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和资产阶级法权存在而产生出来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一般都具有两面派和暴发户的政治特点。”
正当工、农、商、学、兵各界都在学习姚文元的文章的时候，忽然，姚文元家中的院子里，发出砰的一声，引起一场虚惊：一枚手榴弹，越过高高的围墙，落进了院子！
不过，手榴弹着地之后，没有发出爆炸声。
警卫员奔了过去，这才发觉：那只是一枚体育锻炼用的木手榴弹！
虽说不是真手榴弹，但是扔进了“中央首长”姚文元的院子，那可非同小可。
查！
姚文元家搬到北京之后，本来已有六十多间房子，他还嫌小。他，真正成了“新资产阶级分子”，“具有两面派和暴发户的政治特点”！他看中了紧挨北京第八中学的一所大院。他一家五口，从一九七三年搬进这个大院，竟然住了一百二十五间房子，占有三个院子！
为了保障姚文元这位“中央首长”的安全，四周的围墙推倒重建，上面还架了铁丝网。这么高的围墙，即便是少林寺的高僧，也未必能够飞入。不过，围墙挨着北京八中的操场，一位青年教师去那里练习掷手榴弹，一失手，手榴弹越过了围墙，落进姚文元的院子里。
警卫员来到了北京八中。那位青年教师受到了审查。虽然查了祖宗三代，没有查出什么“反革命企图”，却也把那个教师整得够呛。
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中，姚文元援引列宁、毛泽东的语录，反复论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而为了他的安静，不许北京八中师生在紧挨他家的操场上做广播操，校办工厂的电据也不得发出声响……
一个孩子放学时，一边走，一边踢石子。不小心，把一颗石子踢到姚家大门大，马上惹怒了姚文元，那个孩子作了检查还不算，就连学校党支部也作了检查。
姚文元住的房子，那水汀暖气本来用煤烧热。只因姚文元嫌烧煤有味儿，马上改用烧轻柴油，一天的取暖费便达二百元，一个冬天要花两万八千多元。他的五口之家的取暖费，相当北京八中全校两千多师生的取暖费的四倍！
这个从墨水瓶里冒出来的政治暴发户，在恶性膨胀。
毛泽东说姚文元“不懂马列”
就在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发表不久，这位“舆论总管”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
姚文元的文章中，有一句至关重要的话：“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经验主义指谁？姚文元心目中的经验主义，就是周恩来、邓小平。他们依据“文革”前的经验办事，所以是“经验主义”。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姚文元送去的新华社《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写下一段重要批示：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
为盼。
毛泽东的这段话，就是在批评姚文元，批评姚文元和他的伙计们，“不懂马列”。哦，“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不正是替姚文元画像吗？
毛泽东的批示，不由得使“舆论总管”感到非常紧张。因为“舆论总管”向来以“精通马列”自居，如今居然被毛泽东斥为“不懂马列”，这样的批评的潜台词便是下台！
确实，姚文元就象那砰的一声飞上青云的爆竹一样，虽然升得那么快，到达顶点之后便要急速跌落。看来，这一口要轮到姚文元“贬值”了。
果然，就在毛泽东写了那段批评姚文元的批示之后的第十天——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从毛泽东的口中，说出一段著名的“最高指示”：
“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毛泽东又提到了“经验主义”问题，他说；
“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
“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
毛泽东明确地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结帮，毛泽东称之为“四人帮”。毛泽东指出“四人帮”是“党内小宗派”，下决心非解决不可。
姚文元那向来望着天花板的眼睛，此刻，转向地板。他耷拉着脑袋，深知大事不妙。他，再不是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永远跟着毛主席前进》的那个姚文元。毛泽东的一席话，犹如又一次“炮打司令部”——这一回“炮打”的却是王、张、江、姚！
政治局会议刚刚开过，新华社社长朱穆之写信请示：“主席最近对我社关于宣传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请示报告的批示，对今后宣传报道关系十分重要，我们准备向正在召开的分社会议（即将结束）和总社有关同志传达……”
王洪文慌了手脚，因为毛泽东的批示一旦传达，那“四人帮”就面临着倒台的危险。五月八日，王洪文赶紧在朱穆之的信上，写下“批示”：
“我意见暂不传达。请文元同志阅示。”
于是，“舆论总管”接下去作了“批示”：
“同意暂不传达。精神可以在新华社工作中贯彻执行。”
姚文元说的是滑头话。既然不让下边知道毛泽东的批示，又怎样在工作中“贯彻”呢？说穿了，他无非给自己留了一条退路：万一毛泽东查问起来，他已在“精神”上加以“贯彻执行”了。……
就在“四人帮”纷纷写检讨、处境维艰的时候，“舆论总管”忽然举起指挥棒，指挥全国大大小小的报刊，讨论起《水浒》来了。
突然发动“评《水浒》”
《水浒》这部长篇小说，打从元末明初问世以来，六百年间，已有众多的评论。就连姚蓬子当年在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讲授古典文学时，也曾细细评论过《水浒》，称《水浒》是“农民起义的史诗性文学长卷”。
到了一九七五年炎暑之日，中国居然出现“《水浒》热”。一时间，大报小报评《水浒》，工人农民评《水浒》，大会小会评《水浒》，亿万人民评《水浒》。
弓没这场“《水浒》热”，其实纯属偶然。最初，发端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员芦获的一次聊天。
据芦获回忆，那天，毛泽东是这样才谈起《水浒》的：
“主席一向关心历史、哲学史和文学史的研究工作，重视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当时，他老人家虽在病中，万机之余，仍是手不释卷；尤其爱读鲁迅的文章，读时，常常发出赞许的笑声。偶或，他也让我提些问题，然后，通过解答，亲切慈祥地给我讲点历史、文学史和鲁迅。我曾向他请教过关于一些作家作品的评价问题。（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三日，我又请教了关于他提到过的那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他先讲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几部书的问题，然后谈到了《水浒》。关于《水浒》，学术界的基本评价，向来是很高的，甚至有的说，这是一部千古不朽的农民运动的史诗。但到一九七四年，《北京日报》到北大中文系约写一篇批判《水浒》的文章时，却透露说《水浒》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由于不是正式消息，对精神实质理解不一，学术界在讨论时，分歧又很大，这篇文章没有发表。因此，当谈到《水浒》时，我顺便向主席请教了这件事。主席说，那两句话，是他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接着我又请教他；既然如此，那么《水浒》一书的好处在哪里？应当怎样读它？……”
毛泽东为了答复芦获的问题，才谈起了自己对《水浒》的见解。
芦获记录了毛泽东的见解；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八月十四日，姚文元见到芦获整理的毛泽东谈话记录，如获至宝。三小时之后，姚文元的一份“请示报告”，就送到毛泽东手中。
姚文元在“请示报告”中写道：
为了执行毛主席提出的任务，拟办以下几件事：
一、将主席批示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及北京批判组谢静宜同志，上海市委写作组。附此信。
二、找出版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