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福昌嘴角挂着笑，一面点头一面说：“请院长放心，我一定护理好主席，并随时向你报告。”
张闻天、傅连暲、贺子珍抱着小毛毛向前走了几步，向毛泽东招招手。毛泽东要下山了，他站在下山的路口向送行的人招手告别。
送行的三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心态。傅连暲担心毛泽东的身体，贺子珍除担心他的身体外，还多了一层对他安全的担心。张闻天的担心，比他们还多一层。他知道博古和李德已有了大转移的意向，并且对走留人员也有了个初步的内定。
毛泽东是第一个要留下的人。大批红军撤走后，留少数游击队绝对是保不住苏区这块地方的，其处境是不难想象的。他还清楚博古和李德的用意，那就是撤职、批判还没有完全使他威信扫地，他们想通过蒋介石的手来实现想达到而没有达到的目的。当然，这种心机博古和李德是不会告诉人的，不过在行动上已有所表露。但是，不了解内情的人是看不出这一点的。他张闻天已经觉察到了这一点。
毛泽东考虑的是红军的前途，是整个苏区的前途，唯独没有考虑个人的前途。他心中也十分明白，红军快被他们拼掉了，苏区快被他们拼掉了，最后只有走逃跑这条路了。说得好听一点，就是只好来个大转移。走已成定局，只是迟早的问题。主力红军走很容易，但走后这里的人民怎么办？地方游击队怎么办？坚持在这里开展斗争的领导怎么办？这个问题不能不考虑，不能不解决。他们已经为中国革命付出的东西太多了……没有他们，便没有红军的一切。他们再也经不起敌人的扫荡了。可面对现实，他们还要经受一次大的、还可以说是残酷的、甚至是有灭顶之灾的洗劫。为了苏区人民，为了这块土地，为了将来他必须下去做工作，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不管是送行的贺子珍、傅连暲、张闻天，还是要走的毛泽东，都有一种生死离别的情感。也许，这一走就会成为永别。可他们又是乐观的，早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了。
毛泽东一行到了于都。于都南临贡水，是个傍水而筑的县城。
毛泽东一行十余人，由李富春带着来到城北门一条小巷深处的灰色建筑房前。这是一处有前后两进的院落，是赣南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任江西省省委书记的李富春专门为毛泽东腾出了房子。大家忙着整理东西。左耳房毛泽东住，中间房大一些，吴吉清他们住，右耳房是文书黄祖炎的住处。
毛泽东把李富春拉到一边，告诉他说：“富春，你安排一下，我们明天召开一个座谈会。”
李富春：“主席，你在路上走了两天，应该休息两天再说。”
毛泽东：“富春，现在是非常时期，一切都得抓紧呐。”
李富春迟疑一下，还是应了下来：“好吧。明天我安排。”
毛泽东到于都后，一刻也没休息，忙着开座谈会，搞调查，找个别人谈话，常常是忙了一整天，晚上还要开夜车。有时是通宵达旦，夜以继日地工作。他又病了，而且病得很严重，多日来高烧不退。
毛泽东病危的消息传到了云石山。这一天，张闻天在房内正在起草文件，一旁的电话铃声响了。他拿起耳机，对方的声音很小，他大声问道：“你是哪里？于都，什么？毛主席病了！高烧不止，要派医生？你们等着，马上派人去。你是谁……”他放下电话，焦急地走了几个来回后，匆匆奔出住室，他想找人亲自去叫医生，结果一个人也没见到。他又回到屋里打电话，摇了好长时间才要通。他告诉对方，他要找傅连暲院长，有急事，请他立即到云石山来。
张闻天打过电话，心中仍不踏实，十分焦急的一会屋里一会屋外，在不停地走动。太阳已经被西部的山头挡住了半个脸，他还不住地向上山的山道上张望。正在他焦急难忍时，傅连暲匆匆大步来到云石山。
“什么事，这么急？”傅连暲边走边问。
张闻天上前拉住他小声地告诉他：“傅院长，你可来了。
毛主席病了。“
傅连暲十分惊讶，焦急地问：“主席病了？”
“是啊。病好几天了，高烧得很厉害，你看怎么办？”张闻天十分不放心。
傅连暲来不急多想，马上说：“我马上去。”
“这事就拜托你了。”张闻天抓住他的肩头，轻轻拍了两下。
傅连暲赶回医院，拿上药物和医疗器具，就骑马上路了。
山道上，月光下，快马驮着傅连暲在狂奔。傅连暲骑在马背上，浑身是汗，他不时擦着脸上的汗水。
毛泽东躺在床上，发着高烧。李富春、钟福昌、吴吉清守候在床前。钟福昌十分内疚地说：“李书记，我没尽到责任，对不起组织。”他说着眼中的泪珠直往下掉。李富春安慰他。
“小钟，这也不怪你。我已打电话告诉了张闻天同志，会派人来的。”
翌日一早，钟福昌就焦急地立在巷中张望，等候傅院长的到来。太阳已经升起老高了，还不见傅院长的身影，失望中带着焦急。他正想回身时，只见小巷口出现了傅连暲打马而来的身影。他一阵高兴，蹦跳着跑进院，大声嚷道：“傅院长来了，傅院长来了！”
旋即他又奔到门口，接住赶来的傅连暲，帮他取下药物背在身上一同进了院子。
李富春、吴吉清、陈昌奉迎出来，傅连暲第一句话就问：“主席在哪里？”
钟福昌一脸愁容：“在屋里。”
毛泽东躺在床铺上，额头上敷着一条冷毛巾，脸烧得通红。
傅连暲立在床前，望着毛泽东清瘦的脸。
毛泽东睁开眼睛，声音低微地说：“傅院长，你来了。”
傅连暲心中一阵难过：“主席，我来了。”
毛泽东歉意地说：“又要麻烦你了。”
傅连暲见毛泽东精神疲劳，不能多说话，也不敢多问，打开药箱，取出体温计，放到毛泽东干裂的口中。
傅连暲焦急地等待着，众人也焦急地等待着。过了一会，傅连暲从毛泽东口中取出体温计，看后大惊，但他极力保持镇静，给毛泽东检查胸部、背部。他取下听诊器，把钟福昌拉到屋外一旁，了解病情。这时吴吉清和文书黄祖炎也跟了出来。
吴吉清急问：“傅院长，主席的病怎样？”
“热度很高。”傅连暲转问钟福昌：“主席什么时候发的烧，吃过什么药？”
钟福昌如实回答他：“烧三天了，吃过奎宁，一直不退烧。”
“还吃过什么东西？”
“三天来，仅喝过一点米汤。”
“有时昏迷吗？”
“不昏迷，就是头痛得厉害。”
傅连暲想了想，进到屋内。
傅连暲立在毛泽东床前，尽量把病情说得轻一些，并征求意见地说：“主席，经检查，您可能患了恶性疟疾。我准备给您注射奎宁和咖啡因，同时再服用奎宁丸。您看如何？”
毛泽东：“你是医生，我听你的。”
傅连暲给毛泽东打针后，为了让毛泽东休息，大家都退了出来。
傅连暲到了右厢房坐在为他铺好的床上。
黄祖炎放心地说：“你来了就好了。这几天，我们都急坏了。”
傅连暲也累了，他躺在床上说：“没有化验仪器，靠判断是没多大把握的。”
黄祖炎又问：“是疟疾吗？”
傅连暲：“恶性疟疾。”
傅连暲既像安慰他，又像安慰自己：“很快就会好的。”
过了一会，傅连暲心中放心不下，起身来到毛泽东住处。
毛泽东已经安稳地睡去。傅连暲立在那里仔细听了听，呼吸很均匀，就踮着脚轻轻地退出来，并慢慢地把门关好，生怕惊醒了毛泽东。
已经到了后半夜。傅连暲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旁边床上的黄祖炎，也是翻来复去，弄得床板“咯咯”直响。
傅连暲望着屋顶，自己问自己：“毛主席不知道退烧了没有？我的判断不会错吧？药下的合适吧？”
传来了毛泽东的咳嗽声。傅连暲不放心地坐起来，走到毛泽东的住房，量过体温，告诉他说：“主席，退烧了，现在体温正常。”
“我自己也感觉好多了。”毛泽东说着坐了起来，接着下地走到没有油漆的桌前要工作。
傅连暲：“主席，你烧了六七天，又没有很好吃东西，身体还很虚弱，你必须卧床休息三天，三天！”
毛泽东望着傅连暲，严肃地说：“休息？现在不是休息的时候，你知道形势很紧张。”
傅连暲：“正因为这样，主席才应更加保重身体，快速恢复体力。”
毛泽东见他担心地神色，笑了笑，安慰他道：“我好了，你放心吧！”
傅连暲是了解毛泽东的。他知道再讲也无益，只好悄悄退出来。
黄祖炎就在门外，他一见傅连暲出来，忙悄声问：“傅院长，主席的病好点了吗？”
傅连暲：“主席退烧了，体温正常。”
“太好了！”
黄祖炎高兴地跳了起来。
傅连暲怕影响毛泽东工作，将他拉到院子里。这时，吴吉清、陈昌奉、钟福昌都围了上来。
吴吉清特别兴奋地说：“傅院长，多亏你来了。我们大家都感谢你。”
傅连暲：“谢什么？治病是我的责职。主席身体刚好，就又工作了。”
钟福昌心疼地说：“前几天，主席已经病了，还一手支着头一手写东西呢！”
陈昌奉：“主席关心别人总胜过自己，他却没日没夜地工作，连钟福昌都改行了。”
傅连暲这才注意到钟福昌，背着驳壳枪，兼做起警卫员工作来了。
钟福昌说：“主席说自己‘身体不错，用不着护理，干点别的事吧。’因此，我就当起了警卫员。”
吴吉清：“傅院长，你应该劝劝主席，不要太劳累了。”
傅连暲深知主席的秉性，无可奈何地说：“劝也没有用。”
到了午饭时间，吴吉清双手端着江西出的土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