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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请老板放心，我会一一办妥的。”我谦恭地笑着向老板点了一下头，后退了两步，然后才转身出门。一边向我办公室走，一边还在心里自嘲：这可真是三天不学习就赶不上方向同志——这样的一辆“吉普车”，可是两辆甚至三辆红旗卧车的价钱呢！
第二十八章
1996年夏秋之交，惠风和畅，我去省城给局里买车。
在带哪个驾驶员的问题上，我动了一番脑筋，决定带小牛去。倒不是我喜欢这个家伙——我怎么会喜欢这样一个龌龊的家伙呢！我带他去是玩儿他呢！先给他找点欢喜，然后再给他添点难受。带哪个驾驶员接车，表明这辆新车将归哪个驾驶员开。我让这小子像娶媳妇似的高高兴兴将这辆新车接回来，当他正准备欢欢喜喜入洞房时，再一脚将他踹出去，并指着鼻子骂他：还想做新郎官呢！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影儿！那几句话怎么说：“俺们那里很穷，穿衣基本靠纺，致富基本靠抢，娶媳妇基本靠想”——让他蹲在门外一边哭泣一边“想”去吧！这小子是该好好想想了，要不到死都不知道怎么做人！
买车其实与买一袋方便面或一把牙刷没有什么区别。付钱，方便面或者牙刷就归你了。我和小牛来到省里的三菱汽车特约经销站，销售人员很热情，一听说买“八缸”，更热情，连经理都出来了。经理说：三天就有货，他们一批最新款式的八缸三菱车三天后就回来了，售价六十九万九千八百八十八元。经理说：“只是得让你们等三天！”经理脸上露着商业气息很浓的笑容，仿佛那六十多万块钱已贴在了他那张四喜丸子一样的胖脸上。他一边说，一边抱歉地向我摊摊手。
“三天就三天吧，又不是三年。”我对经理说。
我这句话把经理逗乐了，四喜丸子脸笑得更妩媚了，夸奖我：“老板您真幽默！”
我发现市场经济其实就是四个字：表扬与批评。你让人家赚了钱，人家就会表扬你，多肉麻的话也能脱口而出。你挡了人家财路，人家就会批评你，再狠毒的话也敢往你脸上扔。经理称我为老板，这是此生第一次有人以这种称呼抬举我。正像我称马局长老板，马局长感到舒服一样，我当时心里也十分受用，像注射了一针吗啡，那种受用从针眼处漫溢开来。与“唱歌”也有类似之处，瞬间浑身通泰。“漫”出来的幸福“溢”到脸上，我的表情格外柔和，心情熨帖。
二十世纪最后几年，有两个词被中国人滥用。一个是老板，一个是小姐。你想恭维一个男人，就称他为老板。一个只放有一台电脑，一台复印机，只有一个打字员的巴掌大的门面，也有一个老板。你复印几份材料，复印一页算你三毛五分钱。你问：“能不能算三毛钱？”打字员就会对你讲：“我做不了主，得问我们老板！”
骑摩的的人，只要见有人站马路边，就会殷勤地靠过来问：“老板您去哪儿？”装修房子，雇三轮车拉材料，付过运费后蹬车者笑着对你说：“老板，给五元钱太少了吧？”你一高兴，就会再给五元。就为他叫了你一声老板。
相反，你若想侮辱一个女人，就称她为小姐。小姐这种称谓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兴起时，起初并无贬意，反而有一种高贵之意。对女性的称呼由“同志”改为“小姐”，使女性普遍产生了一种性别被确认的感觉。那几年，从十七八岁的少女到六七十岁的老年城市妇女，都可称其为小姐。可到九十年代中后期，黄色娘子军一枝独秀，如蝗虫般铺天盖地而来，小姐在一夜之间成为妓女的代名词，称女性为小姐暗含着谑浪玩弄之意。紫雪某县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南方来的客商在县招待所入住，出去办点事后，穿着那种背带裤兴冲冲地返回房间。楼层服务员是一个乖巧的女孩，拎着一串钥匙去开门。刚将钥匙捅进去，客人笑眯眯地对女孩说：“小姐请你帮我买两包香烟好不好啊？”服务员正欲转动锁眼儿，此时停下不转了，脸含怒意质问客人：“你刚才说什么，再说一遍！”客人大惑不解，按女孩要求将那句话一字不差重复了一遍。女孩生气地拔出钥匙，对客人说：“你母亲才是小姐！”然后跑过去伏在服务台，“呜呜呜”哭起来。
用“目不暇接”这个词来形容二十世纪末中国人的心理感受，应该是恰当不过的。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年时间，中国几乎一年一个变化：男人穿得越来越精神了，女人穿得越来越少了；人们走路的劲头越来越大了，眼里的茫然越来越多了。庸俗的词一夜之间变得高贵起来，比如老板；高贵的词一夜之间变得庸俗不堪，比如小姐。新的名词不断涌现，新的、精巧的商品不断出现在百货公司琳琅满目的货架上。我调入玻管局工作后，亲眼见证了中国二十世纪最后十年的飞速变化。这十年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前三十年，甚至四十年累积起来的发展速度。五六十年代，在广大农村，中国人只知道在门洞里哇哇叫的那个东西叫喇叭，噪音有时候比“正音”大。即使在城市，也只见识过可以拿在手里拔出一根天线听的那样一个小盒子，这个小盒子叫半导体收音机。直到七十年代末期我们紫雪市才有了第一台电视机。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拥有一台十八英寸的大彩电也会令某一个家庭自豪。直到1986年前，紫雪市还只有那种“摇把子”电话，从市委、市政府的值班室往县里尤其是乡镇挂个电话，比现在往美国打个电话要困难得多。我们阎局长召开局务会时，常喜欢说的一句话是：“哪个轻哪个重，请同志们掂量掂量！”如果阎局长问我这个问题，我就会想起我在袁家沟中学时使劲摇那台老式摇把电话的情景：电话未被邮局接上，就轻，越摇越轻；电话被邮局接上，就重，越摇越重。我现在都弄不明白，邮局在那台黑色电话机里施了什么“魔法”。电话一接上，就好像一辆汽车后面突然被挂上了一节火车皮，怎么拉都拉不动——电话摇到最后，差不多得咬牙切齿使出吃奶的劲儿。那时我和柳如眉谈恋爱，我们谈了五年恋爱，我摇了五年这台电话。谈恋爱本来是一件“甜”的事情，可我现在回想起来却只有“酸”的感觉——摇电话摇得胳膊酸。
所以阎水拍局长若问我“哪个轻哪个重”时，我就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摇那种老式电话时，邮局未将电话接上，就轻；接上，就重。
1986年底，紫雪市才告别了摇把子。先上“自动电话”，然后是程控电话。九十年代以来，VCD、CD机、家用摄像机、二十九英寸、三十八英寸大彩电、背投式大彩电、传呼机、手机，一古脑儿涌入人们原本狭窄的视野。由被动接受到疯狂追逐，终于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应接不暇的万花筒。
汽车的变化更能说明问题。八十年代初期，紫雪市委、市政府只有几辆北京吉普，简称“二一二”或“帆布篷”。市委书记市长也坐这种帆布篷。八十年代中后期，市委、市政府大院里出现了桑塔纳、“二一三”和一些走私来的进口车，以皇冠和蓝鸟居多。其中有一种日产越野车，叫“巡洋舰”。当时我们紫雪市市长就坐一辆巡洋舰。那辆车米黄色，流线型车体。这辆车进入视野，就像一位身穿米黄色风衣的漂亮姑娘冷不丁进入视野一样，给人的视觉感受十分舒服。当时那辆巡洋舰行驶在大街上十分夺目，因为全市只有一辆这种车。只要远远瞅见这辆车像推土机一样开过来，人们就会说：市长来了！仿佛市长是一辆巡洋舰似的。
那时候我们阎水拍局长这种级别的干部，能坐一辆普通桑塔纳就足以令人羡慕了。我调局里时，阎局长刚卖掉那辆“普桑”，换作两千型桑塔纳。到马方向局长，直接坐到了八缸三菱舒适的座椅上。
我就是去省里买车、那个车行经理称我为老板那天，才知道三菱越野车又叫“帕杰罗”。当时车行经理一口一个帕杰罗，我又像初次听到“切诺基”一样惊愕。
我在很长时间里，都不知道北京“二一三”吉普车又叫切诺基。我刚调到局里来的时候，一次跟陈奋远副局长去某县下乡。赵有才主任对我讲：“小鱼，车已派了，坐切诺基，八点半在局办公楼门前出发。”我八点二十就到办公楼门前，心想：“切诺机”是个什么东西？赵有才主任莫不是和我开玩笑吧？让我坐“飞机”去下乡？这种待遇也太高了吧！我又不是国务院总理。我当时将“切诺基”理解成了飞机。
当时门前停着局里那辆“二一三”，小马正忙活着擦车。八点半刚过，陈奋远副局长从楼道里闪身出来，拉开车门径直坐上去。见我还在那儿迟疑，陈局长说：“走啊！小鱼，还愣着干啥？”
我一边拉开车门坐进去，一边疑惑地说：“不是坐‘切诺机’吗？怎么又换作‘二一三’？”
小马当时扑哧一下笑了，扭头对我说：“‘二一三’就是切诺基。”
我有点赧然，不好意思地冲小马笑了笑。小马帮我解嘲：“好多人开始都不知道‘二一三’就是切诺基。这就像给孩子取名儿，一个大名儿，一个小名儿。大名儿叫建国，小名叫狗蛋。”小马这样说着，一边飞快地开车，一边又扭头冲我善意地笑了笑。
那是我第一次坐小马的车，我就是那次对小马落下好印象的。若换作小牛，那小子肯定会这样说：“傻逼！‘二一三’就是切诺基！连这都不知道！”
总之在玻管局的十年，是我“大开眼界”的十年。我第一次见传呼机，吃了一惊。大概是在1991年，我调到玻管局的第三天，阎局长在蓝天大酒店开会，赵有才主任让我给阎局长去送一份材料。我坐在大厅等阎局长散会。那天我两次眼睛陡然放亮，第一次是因为小柳柳如叶。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柳如叶。当柳如叶突然在大厅出现时，我的眼光陡然放亮，就像当年钱牧斋访柳如是于舟中一般，“嫣然一美姝也！”柳如叶的夺人眼目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