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气简报”大骂姚文元
一九六二年，春回大地，和风吹拂。中国的政治气候转暖，变为宽松。
“大跃进”的锣鼓紧敲了四年之后，总算歇一歇了。
一九六二年初，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者达七千多人，于是便称“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报告，指出：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除了由于自然灾害造成农业歉收以外，“还有一条，就是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在会上，毛泽东就前几年工作中“左”的错误，做了自我批评。
三月，周恩来、陈毅专程前往南方，出席了文化部、中国剧协在广州召开的话剧、歌剧、儿童剧座谈会。这个会议后来被称为“广州会议”。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指出“十二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指出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陈毅快人快语，明确提出了“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戴上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亦即“脱帽加冕”。
四月，经党中央批转的文化部党组和全国文联党组提出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即著名的《文艺八条》）下达了，明确指出要纠正“对一些文学艺术创作所进行的简单粗暴的批评”。
“翻译”成通俗、明白的语言，那“简单粗暴的批评”，亦即“棍子”。
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指出：“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平反。”
一次次会议，一份份文件，不断地加温。上海，开起“出气会”来了。
什么“出气会”呢？
“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上海的知识分子之中，流行着这么句口头语。
“白天出气”——那就是出席“出气会”，吐出积压在心头的闷气、怨气、怒气。
“出气会”规定了“三不”，即“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为了体现“三不”精神，规定会议不作记录，让大家“敞开出气”。
如此“敞开出气”，放出来的是重要的“气”——平常听不见的声音。“上头”很想知道下面出了什么“气”。
为了便于向“上头”汇报“出气”的情况，会场上出现许多“联络员”，差不多每个小组都有两个“联络员”。
“联络员”们只带耳朵，不得在会场上作记录。
令人惊奇的是，“联络员”们虽然不大喝茶，却仿佛患了“多尿症”，不时在会场和厕所之间穿梭。
原来，“联络员”们在会场上听，躲到厕所里记。因为“联络员”们正以“阶级斗争”的目光审视会场，把那些“气话”当作“反党言论”。他们的脑子的记忆力毕竟有限。于是，不得不常常躲进厕所，飞快地在小本本上记下那些“反党言论”。
凭借着“厕所笔记”，“联络员”们写出了一份份“出气简报”，飞到柯庆施手中，飞到张春桥手中，飞到姚文元手中。
来自文艺界的“出气简报”，不约而同地朝姚棍子“出气”——人们对他充满怒气！
看着“出气简报”，姚文元按捺不住心头的火气，要披挂出击。
张春桥的话，一下子使姚文元“清醒”了：“你忘了一九五七年的大鸣大放？不到火候不揭锅！”
姚文元耐着性子、硬着头皮，读着那一份份“出气简报”。
有人在“出气”时质问姚文元：姚文元连篇累牍发表“美学笔记”，其实姚文元对美学一窍不通。姚文元胡说什么“白色是象征恐怖的，红色代表革命”，试问，毛主席的诗《沁园春·雪》如何解释？难道那写的是一片“恐怖”世界？……
姚文元气得七窍生烟了！
就在这个时候，上海市第二次文代会自五月九日至十六日召开。光是在“出气会”上出气，还不过瘾。这次文代会，成了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大规模的“出气会”……
巴金怒斥“姚棍子”
写过“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写过“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巴金的作品使巴金在上海文艺界具有崇高的声望。鲁迅在一九三六年写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曾称赞巴金：“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受鲁迅赞誉时的巴金，不过三十二岁。
巴金素来埋头于创作，是一个擅长于文笔却不善于言谈的作家。几乎没有见到过他厉色疾言。
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的讲坛上，巴金破例作了充满火药味的长篇讲话，题为《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他的发言稿，经删改后，载于《上海文学》五月号。二十四年之后，当《巴金六十年文选，一九二七——一九八六》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时，巴金根据原稿，把当年被迫删去的文字补齐，成为完壁。
巴金的讲话的主题，便是拿出“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批判了姚文元之流的棍子。
按照巴金发言原稿，摘录如下，从中可以窥见一位中国当代卓有成就的作家对于“棍子”们的温怒：
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固然我不会看见棍子就缩回头，但是棍子挨多了，脑筋会给震坏的。碰上了他们，麻烦就多了。我不是在开玩笑。在我们新社会里也有这样的一种人，人数很少，你平日看不见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但是你一开口，一拿笔，他们就出现了。他们喜欢制造简单的框框，也满足于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些框框，更愿意把人们都套在他们的框框里头。倘使有人不肯钻进他们的框框里去，倘使别人的花园里多开了几种花，窗前树上多有几声不同的鸟叫，倘使他们听见新鲜的歌声，看到没有见惯的文章，他们会怒火上升，高举棍棒，来一个迎头痛击。他们今天说这篇文章歪曲了某一种人的形象，明天又说那一位作者诬蔑了我们新社会的生活，好象我们伟大的祖国只属于他们极少数的人，没有他们的点头，谁也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他们人数虽少”，可是他们声势很大，写稿制造舆论，他们会到处发表意见，到处寄信，到处抓别人的辫子，给别人戴帽子，然后乱打棍子，把有些作者整得提心吊胆，失掉了雄心壮志。
……无论如何，我们要顶住那些大大小小的框框和各种各样的棍子。棍子决不会自己消灭，我们也无法要求那些用棍子推销框框的人高抬贵手，检讨、沉默和懦弱都解决不了问题。做一个作家必须有充分的勇气和责任心。只要作家们有决心对人民负责，有勇气坚持真理，那么一切的框框和棍子都起不了作用，而且会逐渐销声匿迹。本来嘛，在我们的光辉灿烂的新社会里，它们早就应该销声匿迹了。
说到这里，我还应该加一个说明：我在上面提到的并不是批评家。对于批评家我是怀着很大的敬意的。我们的确有不少很优秀的批评家。但是不必讳言，我们也有一些专门看风向、摸“行情”的“批评家”，对于他们，我要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希望他们能够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作家，好的批评家是作家的朋友，并不是作家的上级。我们国家并没有这样一种法律，指定批评家比作家高一等。可是我们有些“批评家”写文章，不管说好说坏，总是把自己放在居高临下的地位，不用道理说服人，单凭一时“行情”或者个人好恶来论断，捧起来可以说得天上有地下无，驾起来什么帽子都给人戴上，好象离了捧和骂就写不成批评文章似的。我只知道真理越辩越明，却未听说真理越骂越显。谩骂决不是批评，盛气凌人更解决不了问题。……
痛快！淋漓！痛快淋漓！巴金的不讳直言，赢得响雷一般的掌声。
骨鲠在喉，对于“姚棍子”，作家们往日敢怒而不敢言，或者只在私下里数落他，如今巴金在广众大庭，痛斥“姚棍子”，个个欢跃，吐出了胸中积愤。
姚文元听着巴金的发言，肺都快要气炸了。
此后，在姚文元棍下，巴金的发言稿成了“大毒草”；
此后，在“文革”中，巴金被打成上海文艺界的“黑老K”。
一九八○年六月十五日，年已古稀的巴金，用笔写下痛楚的回忆：
“我写作了几十年，对自己的作品不能作起码的评价，却在姚文元的棍子下面低头，甚至迎合造反派的意思称姚文元做‘无产阶级的金棍子’，为什么？为什么？今天回想起来，觉得可笑，不可思议。反复思索，我有些省悟了：这难道不是信神的结果？”（《探索集》之四十五；《灌输和宣传》）
一九八○年十月十五日，巴金用锋利似刃的笔，剖析了“姚文元道路”。巴金毕竟经历了“文革”炼狱的磨砥，他的话令人久久思索。那是出自他的肺腑的真话。唯其真，才显得那样的深刻：
……第二年下半年（指一九五八年，引者注）就开始了以姚文元为主力的‘拔白旗’的‘巴金作品讨论’。‘讨论’在三四种期刊上进行了半年，虽然没有能把我打翻在地，但是我那一点点‘独立思考’却给磨得干干净净。你说写十三年也好，他说写技术革新也好，你说文艺必须为当前政治服务也好，他说英雄人物不能有缺点也好，我一律点头。但是更大的运动一来我仍然变成了‘牛鬼蛇神’，受尽折磨。张春桥恶狠狠地说：‘不枪毙巴金就是落实政策。’他又说：“巴金这样的人还能够写文章吗？”
“其实不仅是在‘文革’期间，五十年代中期张春桥就在上海‘领导’文艺、‘管’文艺了。姚文元也是那个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