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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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传- 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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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文元的长文刊出的当天下午,五百份《文汇报》由上海空运抵京(那时的《文汇报》还没有在北京发行航空版)。一辆小轿车已等候在机场。转眼之间,便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议上散发,开会者人手一份。
  姚文元的文章,气势汹汹,再也不披什么“学术讨论”、“百家争鸣”的外前,“金棍子”打下之处,顿时血迹斑斑,动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旦还是“彻头彻尾”的。
  大抵是某种巧合,在中国古文中,“笔”与“刀”常常连在一起。替人写作,曰“捉刀”。办理文书的小官,曰“刀笔吏”。……古时刀笔相连,那是因为古时以竹为纸,笔在竹简上写字,误写之处即用刀刮去,刀相当于今日之橡皮。然而,姚文元却成了江青手下的“刀笔吏”,其笔如刀,笔能杀人!
  《评“三家村”》一文,充满杀气,血光照人:
  “人们都还记得,在《海瑞罢官》批判刚开始时,邓拓是装作正确的姿态出现的。在经过一翻紧张的筹划策略之后,邓拓化名向阳生,写了一篇名为《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的长文章,在《北京日报》《前线》同时发表。这是一篇以‘批判’吴晗为姿态为吴晗救命的文章,是彻头彻尾的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北京日报》《前线》同时大登邓拓‘批判’吴晗的文章,这难道只是什么‘丧失警惕’么?这难道是什么‘放松了文化学术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么?不,完全不是,他们的‘警惕性’是很高的。他们对党人和民进行‘阶级斗争’是抓得很紧的。……
  “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贯穿着一条同《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一脉相承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诬蔑和攻击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攻击党的总路线,极力支持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翻案进攻,支持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
  姚文元危言耸听,把邓拓、吴晗、廖沫沙打成了反革命集团:
  “邓拓、吴晗、廖沫沙这个时期所写的大批向党进攻的文章并不是各不相关的‘单干’,而是从‘三家村’的合伙公司里抛出来的,有指挥、有计划,异常鲜明地相互配合着。吴晗是一位急先锋,廖沫沙紧紧跟上,而三将之中真正的‘主将’,即‘三家村’黑店的掌柜和总管,则是邓拓。”
  篇末,姚文元声嘶力竭,唱着高调,不可一世:
  “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凡是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前进的,凡是同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敌对的,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它们,踏倒它们。在原则问题上,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为社会主义革命,为保卫毛泽东思想,为共产主义事业,敢想、敢闯、敢做、敢革命!”
  这篇末一席豪言壮语,意味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日已近在眼前了。
  挖“后台”——彭真
  今非昔比,与半年前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大不相同:五月十日下午,当天的《文汇报》刚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散发,翌日送来的《人民日报》上,已全文转载了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红旗》杂志也在第七期全文转载。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刊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迅速转载,充分显示了姚文元的“权威性”。
  形势急转。就在发表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的第六天——五月十六日,大火烧到所谓“三家村”的“后台”,也就是姚文元文章篇末所点的“指使”、“支持”那“三家村”的人,即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彭真。
  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著名的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这个通知因为在五月十六日通过,所以后来被称为“五·一六通知”。这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历史学家们已经确认:《五·一六通知》的通过,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因此,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自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开始,至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四人帮”下台止,历时十年零五个月,故称“十年内乱”,亦称“十年浩劫”。
  《五·一六通知》批判了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提出一系列“左”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
  《五·一六通知》中的精髓,是这样一段在“文革”中人人都熟知的名言: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就在《五·一六通知》通过之后,隔了一天,林彪在五月十八日上午,面对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与会者,作了那次大念“政变经”的著名讲话。林彪摊牌了,诬陷彭真联合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搞政变,一手泡制了大冤案——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彭真、罗瑞卿、陆定一都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尚昆为候补书记。罗瑞卿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陆定一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杨尚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如果说,攻廖沫沙、批吴晗、揪邓拓是“文革”的序幕,那么清除“彭罗陆杨,:则是”文革“开幕第一仗。从挖”三家村“的后台,抓出了彭真,由彭真牵连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姚文元为揭开”文革“序幕,立下了”汗马功劳“。
  林彪的“五·一八讲话”,把“三家村”和“彭罗陆杨”联系在一起,清楚地说明了“文革”的序幕为什么会从对“三家村”开刀开始:
  “罗瑞卿是掌握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去了很多权,罗长子(注:罗瑞卿个子高,人称”罗长子“)的手长,彭真的手更长,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一个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尚昆。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关,报纸、广播电台、文学、电影、出版,这些是作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活动,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相配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军队,不论是会场上的政变,战场上的政变,他们都可能搞得起来,大大小小的邓拓、吴晗、廖沫沙,大大小小的‘三家村’,不少哩!”
  林彪捏紧了拳头,提高了嗓门,拖长了声调,说道:
  “我们同他们斗,但内部要团结,要以毛主席为中心来团结,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来团结,他们这些家伙的共同点,就是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无论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邓拓、吴晗、廖沫沙等等都是这样,材料太多了。”
  就这样,“彭罗陆杨”被打成“三家村”的“黑后台”,七个人的名字用一根“黑线”串了起来。哦,“围城打援”是第四步棋,而如今的“挖后台”是第五步棋。
  就在姚文元的《评“三家村”》发表半个月——五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时,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宋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等七人在康生妻子曹轶欧的“辅导”下,在北京大学大饭厅东墙贴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六月一日下午,康生把北京大学大字报的内容,打电话告知正在武汉的毛泽东。毛泽东同意当晚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翌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全国震惊。六月三日,中共北京市委改组,李雪峰任新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任第二书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向中共北京市委连发三炮,此时终于从组织上摧垮了原中共北京市委。“文化大革命”从北京推向全国,大字报风起云涌,揪“走资派”之声响彻云霄。
  到了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被视为“彭罗陆杨”的“黑后台”的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遭到“炮打”,使“文革”达到了第一个高潮。
  江青兴奋不已,在那篇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中,她这样评价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历史功绩”:“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从“挖”吴晗,进而“挖”那“三家村”、“挖”那“中共北京市委”、“挖”那“彭陆罗杨”。“挖”那“刘邓司令部”,姚文元为“文革”立了“头功”。
  亿万人民咒骂姚文元为“棍子”,而江青却封之为“无产阶级的金棍子”!
  江青甚至如此看重姚文元。她曾当众说过:“我死了,让文元当主帅!”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用秃笔蘸着吴晗的鲜血写成的……
  “海瑞热”的来历
  “我不懂戏,也不大看戏。特别是京戏,虽然住在北京多年,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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