦？”赵世光将邓长禧所写的文章，从头至尾地读了又读，他颇觉震惊地叹道。
“所以我才说，只有了解丽君的人才能写出这些话来。其实，我早就知道丽君的心很苦。”何莉莉这样说着，忽然找到了她所要找的那封信，递到赵世光的手里说：“世光，你还记得那一年的事吗？”
赵世光捧着那封从吉隆坡寄来的航空快件，匆匆地看了一眼，只见封套上用毛笔小楷写道：“面呈何莉莉小姐代转邓丽君女土”
下署“郭孔丞”三字。毛笔小楷写得很工整、清秀，从邮戳上看是1979年12月从马来西亚寄到香港的。赵世光对这封信似乎没有多少印象了，他有些困惑地望了何莉莉一眼，说：“郭孔丞，他是谁呀？”
“你是贵人多忘事！”何莉莉娇嗔地用纤细的手指在丈夫的前额上一点说：“怎么你连郭孔丞是什么人都不记得呢？他不是你介绍给我的吗，大名鼎鼎的大马糖王之子嘛，难道也记不起他来？”
“哎哟哟，你看我这记性。莉莉，你休要责怪我，我其实多年来只是在和他的父亲郭鹤年打交道啊。他的公子虽然也时有见面，却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只是见面就称郭孔丞为郭公子了！”赵世光将自己的额头一拍，很快也就明白了何莉莉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将这封信找出来的用意，他叹道：“也许这本来就是一桩好姻缘，可惜让我们给耽误了。”
“这是什么话？怎能说是让我们给耽误了呢，”何莉莉嚷道：“1979年冬天，我们两人本来也是很想为丽君介绍一位好郎君的。
那时我们俩在所有能够接触上的商界富家中间左寻右找，后来经你的提醒，我们才看中郭鹤年的这位公子，无论从年龄、相貌，还是家资事业上，都可以与丽君相匹配。所以才正式向丽君说起这件事情来，同时也给吉隆坡的郭公子打去电话，约他到香港来与丽君先见一面再说。可惜他们之间没有缘分，失去了见面的机会，又怎么能怪我给耽误了？“
“哦，我记起来了，记起来了！”赵世光又用大手将自己的前额一拍，摇头叹了一口气。1979年12月，他和何莉莉在酒店里宴请即将去日本东京演出的邓丽君时，何莉莉当面向邓丽君提出次日将有一位从南洋方面来的英俊商人，想在香港与邓丽君见一面。邓丽君那时的心里还保留着对林振发的深爱，所以她以隔日即飞日本为由，对何莉莉、赵世光的美意加以婉拒。谁知次日何莉莉忽又接到邓丽君打来的电话，称她可以为见那位客人推迟一天去日本。
而此时那位如期赶来的郭孔丞，由于得到何莉莉推迟与邓丽君见面的电话，临时去了澳门办理商务，这样，邓丽君就在香港白等了一日。也正是由于在香港多停留一天，邓丽君经台北去日本时才不得不使用那本印度尼西亚护照。不久，何莉莉、赵世光在香港就惊悉了邓丽君在东京被囚禁七日的不幸消息。郭孔丞从马来西亚写给邓丽君的信，恰好就是郭孔丞在吉隆坡闻听邓丽君在东京蒙冤期间所写的。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