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把上海市委、市人委的大权一把抓了过来。从此。张春桥、姚文元统治上海达九年之久，直至他们垮台。
在“一月革命”的日子里，姚文元忙着“接见”群众代表，起草“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审定“临时委员会”委员名单，眼睛布满红丝，眼皮也浮肿起来。
二月九日上午，姚文元居然忙里偷闲，在上海林村演出了精彩的一幕……
这天，正值农历正月初一，一辆乌亮的小轿车停在林村弄堂口。
从车上下来的“首长”，一身崭新的军装。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在邻居们众目睽睽之下，大摇大摆走向老家。
哦，儿子姚文元来向老子姚蓬子拜年来了！
“到底是做了大官，坐了小汽车来拜年。”邻居们议论纷纷。
向来邋遢的姚蓬子，一身笔挺呢中山装，胸前自然不忘戴那闪闪发亮的金像章，在家门口恭候儿子一家的光临。
姚蓬子哈哈大笑着。虽然儿子进屋之后，随即关上了大门，那笑声还透过门缝，在外面回荡着……
过去了，过去了，反胡风时那口口声声“与父亲划清界限”的日子；
过去了，过去了，姚蓬子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日子；
过去了，过去了，姚蓬子被抄家、同修文被勒令每天在里弄里扫马路的日子；
过去了，过去了，在姚蓬子的笑声中这一切不快都过去了
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张姚
令人不解的事发生了：“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之后，尽管《文汇报》套红刊登整版消息，而《人民日报》不吭一声！
春节刚刚过去，毛泽东电召张春桥、姚文元速去北京。
农历正月初四——二月十二日，张春桥和姚文元飞抵北京，立即奔赴中南海。
张春桥的衣袋里，放着关于“一月革命”和“上海人民公社”的汇报提纲。他和姚文元的脸上，都荡漾着春风——他们在上海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毛泽东一定会翘起大拇指。
当他们向毛泽东问候新春好的时候，毛泽东眉间的竖纹没有展开，这意味着不是个好兆头。
张春桥和姚文元刚刚坐定，张春桥还没来得及掏出汇报提纲，毛泽东就发话了：“上海的情况，我都知道了。你们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为什么不跟我打一声招呼？”
并不是因为屋里的暖气开得太大，并不是因为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军装里面还穿着厚厚的毛线衣——他们出的不是热汗，而是冷汗。
以下是当时秘书记录下来的毛泽东的原话，句句都是“最高指示”：
“你们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一系列的问题你们考虑过没有？
“现在出了个问题，各省、市都想叫人民公社，与上海一样。有的地方已经这么叫了。如果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国务院叫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叫什么？
“这样下去，就发生了改变政体、国家体制问题，国号问题。是否要改为中华人民公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是否改变成中华人民公社的主任或叫社长？这就发生外国承认不承认的问题。因为改变国号，外国的大使都作废了，要重新换大使，重新承认……”
经毛泽东连珠炮似的提出一系列问题，张春桥和姚文元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张春桥在解决“安亭事件”的时候，来了个先斩后奏，擅自做主在工人造反派提出的五项条件上签字。
后来，他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毛泽东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
这么一来，壮了张春桥的胆，这一回又来了个“先斩后奏”。一月初，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相继被造反派夺权。八日，毛泽东肯定《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夺权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于是，张春桥和姚文元跟上海各造反派组织密商夺取上海市委、市人委大权。
就在这时，康生抢先一步。一月十九日，这个山东老乡在人民大会党召见了自己的儿子，要他转告山东的王效禹：“不但要考虑青岛夺权问题，还要考虑山东省的夺权问题。”
一月二十二日，“青岛市革命造反委员会”在康生的“直接关怀”下宣告成立。
一月二十五日，“贵州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宣告诞生，《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西南的春雷》予以支持。
一月三十一日，“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委员会”通电全国，宣告建立。《人民日报》为之庆贺，发表社论《东北的新曙光》。
不能再落后了，张春桥和姚文元急于在上海也“宣告”一下。可是，向来喜欢“震撼”全国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不甘于跟着别人叫“革命造反委员会”、“红色革命造反者夺权委员会”之类。上海有人提议叫“政治联络总站”，他们也以为缺乏新意。
有了！到底是秀才，姚文元从毛泽东的一句话中，得到了灵感：一九六六年，毛泽东曾称赞北京大学的“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不言而喻，毛泽东很喜欢“公社”这字眼。一九五八年，当“人民公社”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第一个发出“人民公社好”欢呼声的便是毛泽东……
“就叫‘上海人民公社’！”张春桥立即赞同姚文元的意见。
他们觉得，“上海人民公社”这名字非同凡响，有着“首创”意义，富有“革命”色彩：既象征着接过了巴黎公社的神圣大旗，又符合毛泽东的“北京公社宣言”的含义，真是天底下再也找不出比这更合适的名字了！
不料，毛泽东给张春桥、姚文元两颗发热的脑袋泼了一盆冷水。
毛泽东神情严肃，继续说道：
“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党放在哪里呢？因为公社里有党员、非党员。公社的委员里有党员和非党员，那么党委放在哪里？总得有个党嘛！有个核心嘛！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也好，总得有个党，一贯道也是个党。公社总要有个党，公社总不能代替党吧？还有，什么人叫社员？农村里地主、富农不能当社员，那么上海人民公社什么人能当社员，什么人不能当社员？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毛泽东的一连串问话，问得张春桥和姚文元哑口无言。思想深邃的毛泽东，纵论古今中外，从理论上谈透了这个问题：
“这些名字改来改去，都是形式上的改变，不解决内容问题。
“巴黎公社是一八七一年成立的，到现在诞生九十六年了。如果巴黎公社不是失败而是胜利了，据我看，现在也已经变成资产阶级的公社了，因为法国的资产阶级不允许法国的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这么久。
“再一个是苏联的政权的形式。苏维埃政权一出来，列宁当时很高兴，认为是工农兵的伟大创造，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但当时他没有想到，这种形式工农兵可以用，资产阶级也能用，赫鲁晓夫也可以用。
“英国是君主制，不是有国王吗？美国是总统制，本质上却跟英国是一样的，都是资产阶级专政。
“还有很多例子。南越伪政权是总统制，它旁边的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是国王，哪一个比较好一点呢？恐怕还是西哈努克好一点。
“印度是总统制，它旁边的尼泊尔是王国。这两个，哪一个好一些？看起来还是尼泊尔王国比印度好一点。
“中国古代是三皇五帝，周朝叫王，秦朝叫皇帝，太平天国叫天王，唐高宗（也就是武则天的丈夫）叫天皇。你看名称变来变去，能说明什么呢？
“我看，不能看名称，问题不在名称，而在实际。不在形式，而在内容。
“总统制、国王制、君主制，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制，这些都是形式。总统这名称在英文里和校长是一个词。我们看来好象校长低得多，总统高得多，在英文里是一样的。
“所以，名称不易改得太多。在中国历史上，最喜欢改名字的人要算是王莽了，他一当皇帝就把所有的官职统统改了，就象现在有人不喜欢”长“字一样。王莽还把全国的县名统统改了，就象红卫兵把北京街道名称全改了差不多。王莽改了那么多地名，连自己都记不得了，闹糊涂了。王莽皇帝下诏书就困难了，不得不把老地名写在诏书里。这么一来，使公文来往变得非常麻烦……”
毛泽东边说边笑起来。张春桥却没有笑，他的脑袋里乱糟糟的，盘旋着一个巨大的问号：“主席是不是把我看成那个篡政的王莽？”这么一想，张春桥的内衣被冷汗湿透了，冰凉地紧贴在嶙峋的脊梁骨上。
毛泽东并没有觉察到张春桥的脸色变白，却还在那里阐述自己的思想：
“再如，话剧这形式，中国可以用，外国也可以用，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其实，不光是巴黎公社、苏维埃，就连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阶级都可以用，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
“我看，我们还是稳当一点好，不要都改名了。原来宪法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市人民代表大会，这些都不动了。国务院还叫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必改名字。”
“现在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不要叫公社了吧。是不是叫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好！”
“大学里的，还是叫文化革命委员会，因为这是十六条所规定的。”
“革命委员会要实行革命的‘三结合’，有革命干部的代表，有军队的代表，有革命群众的代表……”
听到这里，姚文元赶紧问：“主席，我们上海怎么办？”
毛泽东思索了一下，扳着手指头道：
“我看，有三种办法。
“第一种是不改名字。不过，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