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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昌城，墙倒屋塌，街道上到处是残墙断瓦，余烟随处可见。“为保卫广昌而战”的标语，已看不到“保卫广昌”的字样了。彭德怀走在前面，步子迈的很大，而且很有力。
“我说彭总，你慢些不行吗？”
彭德怀放慢了步子。他们来到一座残缺不全的庄院，门口有哨兵把守。彭德怀、杨尚昆没有理会哨兵的礼节，径直进了院，又进入房子内。只见博古、李德坐在小方凳上，他俩弯着腰看着地上铺展的地图。彭德怀进来，也不招呼他们，手中的包袱往旁边一丢，随便地打量着房内。杨尚昆轻声说道：“博古同志，我们来了。”这时他俩同时抬起头，还算客气，忙着让座。
彭德怀没有理会，仍站着未动。伍修权给他搬过来一个凳子，彭德怀一声不响地坐下。博古告诉他俩说：“我们明天就回瑞金了，前线的事有必要找你们俩人谈谈，有些事要强调一下。广昌保卫战的原则，是……”
彭德怀霍然起身，火气很大：“还讲什么原则，我们什么时候打过这么艰难的仗？什么时候损失过这么多人？部队的情绪什么时候这么低落过？保垒对堡垒，结局是什么？不懂装懂，关在屋子里搞图上作业，都成了图上作业的战术家了！”
伍修权用俄语翻译给李德。李德一直绷着脸，一声不吭。
博古被彭德怀连续几个质问，问的理曲词穷，气得他脸色发紫，想发火又发不起来。彭德怀不知哪里来了那么大的勇气，竟冲着李德大声骂了一句：“崽卖爷田不心痛！”
伍修权不敢翻译，疑惑地看着彭德怀。彭德怀见伍修权没有翻译，气呼呼地说：“怎么不翻译？对他实说！”
伍修权如实翻译过去。“儿子卖掉父亲的田心不痛。
李德听后大为恼火，咆哮起来，用俄语大叫：“封建！封建！你彭德怀这次没有当选中革军委副主席，不满意，有意见！”
伍修权又一字不漏地翻译过来。
彭德怀更是火冒三丈，指着李德的鼻子，大声道：“下流无耻！政治流氓！”
伍修权又翻译过去。李德着实吃惊地盯住彭德怀。如此严厉地针锋相对，确实是他始料不及的事情。大声叫着：“右倾！右倾！”
他再也找不出合适的词来反驳彭德怀。依他飞扬跋扈的性格和专权的手段，会严惩彭德怀，可他此时硬不起来，转身一边只顾生气去了。博古被眼前的事态发展震惊了，他也软了三分，问：“你说怎么办？”彭德怀坚决地说：“撤出广昌！”
19日，大罗山、延福嶂阵地也丢失了，红军被迫南撤。
27日，蒋介石的三个纵队向广昌发起总攻击。为了誓死保卫广昌，博古和李德命令九军团的三师和五军团的十三师在抚河东岸牵制敌人；红九军团的十四师把守广昌；集中了一军团、三军团和二十三师向广昌西北地区反攻。结果，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于当日晚被迫撤出战斗，只好向南转移。
广昌经过18天的激战，红军伤亡5500多人，占了参战红军总人数的20％。就这样在错误的决策、错误的指挥下，红区的北大门丢失了。
18。病休会昌
1934年4月中旬，在会昌城通向文武坝小镇的道上，走来了四个人，他们就是毛泽东和他带领的三个巡视员王首道、朱开铨、周月麟。
王首道，湖南浏阳人，1905年生，1926年转入共产党。
曾先后担任过中共浏阳县县委书记、湘鄂赣边特委书记、湖南省委常委、湘赣省委书记。1933年到达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秘书长。如今，他也成了中央政府的巡视员。
由于博古和李德固执己见、刚愎自用，顽固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左倾军事路线，在广昌打阵地战，堡垒战，同强大的敌人拼消耗，对此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的毛泽东多次提出反对意见。他们认为毛泽东在沙洲坝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借口毛泽东身体不好，要他到苏联休养，或是到上海治病。毛泽东断然拒绝了他们的“好意”，就想到了和广东接壤的会昌县。邓小平曾在那里当过第一任中心县委书记，工作开展的不错。再说那里是“围剿”苏区红军的南大门，有粤军陈济棠部队的进攻。那里的主力都调到北线作战去了，仅有一小部分地方武装在坚持。那里还有新任粤赣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何长工和省委书记刘晓。
毛泽东选中了这个地方，一方面作调查，一方面休养。
刘晓和何长工听说毛主席要来他们这里，早就在镇外等候。直到太阳偏西才看见前方有四个人走来，匆忙迎上前去。
“主席！”
刘晓和何长工亲热地握住毛泽东的手，而后同王首道等人握手。他们相互问候着，走进了省委驻地。
文武坝的粤赣省办公处，是一座青砖青瓦颇具江西风味的民宅。
毛泽东刚落座，就说：“刘书记、何司令员：我们来你这里，会给你们增加一些麻烦。同时要召开几个座谈会，了解一下扩红问题、土地清查和拥军优属问题。前方在打仗，我们呢，在后方做好一切支前工作。”
王首道：“我和毛主席在来的路上，看了几个地方，搞得还不错。毛主席很高兴，还表扬你们工作做得好哩。”
刘晓说：“毛主席能来我们这里，是件幸事，是求之不得的。”
何长工很自谦：“我们也是力所能及地做了些工作。前方在流血，我们后方应该多流汗，不知北线打得怎样？”
毛泽东一听到北线，就有些担心：“据说打得很艰难。你们这里怎么样？”
何长工愤愤地说：“二十二师在筠门岭打得也很惨，总指挥部要堡垒对堡垒。我把他们撤下来了。”
不久，从瑞金传来了消息，广昌失守了！
毛泽东在他的临时住处，抽烟不止地来回走动，王首道闷坐在一旁。
毛泽东痛心地说：“广昌失败，不是战士们不勇敢，也不是军团指挥员不会打仗，而是决策的错误，战略上的错误。说到底，是军事冒险主义和极左路线在作怪！”
何长工深有体会：“从立三路线开始，这几年左的东西一直困扰着我们。‘福建事变’没有很好地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就是一大错误。”
王首道不满地说：“蒋介石怕的就是十九路军同我们搞联合，而我们却把‘福建事变’看成是‘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坐失良机呀！”
毛泽东：“目前，苏区人力、物力都已很匮乏，我军已经失去了在内线打破敌‘围剿’的可能。在此情况下，我军应毫不迟疑地转变战略方针，适时地突进到外线无堡垒地区，寻机歼敌。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本来有很多有利条件，都错过了。拚消耗的主张，对我们红军来说是不适时宜。‘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未免滑稽。对于几乎一切都取决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
何长工痛恨地说：“会打仗的不让打，不会打仗的却在那里瞎指挥。你反对他，他就排挤你，甚至无情打击。这种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如果由他们瞎指挥，非断送革命不可！以前，南线军民反‘围剿’，领导不从实际出发，在筠门岭一带修堡垒，都是土造的，没钢筋水泥，一摧即垮，贻误了战斗，不仅毫无用处，反而捆住了我们自己的手脚。我来后就不修这玩艺。”
毛泽东很感兴趣地问：“为什么？”
何长工告诉他：“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仍搞咱过去的老套套——游击战法，家家是堡垒，户户是哨所，没有必要修那东西。在乌龟壳里怎么打游击？净挨人家的揍。”
毛泽东很是赞成，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我们不能按教条主义者坐在楼房里设计出来的那套洋办法去打仗。现在，你应该把主力抽下来，进行整训，用一小部分配合地方武装进行游击战、运动战，拖垮敌人。”
在前线同敌人拼消耗的二十二师，撤了回来。他们在站塘一家祠堂里由政委方强主持，正召开全师连以上干部会。
政委方强在会上说：“同志们，在南线我们二十二师承受着数倍于我们的两广军队的进攻，掩护后方。以前，咱们天天打胜仗。如今，打阵地战，怎么老打不赢敌人。这是什么道理？大家可以想一想。筠门岭战斗的失利，我作为师政委有责任，但其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这时，师司令部的郭参谋进来，对正在讲话的方强说：“会昌来了电话，说是毛主席找前线指挥员讲话。”
方强听后，很惊喜。他暗想：“毛主席怎么没有去北线指挥战斗，忽而到了南线呢？毛主席来了，我们就一定能打胜仗。”
方强愣着没有动。郭参谋又提醒地叫他一声：“政委。”如梦初醒的方强，这才快步离开会场。
他来到另一处房内，拿起电话激动、兴奋而又谨慎地叫道：“是毛主席吗？”耳机中立时传出毛泽东的声音：“你是谁呀？”
方强怕对方听不清，一字一顿地说：“毛主席，我是二十二师政委方强”。
耳机中传出毛泽东的问话：“前边敌情怎样？敌人有多少？怎么部署的？现在有什么动向？”
方强恢复了镇静：“毛主席，我们前方有敌人三个师的兵力，部署在筠门岭一线。他们同样筑起了钢筋水泥碉堡，一步一步向苏区推进。”
耳机中又传出毛泽东的问话：“筠门岭的仗是怎样打的？部队伤亡多少？战士的情绪如何？现在兵力是怎样部署的？”
方强对现在的打法早有意见，苦于无处诉说，这时，他再也憋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