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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一个左翼作家洪灵菲。洪灵菲走的是另一条道路——抗拒之路。结果怎么样呢？洪灵菲已经被当局所枪决！
“你们要好好想一想。你们要做姚蓬子呢，还是做洪灵菲？好生掂一掂，赶紧作出选择……”
“无耻！”楼适夷骂了一声姚蓬子。
楼适夷也是在一九三三年被捕的，比姚蓬子早几个月。
当姚蓬子被押入南京中央宪兵司令部监狱的时候，从楼适夷的牢房前走过。姚蓬子朝楼适夷微微点头，楼适夷也认出姚蓬子来了。
没几天，姚蓬子托人带口信给楼适夷：“好吗？”
过了些日子，有人悄然告诉楼适夷：“姚蓬子这人靠不住，当心！”
楼适夷不再理会姚蓬子。
果真，从监狱长的“演讲”之中。楼适夷得知：姚蓬子成了软骨虫！
监狱长在结束“演讲”之后，特地找楼适夷谈了一次：“你和姚蓬子是老相识。姚蓬子的道路，就是你的道路。考虑考虑吧，早一点悔过自新，我们会象优待姚蓬子那样优待你！”
楼适夷不予理睬。他在狱中度过了四年。直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他才被党组织营救出狱。
与姚蓬子同时被捕的潘漠华，在狱中受到残酷迫害，以绝食相抗，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牺牲于狱中。
一九三四年的姚蓬子，仿佛身首异处一般，成了一个自相矛盾的人物。
在上海，他的《剪影集》在再版重印。他在被捕前所译的苏联梭罗古勃等著的短篇小说集《饥饿的光芒》，也由上海春光书店再版印行。在他的这些作品中，他依然是“左翼作家”的形象。
然而，在南京，由于徐恩曾的“力荐”，他的“反省范文”——《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赫然登载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四日的《中央日报》上，并被五月三十日出版的第三十期《十日谈》杂志所转载。
姚蓬子的《宣言》，写于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八日。《中央日报》在五月十四日发表时，还加了副题《回到三民主义旗帜下，为复兴民族文化努力》。
这篇《姚蓬子脱离共党宣言》，乃姚蓬子叛徒嘴脸的最清晰的曝光。在《宣言》之前，有《中央日报》编者所加的一段说
姚莲子顷发《宣言》，脱离共产党，兹照录宣言原文，及姚在共党经历如次。
姚蓬子本名梦生，于一九三○年春，发起自由大同盟，旋即被选为执委，同时并发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参加共产党，在左联被选为执委兼任总务部长，并兼工农通信委员会委员，同时并参加党组，同时兼青年文艺研究会总会常委兼组织部长。九一八事变后，任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执委兼总务部长，转任组织部长并兼党团书记。一九三二年春，负责编辑《文学月报》。一九三三年。任中央驻河北的交通，同年并兼任《萌芽》、《巴尔底山》、《文学生活》（引者注：“巴尔底山”为“突击队”的音译）、《北斗》、《文学月报》等杂志编委。
这段关于姚蓬子“共党经历”介绍，大致如此，当然也有几处不准确，如《巴尔底山》早在一九三○年便已停刊，《北斗》是在《文学月报》之前等等。
《姚蓬子脱离共党宣言》原文如下——
亲爱的青年朋友们：
在这黑暗与黎明、老者与少年交替的前夜，整个民族落在挣扎的苦难里，感到苦闷，感到彷往徨，感到个人生活和民族前途的无出路，将是这大时代的热血的少年们的一大部分所不可免除的遭遇。我自己便是这样的一个。
十年前我是一个极感伤的颓唐主义者，以当时社会的灰色风气作为滋养料，在一种忧郁的情绪下消度我的日子。可是由于时代的改变，由于个人思想的成长和演变，沉默和叹息，不再能安慰我的苦伤，于是开始在这样的热情下，转变我的人生观。我要在一种理想当中，取得我生命的开始和寄托，于是我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一个新的宗教的苦行僧，一个左翼文化的传播者和组织者。
从一九三○年到今日，我曾作为自由大同盟的发起人，并参加执委；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并参加执委及党团文化；反帝抗日联盟发起人，并负责党团书记；以及《萌芽》、《巴尔底山》、《文学生活》、《北斗》、《文学月报》等左翼杂志的编委。到今天止，我将我个人整个的精力，完全贡献于左翼文化的祭坛之前。
同时我曾企图以脱胎换骨的努力，在（现）实生活中检查自己、监督自己、批判自己。我渴望不仅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者，我要在日常生活上和意识上新生自己，成为一个典型的布尔什维克。
可是事实上没有走通这一条新的路。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在工作的艰难和停顿中，时常引起一种新的厌倦的情绪。……共产主义之路，在中国已经成为一条悲惨的绝路。……“
现在我站在共产党的迷阵之外，清醒的深思着，结果，我深刻的理解了共产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到处碰壁的原因，因为中国革命主要任务，对外是脱离帝国主义的铁链，以保障中华民族的自由、独立，对内是肃清封建残余和军阀遗孽，以统一中国，以达到真正的和平。同时发展都市的民族工业，解除农村的封建剥削，给予广大劳苦群众以安居乐业的生活。以这些任务的达到与否，作为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先决条件，则无产阶级的独裁统治显然不为中国当前之所需要。尤其是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今日，共产党所领导所发动的暴乱行为，直接的毁坏农村，毁坏仅有的民族工业，将中华民族抵抗帝国主义的力量减少到零度，结果客观上、事实上完全成了帝国主义的别动队。所以无怪乎一个原则上本该建筑于广（大）群众的基石上的党，结果却停留在一种秘密结社的狭隘的状态中。而它的政治行为，非但不能给予群众以深刻的良好的影响，引起他们热烈的拥护、欢迎和参加，相反的，反而使人起了一种谈虎色变的恐怖观念。
这样，在政治上已经失效了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反映于文化上的失败，是怎样的碰壁呢！
自从一九二八年开始，跟着一九三○年的疯狂的立三路线飆起了一个极盛时代以后，即趋向于脱离群众的衰落状态中的左翼文化运动，中问虽然经过共产主义的作家们多次集体的努力，到今天，事实依旧证明无法以无产阶级作品本身来争取和组织广大的知识青年。所谓现阶段的列宁主义的作品的产生，在左翼作家本身，也自知只是一个好听的名词而已。这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目前的苦闷和要求，是民族的，而非阶级的，是一个民族的死亡和复兴的问题，而不是一个阶级的利害问题。所以作为教化的武器的文学，应该是为了民族的生死战斗，而不是单纯的为了某一阶级的前途。而且从没落的旧贵族或小市民出身的今日的左翼作家们，我们自己问问，当初参加左翼文化运动的本意，是为了遏制不住火一样强烈的阶级的仇恨心，还是为了目睹和身受这民族的危机呢？以一个从苦难的民族的挣扎里出来的作家，而企图创造理想的无产阶级作品，结果，自然没有一个不遭到悲惨的失败。其中有几部为青年所欢迎、所爱好的作品如《子夜》等等，则都是含有针砭民族的今天的某一些病状的意义，超过它为阶级服务的意义的。然而这些作品，又正是共产主义的文学理论的尺，所认为右倾的含有毒素的。正和共产主义的政治运动一样，左翼文化运动之陷于失败而趋没落，是存在着一个历史的客观的原因的，针砭着中国今天的现状。在民族利益和阶级利益的对比之下，我在郑重的考虑之后，得到了如上的结论。因此在忏悔过去的错误之余，我完全放弃过去的政治立场，脱离中国共产党，自后决定站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之下，为复兴民族文化，尽我个人的力量并将此种微意，敬献于青年的朋友们之前。
姚蓬子押
四月十八日
在那样的年月《脱离共产党声明》之类在《中央日报》上并非鲜见。那种《声明》往往“模式化”，诸如“因年幼无知，误入歧途”云云。姚蓬子则不然，洋洋洒洒写了两千余字，从笔调、从习惯用语来看，完全出自他的亲笔。他的《宣言》，不仅仅“声明”一下自己从此脱离共产党，从此“站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之下”，而是现身说法，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广大人民，尤其是“亲爱的青年朋友们”。他谈得振振有词，他的《宣言》要比《中央日报》的社论更能蛊惑人心。因为他曾是响当当的“左翼作家”、“共党要员”，如今在“郑重的考虑之后”，说出这番“宣言”，要广大青年“引以为戒”。
一纸“宣言”，成为姚蓬子的卖身契，成为他的人生道路上红与黑的分界碑，分水岭。在此之前，虽然他有着一股小资产阶级的狂热，但他确实属于左翼作家阵营中的一员，也确实做过一些有益的革命工作。然而，在投降、叛变之后，他成了可耻的叛徒文人。
姚蓬子反戈的消息，不胫而走，中国文坛为之惊心，左翼作家们为之切齿。
在“蓬子转向”之后，再重读鲁迅在一九三○年三月二日“左联”成立大会上发出的警告，是何等睿智：
“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
又如鲁迅所言：
“因为终极的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
姚蓬子的叛变，只不过是炼钢炉中排出了值，钢越发精熟了。
一辆轿车在四月二十日驶入南京反省院——就在姚蓬子写出《宣言》的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