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集在此地的诗本来是无须印成册子出版的。因为有时想到自己短促的二十三年问的心境的变迁，正合着历史的演进，当我个人生活消极地崩坏着的时候，正是五卅前后（引者注：即“五卅运动”。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中共党员顾正红。五月三十日，上海两千余学生上街，与巡捕们发生激烈斗争），旧的殁落从都会蔓延到乡间，整个宗法社会陷在消极的崩坏状态中的时候。为了纪念我自己，所以冒昧地将这些诗付印了。
愿亲爱的读者们放下这本无聊的小册子，拿起你们的战斗的武器来。
能够意识到旧中国是座坟墓，意识到自己以往的小诗是“我变态的情绪的表现”，表明了姚蓬子的思想在潘汉年的影响下，发生了跃变。正因为这样，他才自认诗集《银铃》是“无聊的小册子”，并劝说读者“拿起你们的战斗的武器”。也正因为这样，当他平生的第一本诗集出版之际，他没有沉醉于自我欣赏之中，而在自序里来了个自我否定。
确实，《银铃》之后，他再也不写那样灰溜溜、酸溜溜、娇滴滴、冷冰冰的诗。他从月下花前“露丝”、“菲菲”转向进军的鼓点，从爱呀蜜呀吻呀唇儿呀转向时代的烽火，他不再欣赏银铃般的清脆，而是热衷于那鼙鼓的宏亮。
出任“左联”执委
一九三○年三月二日下午，在上海窦乐安路北四川路的中华艺术大学二楼（注：今上海多伦路一四五号），三三两两来了许多陌生面孔。走进大门时，来者总是用警惕的目光回头看一眼。
鲁迅来了，画室（冯雪峰）来了，田汉来了，夏衍来了，潘汉年来了，姚蓬子也来了。六七十个人，挤满了不大的会场。
下午二时，会议正式开始。这一时刻，被庄严地载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就在这里诞生。
会议的主角有二。那个穿长衫、留八字胡，操一口“绍兴官话”的长者，自然是最乎众望的鲁迅。另一位主角一身西装，往常几乎不在公众场合露面，这次会议的幕后组织者、领导者，便是这个年仅二十四岁的“小伙计”——潘汉年。他是代表中共中央出席会议。
一老一少两主角，都在会上发表主旨性讲话。鲁迅讲话的记录稿经冯雪峰整理，后来发表在一九三○年四月《萌芽》月刊一卷四期上，也就是那篇名作《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的目光，总是看得很远很远。他一边燃着纸烟，一边侃侃而谈。姚蓬子坐在离鲁迅不远的地方。他百分之百地听见、听懂鲁迅的“绍兴官话”。鲁迅的话，曾经振动过姚蓬子的耳膜，可惜未曾震动他的灵魂。象穿云透雾一般，鲁迅的话敏锐而又深刻。
鲁迅的话，那般敏锐，那般透彻：
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为什么呢？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右倾’。西洋的叫做‘Salon的社会主义者’，便是指这而言。‘Salon’是客厅的意思（引者注：今常音译为“沙龙”），坐在客厅里谈谈社会主义，高雅得很，漂亮得很，然而并不想到实行的。这种社会主义者，毫无足靠。并且说工农大众应该做奴隶，应该被虐杀，被剥削的这样的作家或艺术家，是差不多没有了，除非墨索里尼，但墨索里尼并没有写过文艺作品。（当然，这样的作家，也还不能说完全没有，例如中国的新月派诸文学家，以及所说的墨索里尼所宠爱的邓南遮便是。）
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所以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听说俄国的诗人叶遂宁，当初也非常欢迎十月革命。当时他叫道：‘万岁，天上和地上的革命！’又说：‘我是一个布尔塞维克了！’然而一到革命后，实际上的情形，完全不是他所想象的那么一回事，终于失望，颓废。叶遂宁后来是自杀了的，听说这失望是他的自杀的原因之一。又如毕力涅克和爱伦堡，也都是例子。在我们辛亥革命时也有同样的例子，那时有许多文人，例如属于‘南社’的人们，开初大抵是很革命的，但他们抱着一种幻想，以为只要将满洲人赶出去，便一切都恢复了‘汉官威仪’，人们都穿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带，大步地在街上走。谁知赶走满清皇帝以后，民国成立，情形却全不同。所以他们便失望，以后有些人甚至成为新的运动的反动者。但是，我们如果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和他们一样的。……“
鲁迅一口气例举了那高呼“法西斯万岁”的意大利作家邓南遮（一八六三——一九三八），那曾向往革命又隐入苦闷而自杀的俄国诗人叶遂宁（一八九五——一九二五），那苏联革命初期所谓“同路人”作家毕力涅克（一八九四一？），那个与十月革命相抗的俄罗斯作家爱伦堡（一八九——一九六七）以及中国清末的“南社”，再三敲响了警钟：“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
中国诗人姚蓬子身上，有没有俄国诗人叶遂宁的影子？鲁迅的近乎先知先觉的话，姚蓬子并未在意。鲁迅的话竟成了姚蓬子命运的预言……
姚蓬子亲耳听见了鲁迅的这番醒世之言。他，正坐在左边，坐在一大群左翼作家之中。他压根儿没想到，他后来一下子成了“右翼”作家，是那么样的容易！
到了下午四点，演说结束，开始选举。当场选出第一届“左联”执行委员：鲁迅，沈端先（夏衍），冯乃超，钱杏邨，田汉，郑伯奇，洪灵菲，周全平，蒋光慈，胡也频，柔石，姚蓬子，华汉等。
“左联”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工农工作部、总务部。姚蓬子出任执委兼总务部长——在众多的文人之中，姚蓬子具有“经济头脑”，善于结交各色人等，所以“总务部长”之职非他莫属。后来他成为作家书屋老板，也充分显示了他的“经济头脑”的“才华”。
自从成为“左联”的执委之一，姚蓬子与鲁迅、冯雪峰、潘汉年有了经常的接触。
他已“告别”了法国的象征派，不再写那种忧思忡忡的小诗了。
他把手头已经开译的法国果尔蒙（出书时，蓬子却又译为“果尔梦”）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妇人之梦》翻译出来，交给上海光华书局出版。一九三○年二月付排，一九三○年三月就出版了。
蓬子为光华书局主编“欧罗巴文艺丛书”。《妇人之梦》列入了丛书。他又从英译本转译了苏联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我的童年》，也列入“欧罗巴文艺丛书”。这本书长达四百三十八页，从一九三○年十一月由光华书局印出初版之后，成了畅销书，印数远远超过了果尔蒙的小说。除了自己动手翻译外，姚蓬子还组织了“欧罗巴文艺丛书”十多部译稿。
姚蓬子对苏联小说发生了很大兴趣。他选译了八篇苏联小说，编成《俄国短篇小说集》一书。这本书最初作为“欧罗巴文艺丛书”之一，由光华书局于一九三一年印行。后来，被收入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于一九三七年三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再版。此后，又重印多次。
《俄国短篇小说集》的首篇《人性的风》，作者便是鲁迅提及的苏联“同路人”作家毕力涅克（BorisPilniak，蓬子译为“皮涅克”）。鲁迅把此人作为从“左翼作家”转为“右翼作家”的典型之一。此外，《俄国短篇小说集》还收入莱昂诺夫（LeonidLeonov）的《伊凡底不幸》，A·托尔斯泰（AlexeyN。Tolstoy）的《白夜》，左祝梨（EfimZozulia）的《阿K和人性故事》，洛曼诺夫（PanteleimonRomanov）的、《恋爱的权利》，理定（VladimirLidin）的《青春》，略悉珂（N。N。Liashko）的《铁链的歌》，亚莱克西夫（GliebAlekseev）的《异样的眼》。
在《译后杂记》中，姚蓬子谈及了他偏重于选译俄国的“同路人”作家的作品：
在译成这本《俄国短篇小说集》之后，我觉得有在本书后面附几句话的必要。
第一，要将一九二一年以后的新俄短篇小说，有计划地，有系统地，作一完整的迻译，在我底能力与时间固然也办不到；但要在象这样一本薄书里要求获得一个完壁，也是实际上所不容许的事。现在译在这里的，除略悉河之外，都是同路人底作品。所以多译同路人底作品，是因为，几部出现在新俄文坛上的巨著，在中国都有了译本，而同路人底重要作品，译到中国来的却很少。所以在开始选择的时候就有了这样的观念，纵然是不充分的，不完备的，也要将这部译集作为介绍同路人作品底一个小小的尝试。
第二，这数篇小说完全是从英译转译来的。虽然想尽我能去保存各篇小说底风格，但以我底文笔的不美丽，不畅达，而且又是转译来的，要丧失原文底不少精彩这缺点，是没有方法可以弥补过来了。
一九三一年六月，莲子，在上海。
此外，姚蓬子还与杜衡合译了瑞典作家斯德林保的长篇小说《结婚集》，也列入“欧罗巴文艺丛书”，由上海光华书局印行。后来，在一九三二年十月，改由上海大光书局印行。
蓬子和《北斗》
一九三一年盛暑，格外的热。一个短发、穿连衫裙、二十七岁的少妇，常常来姚蓬子家。她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