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刚刚跟张春桥生硬拼凑了“写十三年”的“十大好处”的时候，《解放日报》社给姚文元送来了戏票。
大幕拉开不久，姚文元便开始摇头。
那是由刘川编剧的话剧《第二个春天》，黄佐临导演。这出新戏写的是海军某部自力更生造舰艇的故事。
“怎么没有党的领导？‘油条厂长’怎么会突然转变？”一边摇头，姚文元的脑海中一边浮现出一个又一个的问号。
凭借着“灵敏”的“阶级斗争嗅觉”，姚文元看出这出新戏存在着“严重问题”。
回到家中，他打着腹稿，准备写批判文章。
几天之后，忽然张春桥来电话：“柯老约你一谈。”
当他从柯庆施那里回来，姚文元急于“摇”笔杆。他，写的不是批判文章，却是充分肯定《第二个春天》的剧评。
柯庆施的话，寥寥几句，说得那么透彻：“我们提倡‘大写十三年’，就要充分肯定写十三年的作品。《第二个春天》，应当给予肯定。”
姚文元又一次庆幸——那篇批判《第二个春天》的文章，幸亏还没有写出来！
他又一次“急转弯”。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一日的《解放日报》，赫然刊出姚文元的长文；《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人们一定胜利——论（第二个春天）主题思想的现实意义》。
这位“文艺理论家”的笔，简直成了柯庆施、张春桥手中的一块橡皮泥！怎么捏，就怎么着！
不过，令人懊丧的是，尽管上海的报纸为“大写十三年”大喊大叫，而北京的报刊却保持沉默。
持箭找靶闯进音乐王国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上海《文汇报》上忽然冒出一篇拖腔拿调的文章。《请看一种“新颖而独到的见解”》。文章作者，便是姚文元。
算起来，这是姚文元第二次把笔伸进音乐领域。第一次，那是一九五三年八月，二十二岁的他作为《文艺报》的读者，写了篇《应改进歌曲出版工作》，在“读者中来”登出。这一回，大不一样，三十二岁的他，把“金棍子”伸进了陌生的“音乐王国”。
文章一开头，诚如他的“美学笔记”一样，先来一番谦谦之词：
“因为工作的需要，有时也翻翻对于我说来的是十分陌生的音乐评论的书———但只以薄薄的小册子为限。最近音乐出版社出版了大量西洋的‘音乐名著’，手头上有一本名为《克罗士先生》的论著，作者为克洛德·德彪西（一八六二——一九一八）。我对这位著名人物一无所知，于是就去看编辑部所写的‘内容提要’…”
虽然姚文元自己承认对德彪西“一无所知”，对音乐理论“十分陌生”，即使随手“翻翻”那本小册子，也因“文章极其费解”而“咬紧牙关读下去”——姚文元并未读懂，却抡起棍子打了起来，既打那位“洋人”德彪西，更打书的编者们。
一反开头那种谦恭之态，文末，姚文元摆出一副文坛霸主的架势，提出一连串的问号：
“我这篇短文，也就算‘大家谈’，作为一个普通群众，提出自己的几个问题吧：
“一、这样的‘新颖而独到的见解’究竟是什么阶级的艺术见解？为什么要那样赞不绝口地推荐它、介绍它？
“二、把这样的评论介绍给读者，会产生什么效果？
“三、对西方资产阶级音乐理论特别是印象派之类流派的理论，应当采取什么态度？”
德彪西，怎么会“冒犯”姚文元的“虎威”呢？
德彪西此人，用美国弗兰克·道斯在他所著的《德彪西的钢琴音乐》一书中所言：“德彪西整个创作生涯都是通过声音与清晰的幻梦打着交道。”德彪西的强烈的印象主义的音乐作品，曾深刻地影响了世界乐坛。他的歌剧《佩列阿斯与梅丽桑德》，曾被推崇为印象派音乐的颠峰之作。他的钢琴曲《版画》、《欢乐岛》、《意象集》、《二十四首前奏曲》则被视为印象主义精品。
德彪西也写音乐评论，署笔名“克罗士先生”，所以那本介绍他的小册子就用《克罗士先生》作为书名。
不论是音乐作品，还是音乐评论，德彪西都充满一系列新疑而独到的见解。他不是一个鹦鹉学舌式的人，却是一个敢于创新、非同凡响的音乐家。他，在音乐王国独树一帜——一这一点，不论他的拥护者和反对者都承认。他的可贵之处，也就在敢于创立自己新颖而独到的见解。
本来，姚文元与德彪西，河水不犯井水：一个今人，一个古人；一个中国人，一个洋人；一个“金棍子”，一个音乐家。
姚文元是持箭找靶，偶然撞着德彪西的。
原来，那是柯庆施到北京去，见到了毛泽东。在谈话中，毛泽东提及，他最近看了一些翻译出版的西方著作，译者的前言写得不好，没有阶级观点……
柯庆施回到上海，把毛泽东的话，转告张春桥。
张春桥马上把“行情”告诉了姚文元。
善于看“行情”写文章的姚文元，搔了搔脑袋，觉得有点麻烦：毛泽东并未讲自己看的是哪一些翻译的西方著作！
怎么办呢？姚文元来了个持箭找靶！
好在毛泽东所说的话，有一系列特定的条件：第一，他是“最近”看的，说明那些书大约是最近出版的；第二，是“翻译出版的西方著作”；第三，“译者的前言写得不好，没有阶级观点”。
于是乎，姚文元抱来一堆最新翻译出版的西方著作，以“阶级斗争”的目光一一审视着。
蓦地，薄薄的“十分陌生的音乐评论的书”《克罗士先生》，成为他的理想的箭靶——该书编者所写的“内容提要”，正是“没有阶级观点”！
尽管毛泽东压根儿没有提到过德彪西，惯于揣摩、猜度的姚文元，却已在那里向《克罗士先生》开火了！
然而，就在姚文元文章见报的翌日，《文汇报》编辑部响起了电话铃声。
电话耳机里传出浓重的湖南口音，狠狠地批评了姚文元的文章，说姚文元“不懂装懂”，并要求约见《文汇报》记者……
贺绿汀迎战姚文元
谁敢如此大胆地向姚文元挑战？
上海乐坛主帅贺绿汀也！
贺绿汀，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他的一生，是由革命与音乐二重奏所组成。他的音乐造诣，使他一读姚文元的文章，便斥骂姚文元“狗屁不通”；他的革命生涯，炼就他一身硬骨头，敢怒敢言，不把棍子放在眼里。
贺绿汀，一九○三年七月二十日出生于湖南邵阳。他本名贺楷。后来，他的三哥贺培真为他改名贺抱真。贺培真即贺果，毛泽东当年的中学同学。
笔者多次采访了贺绿汀，曾问及“贺绿汀”名字的来历。据云，那是他一九三一年二月报考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时取的假名，后来竟一直沿用下去，弄假成真。他说：“汀，就是水，绿汀，意思是水中一颗绿色的小石子。取这样的名字，大概跟我喜欢绘画有点关系。”
他，老资格的中共党员，一九二七年便化名贺如萍参加彭湃领导的海陆丰暴动，创作了《暴动歌》。此后，他的名作《牧童短笛》、《游击队歌》以及他为电影《都市风光》、《十字街头》、《马路天使》写的插曲，使他的名字广为人知。
接到贺绿汀的电话，《文汇报》记者萧庆璋便应约前往上海市西区一条闹中取静的里弄，揿响了贺宅的门铃。
萧庆璋曾作如下回忆：
“当晚我去看他时，他十分激动，见着我的第一句话是：‘糟糕呀，糟糕！报纸怎么发表这样的文章，这篇文章是简单的、粗暴的，没有把德彪西书中的意思弄懂，就断章取义，凭自己主观想象大加发挥，结果闹了笑话。’”
萧庆璋拿出笔记本，记下了贺绿汀的话：
“姚文元摆下了一副批评家的架子，要出人‘洋相’，结果却出了自己洋相。因为他所引证的书中的许多话，大部分是歪曲了德彪西的原意，有的是没有把原意弄懂，有的原意是反面的、讥刺的，而他却当成是德彪西正面的艺术见解，大大加以驳斥，这岂不贻笑大方！对于外国的音乐作品、音乐书籍，我们应该多介绍、多研究，以开阔我们的眼界，增强我们的学识。现在这方面的工作不是做多了，而是太少了。刚出一本新的书，还没有看懂人家是怎么回事，就这样劈头盖脑的一棍子打下去，实在对我们不利。此风绝不可长。……”
贺绿汀还对姚文元作了很尖锐的批评。
“姚文元是位有声望的年轻批评家，而德彪西的东西，欧洲已有许多人研究，也做过许多科学的分析，看见我们这样的文章，会觉得我们学术研究肤浅，会认为我们的被称为‘具有马列主义水平’的批评家，原来是这样。这影响不好。……”
如同竹筒倒豆子，贺绿汀是个痛快人，向记者拨出了心底的话。
萧庆璋听罢，建议贺绿汀把自己的意见，写成文章，公开发表。
贺绿汀爽快地一口答应。
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文汇报》刊出了《对批评家提出的要求》一文，署名“山谷”。“山谷”，是贺绿汀的笔名。
贺绿汀锋芒毕露，毫不留情地批评了不懂装懂的“批评家”：
“这本书不容易理解是事实。但是姚文元同志没有把原来文字弄明白，就作出许多不切实际，甚至错误的判断也是事实。”
贺绿汀毕竟是音乐的行家里手，一口气指出姚文元的十几处错误，诸如：
“姚文元同志对书中题为‘马斯涅’的一篇文章，自己没有看懂，便狠狠地批评起来，不能不使看过这篇文章的人感到十分惊讶……”
“姚文元有关艺术趣味的培养问题所引用的几段话，也是完全误解了德彪西的意见……”
贺绿汀在指出姚文元的一系列错误之后，一针见血地正告这位“批评家”：
“我们知道，姚文元同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