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寇自明初就开始袭扰朝鲜，当时的主要攻击地点是朝鲜西南海岸的“罗州”，而且早在明洪武年间，倭寇就已经在朝鲜沿海占据岛屿常住——
《高丽史·辛禑世家》高丽王辛禑十三年（明太祖洪武二十年，1387）：“五月，契长寿还自京师，钦奉宣谕圣旨曰：“……我的言语，这里册上都写着有。大抵我的话紧则要他至诚。那里岂无贤人君子？必知道这意也。你对那宰相每说，他只是占田土，占奴婢，享富贵快活，也合寻思教百姓安宁，至至诚诚的做些好勾当，密匝匝的似兀那罗州一带筑起城子，多造些军船，教倭子害不得便好。你却沿海每三五十里家无人烟耕种。又说倭子在恁那一个甚么海岛子里经年家住，也不回去，恁却近不得他。这的有甚难处？着军船围了，困也困杀那厮！”
至嘉靖年间，倭寇对中国的袭扰达到了颠峰。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倭寇的目的就是抢劫，没有深意。日方也多次解释，这是日本国民的个人行为，政府管不了，更没有参与。但也有人已经敏锐地发现，倭寇之心深不可测，其叵测用心远非抢劫——
《玉堂丛语》卷2：“倭事起，上以所蹂躏多徐阶乡，而阶又晓畅军事，以故数数询问。时抚按亟告急请兵，而职方郎谓兵发则倭已去，谁任其费？尚书惑之，阶持不可，乃以羸卒三千人往。阶上疏争之曰：‘江南，腹心地也，捐以共贼久矣。今据抚按奏报，或云来者未已，或云意不在抢而在扰，势不欲去而欲留，彼皆真有以验之。而部臣于千里外，乃能隃度贼之必去，又隃度其去而必不来，而阻援兵不发，置此腹心地于度外，臣所不能解也。夫用兵之道，计当发与不当发耳，不当发，则毋论精弱皆不发，以省费；当发，则必发精者以取胜。而奈何用虚文涂耳目，置此三千羸卒与数万金之费而委贼，臣又所不能解也。’尚书乃惧，请发精卒六千人，俾偏将军许国、李逢时将焉。国已老，逢时敢深入而疎，骤击倭，胜之，前遇伏溃。当事者方以发兵为阶咎，冀因而摇阶。而阶复上疏，谓法当责将校战而守令守。将校一不利，辄坐死，而守令偃然自如。及城溃矣，将校复坐死，而守令复仅左降，此何以劝惩也。夫能使民者，守令也，今为兵者一，而民者百，奈何以战守并责将校也。夫守令勤则储饷必不乏，守令果则探哨必不误，守令警则奸细必不容，守令仁则乡兵必为用，臣以为重责守令可也。报可。”
由此可见，倭寇的用心，无论是对朝鲜，还是中国，都“意不在抢而在扰，势不欲去而欲留”！徐华亭和明世宗可谓有远虑！而至万历二十年，日本公然发兵侵入朝鲜，神宗最终下定决心入朝应援，更是有远见卓识的决定。
做学问也要讲良心，如果是学问没做透，人云亦云者还可以原谅；如果是心怀叵测，为虎作伥就是汉奸。
记得厦门大学有一位姓戴的老先生，这里就不点名了。多年前曾经专门写了一本书论述倭寇的组成成分，其结论是，倭寇中的日本人很少，大部分是中国人装扮的。这一结论深受日本学者的欢迎。进而有人以这一结论为依据来说明明代倭寇不仅规模很小，且胸无大志，以劫略为务。根据现有史料看，确有一些中国沿海的浙江和福建人扮成倭寇，他们或依附倭寇，甘为前驱，或干脆自己上阵，李代桃僵。但这绝不是主流，也掩盖不了倭寇志在殖民的狼子野心。
樊树志的《晚明史》，看到一段惊心动魄的实事。明代的倭寇，原来就是我们中国人！其核心领导层是安徽商人，中层干部是浙江人，下层多为浙江和福建渔民，此外，还有少数日本雇佣军。
明代禁海，但时紧时松。当时浙江福建一带的海上贸易，控制在徽州商人手中，先是许家四兄弟，然后是汪（王）直。他们一度在浙江沿海建立了类似澳门的贸易区，与日本和葡萄牙人贸易，但被剿灭。后来汪直吞并了几个走私集团，成为老大。并在日本建立了基地，追随他的安徽、浙江和福建人有十几万人，他自立为徽王，设立官府，从葡萄牙人那里购买火器，雇佣日本浪人，到山东、江苏、浙江和福田一带抢掠。戚继光对付的，正是汪直集团。
另外一个历史事实是，所谓的倭寇并不是被戚继光消灭的，而是后来明朝放松了对外贸易，追随汪直的人纷纷回国，汪直集团也就不成气候了。
关于这段历史，实际上明代史料中还是十分清楚的，但是中国的历史学家在很多年里一直不承认这个问题。
那时倭寇后期的情况，开始，在应仁之乱以后，确实有一些真倭寇来打劫，是亡命之徒，战斗力很强。他们主要是打劫。
后来就逐渐变成假倭寇，多数是中国人，有些雇佣的日本人充门面，这些雇佣军的战斗力也不能和原来的倭寇比，毕竟是拿人钱财替人销灾的，有些还未必是武士，他们主要目的是武装走私。
在明政府厉行海禁，残酷打击海上贸易的情况下，一些海商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武装起来，组成武装海商集团，以对抗官军的追捕和残杀，这些人，就是所谓的海寇。其实，这些海寇并不同于当时到东方来从事侵略、掠夺的西方海盗，他们大多是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只因冲破海禁樊笼，触犯了海禁律法，而被视为海盗，其情况恰如嘉靖的主事唐枢所说：“寇与商同是人也，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始之禁禁商，后之禁禁寇”（胡宗宪：《筹海图编》卷十一，《经略·叙寇原》）。当然，亦商亦盗是这些海商的本色，他们在纠番诱倭的商贸活动中往往是华夷相纠，彼此间称贷互市，其中货价莫偿或诓骗财物者比比皆是，而民间海商为争夺行商地盘，也往往各结伙党，彼此间兵戎相见，互相残杀者也不乏其人。
这些海商的组成成份比较复杂，他们中有的原是从事对内贸易转为从事对外贸易；有的是受官府欺压，冤抑难伸而下海经商；有的是豪门世家为牟利而参与活动；有的原是功名未就而下海从商；以及“迫于贪酷，苦于役赋，困于饥寒”的小民，“凶彼、逸赋、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等等（郑晓：与彭草亭都宪，载《明经世文编》卷218）这些海商在以舟山群岛为中心的商贸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以李光头、许氏兄弟、王直、徐海、毛海峰等为首的海商集团和以双屿、大茅（猫）、沥港、横港、长涂等为中心的海上贸易基地。
1。许氏海商集团
许氏海商集团包括许一（松）、许二（栋）、许三（楠）、许四（梓）四个兄弟；他们是徽州府歙县人。明代徽州府是一个商业资本汇聚之地；与晋商构成重要的商业势力。他们不仅活跃在国内市场；而且还经营海外贸易。俞大猷曾说：“数年之前；有徽州、浙江等处番徒；前至浙江之双屿港等处买卖；逃广东市舶之税；及货尽将去之时；每每肆行劫掠”（俞大猷：《正气堂集》卷7）。对许氏兄弟下海通商的过程；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胡宗宪认为许二是从福建破狱入海；勾引倭奴的。他说：“嘉靖十九年（1540）；贼首李光头、许栋引倭聚双屿港为巢。光头者，福人李七；许栋，歙人许二也；皆认罪系福建狱；逸入海；勾引倭奴；结巢于郭巨之双屿”（胡宗宪：《筹海图编》卷5）。而郑舜功《日本一鉴》则说许二、许三先年下海通番是入赘于大宜满刺加；自后许四与兄许一“尝往通之”，嘉靖十九年；许氏四兄弟“潜入大宜满剌加等国诱引佛郎机国夷人；络绎浙海；亦泊双屿、大茅等港；以要大利”（郑舜功：《日本一鉴》卷6）。虽然他们对许氏兄弟来舟山前的活动有不同的说法；但对许氏兄弟来双屿的时间是一致的。许氏兄弟到双屿后；与原在舟山活动的福建海商李光头合为一伙。
嘉靖二十三年（1544），许二又“载货往日本贸易”，翌年“始诱博多津倭，助、才、门三人来市双屿”。不久；许一被明政府捕获；许三丧亡；许氏海商集团受到很大打击。但明朝政府的镇压并不能阻止他们的海上贸易活动。许二、许四为扩大海商集团的势力，“计令伙伴于直隶、苏松等处地方诱人置货，往市双屿，许二、许四阴嗾番人抢夺，阳则宽慰”。这些被抢的商人“自本者舍而去之，借本者不敢归去”，不得不跟从许氏兄弟下海贸易，“图偿货价而归”，从而扩大许氏海商集团的势力。
嘉靖二十六年（1547），海盗商人林剪自彭亨“驾船七十余艘至浙海”，与许二、许四合为一伙，使许氏海商力量大大加强。同时，另一徽州商人王直也“招亡命千人逃入海，推许二为师”（何乔远：《闽书》卷146，载《岛夷志》）。至此，以许二为首的海商集团终于形成，成为“海上寇最称强者”。
许氏海商集团在东南沿海既从事走私贸易，又攻城略地，“每掳掠海隅富民以索重赎”。如明朝军队的指挥吴璋及总旗王雷斋被抓获，用一千二百金才赎回，又如“谢文正公迁第宅也遭其一空”。他们的活动给明朝政府很大的打击和威胁。为了消灭许氏海商集团，嘉靖二十七年（1548），浙江巡抚朱执调兵遣将，进行围剿。三月，以都司卢镗率兵船泊温州之海门，海道副吏柯乔统领福清兵船泊漳州，专备海战，以遏南逸入闽广之路。在完成以上的兵力部署以后，四月，朱纨亲自带领备倭指挥刘恩至、张四维、张汉等强攻许氏海商集团的根据地——双屿港。经过激烈的战斗，明朝军队“破其巢穴，焚其舟舰，擒杀殆半”，许氏兄弟惨遭失败，同伙李光头、许六、姚大总及“大窝主顾良玉、祝良贵、刘奇十四等，皆就擒”（胡宗宪：《筹海图编》卷５，载《浙江倭变记》）。许二及许四逃往西洋。虽然许氏海商集团被击溃了，但江浙海商并没有被消灭，不久，又出现了规模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