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卫员看出是侯政，就说：“来了，傅连暲医生也来了。”
说着，身披大衣的毛泽东已经下马，大步跨了过来，声音急促地问：“侯政，你们遭到空袭了吗？”
“是，我们太大意了。”侯政深感歉意地说。
“伤亡怎么样？”
侯政简要汇报了伤亡情况，最后迟迟疑疑地说：“就是子珍同志的伤比较重些。”
毛泽东没有说话。在夜色里看不见他的表情，但能感觉出他的感情十分沉重。
傅连暲在旁边以行家的口气问：“手术了吗？”
侯政回答说，已经派李治医生去了，也许正在手术。
说过，侯政领着毛泽东一行向街里走去。一个警卫员留在后面遛马，因为每一匹马都跑得象水洗过似的。
由于董必武事先得到讯息，这时，正提着马灯从一个院子迎出来。毛泽东上前握住他的手说：“董老，你这次很危险呵，没有事吧！”
“没有事，没有事。”董必武笑着说，“它想要活埋我，我不接受。”
说着，他指指前面一个小院：“子珍正在作手术呢！”
董老提着马灯，在前面引路，很快进了一个院子。看来这是一个中等人家，院子不大，房舍倒还整齐。上房屋里正亮着灯光。窗子上晃动着几个人影。
董老轻轻打开房门，毛泽东走了进去。贺子珍正静静地躺在担架上。担架下面铺着很厚一层稻草。桌子上点着一盏带罩的煤油灯，女护士手里还举着一盖马灯，戴眼镜的一向很有自信力的李治，手里拿着一把镊子，正弯着腰聚精会神地往外夹取弹片。他发现是毛泽东、董必武和傅连暲走了进来，慢慢地直起身，耸了耸肩，苦笑着说：“很难搞哇！什么也没有，麻药也没有，这样重的伤真受罪呀！”
毛泽东弯下腰，仔细端详贺子珍，见她仍然处于昏迷状态，眼睛紧紧闭着。脸色惨白得象一张白纸。脸上的血虽已洗净，又有一股血从她的秀发中渗了出来。一身灰军衣血迹斑斑，被弹片撕裂了数处。毛泽东摸了摸她的手腕，觉得脉息十分微弱。尽管他以强大的意志力控制着自己，人们还是发现，这位在千军万马中从容镇定的统帅，脸色渐渐变得苍白。
“按道理应当先把头上这块弹皮取出来，”李治用镊子指了指犯愁地说，“可是太深了，不好办哪！”
李治说过，还特意看了看傅连暲。傅连暲点点头，郑重说道：“先处理好取的也行。一次取不完，下次再取也行。总是要保持病人稳定。”
李治犹豫了一下，轻轻地解开贺子珍胸前的扣子，那里正嵌着一块较大的弹片。他用镊子夹着棉花球擦了又擦，最后夹着弹片一狠心猛地夹了出来。只见贺子珍眉头一耸，猛地哎哟了一声。
“子珍！子珍！”毛泽东拉着她的手叫着，贺子珍没有回应。刚才她的叫声不过是过度疼痛引起的反应，并不是真的醒转来了。毛泽东轻轻地咬着嘴唇，额头上已经渗出几粒细小的汗珠。
董必武望望毛泽东，又望望众人，说：“润之，我看你还是回去歇歇吧！这里一切由我们负责好了。我想，只要把弹片取出来，情况就会好转的。”
李治把夹出的弹片呛啷一声扔到搪瓷盘里，笑着说：“毛主席放心吧，都包在我们身上好了。”
毛泽东又深深地望了他的爱妻贺子珍一眼，才退出门外。他是一个坚强的人。据熟悉他的人说，他一生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他最听不得穷苦人的哭诉，每每流下眼泪；一是跟他的警卫员、通讯员牺牲时，他止不住流了眼泪；再就是今晚为爱妻的生死未卜流下的眼泪了。但是因为夜色的掩护，随行的人都没有看出来。
董必武、侯政等一直送他到村头上，他一句话也没有说。毛泽东平日雍容大度，潇洒自若，他不大发脾气，也不常激动，但是发起脾气，激动起来，有时也很厉害。他平时更象一湾宽阔的、幽深的江水，有时也会象大海的狂涛。他有哲学家的冷静，也有诗人的热烈。今天，他见到自己年轻的妻子，在那样难堪的生育之后，又连遭大难，心里的绞痛，真是难以形容，而对敌人的仇恨，却象烈火一般蒸腾起来。他在上马前同大家一一握手，然后充溢着强烈的情感，十分激动地说：“让他们炸吧，让他们剿吧，让他们堵截吧，我可以告诉他们，就是他们再加上几十万人，也挡不住我们红军北进！”
伴随这句话，他打了一个强而有力的手势，指着北方。
说过，他立刻翻身上马。傅连暲和警卫员也纷纷跨上马去。顷刻间，大道上就响起一片马蹄声。这马蹄声今晚听去是这样激越，不同寻常。它几乎使董必武和侯政的心都颤动起来。然而不一刻就渐渐远了。
第二天早晨，担架班长丁良祥接到了一个条子：老丁同志：我派你明天去抬贺子珍同志。今天傍晚敌机轰炸，她受了伤，带了好几处花，不能走路。
毛泽东即日丁良祥，江西人，是南方人中少见的大个子，体魄魁伟，和毛泽东的个子不相上下。他接到这个条子犹豫了。因为毛泽东从江西出发，就以病弱之身踏上征途，加上一贯夜间工作，早晨难以乘马，这样就给他配了一副担架。如果离开怎么行呢？想到这里，他就来找毛泽东。
“毛主席，我走了你怎么办？”
“我骑马嘛！”
“你夜间不睡，骑在马上又爱看书，还不摔下来？”
“我不看书也就是了。”
丁良祥眨巴眨巴眼，迟迟疑疑地说：“休养连也有担架嘛！”
“老丁呀，”毛泽东拍拍他厚实的肩头，“你不知道，后方困难哪！你去了，她那副担架就可以腾给别人了。”
丁良祥点点头，不言语了。临走又说：“好，那你骑马可要注意一点！”
说过，跨出门外。
“老丁，你等一等。”毛泽东提着一个小包追出来，“这里有十几个鸡蛋，你带给她吧。”
丁良祥接过小包，笑了一笑，走出大门去了。
（三十四）
“这云南地界，到底不一样了……”
不知是谁说了一句，把担架上的贺子珍惊醒了。她微微地睁开了眼睛，觉得阳光耀眼，有点不适应的样子。继而睁开眼，望了望那碧蓝碧蓝的天空和周围的景物，才觉得确实不一样了。在贵州几乎每天都是雾沼沼，湿漉漉的，有时整整一天，都象是在云中行进。这里是多么澄明的天气呀！尽管周围还是山，是永远也走不完的山，但毕竟开阔些了，山谷里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稻田。村庄多半靠着山坡和山根，似乎比贵州大一些，瓦房也多一些。有些房子修得瘦而高，乍一看象楼屋似的。尤其不同的，是土的颜色变了，放眼看去，都是红壤，它和故乡江西是多么相似呵！
贺子珍在负伤后的两三天里，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由于失血过多，全身无力，她象永远也睡不够似的。这几天好了一些，渐渐清醒过来了。也正因此，她觉得伤口疼痛难禁，比前几天更要难熬。她的思维活动也越发纷繁，就象飞渡的乱云。
在更多的时间里，她还是在想两个多月前生的那个孩子。孩子现在究竟怎么样了？他是否还活着？那个不知姓氏的苗家究竟会怎样待他？这都是些永远难以得到答案的事。而且当她想到这孩子的时候，往往和留在瑞金的小毛毛叠印在一起。认真地说，她只是看了这孩子一眼，孩子的形象已经十分模糊了。所以她只能假定他就是毛毛的样子。她真后悔，自己为什么不多看一眼，把孩子的样子记得更真切些呢！
“过河了！烂脚佬，你要当心一些！”
贺子珍听出来，是担架前面的丁班长在关照后面的老刘。老刘也是从江西来的担架员，因为长途跋涉，脚趾碰破以后，一直溃烂流脓不止，就得了“烂脚佬”这个诨号。每当贺子珍看到或想到老刘的那只烂脚就心疼不已，坐在担架上实在难受。可是他却总是乐呵呵地面含笑容。
“老丁，没得关系，走你的吧！”
两个人说着，已经踏进了一条并不太宽的山涧小河。哪知这个河虽不宽，石头却不少，走了没有多远，只听老刘“哎哟”了一声，在水里打了一个趔趄，才勉强站住脚步。
“烂脚佬，我刚才要你注意点嘛！”
“嘿嘿，我踩偏了……”老刘并没有多作解释，他就是这样“嘿嘿”一笑完事。
可是担架上的贺子珍，心却往下一沉。她知道老刘的那只烂脚一定是碰到石头上去了，老刘虽然勉强笑着，实际上该是多么疼痛难忍，否则这个硬汉子是决不会出声的。她想到这里，反而觉得比碰到自己的伤口还要难受。
小河过去了。只听老丁在前面又喊：“掉队了，烂脚佬，快一点吧！”
“好，好。”
担架象小跑步式地向前跑去。这是行军的规律，只要遇到难走的地方，前面一停一跑，他们就要拉下很大一段距离，必须用跑步才能弥补，否则就会越掉越远。最坏的情况是，有时刚刚赶到宿营地，别人就出发了，那就再也找不到休息的时间。贺子珍知道这种走走跑跑是最累人的，何况是对于“烂脚佬”呢，他在跑步时一步步该是忍受着怎样的剧痛！
“该爬山了，烂脚佬，你到前面来吧！”
“好，好。”
两个人一掉头，倒换了一下位置，老刘换到前面去了。这是一种必要，同时也是丁班长的好意。因为上山时，担架的重量一下子就集中到后面那个人的肩上，后面那个人个子高些也比较有利。可是抬前面的人也并不轻松，如果坡度很陡，他就需要双膝着地，缓缓爬行，才不至于把伤病员摔下来。这时坐担架的人心里会是很难受的。一般说伤势稍轻一些的人，遇见这种难走的路，就会自动下来走了。可是贺子珍呢，她全身八处伤，漫说下来，就是动转一下也谈何容易。这时，她从感觉上得知，这样陡峭的山，老刘准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