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蓬子在《文学月报》第二期《编后记》中，继续发表着激进的文学主张：
“大众文化水准的提高，已成为中国文化运动上当前最急迫的任务。除了奴隶的领主们想用各种方法领导大众走入永远的无知，永远的愚昧，永远的黑暗中，可以永远供他们的驱使，永远受他们的支配外，谁都感到大众不仅需要以自己的力量去改造生活，社会地位，同时也要提高和创造自己的文化。因此，作为文化运动的一翼的文学，也必然的应该负起它自己的使命。……”
姚蓬子除了拉稿，编刊，跑印刷厂之外，也写小说，写诗。他集主编、作家、诗人于一身。
他发表在《文学月报》创刊号上的短篇小说《雨后》，依然保持着他对旧上海的市民生活的细腻的描写：
下午四点钟，春雨蒙蒙的落着。街上只看见电车，洋车，摩托车，行人很少。大家都间在家里吧。雨天在家没有事，照例听到了竹梆声便会有女人出来唤住他。但今天不知为什么缘故可有点儿不同，任他一弄又一弄躁急地敲过去，没有听到哎的开门声。是太太们麻将牌正摸得起劲忘记了肚子呢，或是上午已经买好肉，预备自家做点心呢，这是谁也无从知道的。甚至平日最爱作成他生意，送馄饨碗出来的时候还时常给他赞美的那几家公馆，仿佛也没有听到他的竹梆声……
蓬子写诗，比写小说拿手。不过，此时，他的“诗格”果真变了，再不是“象征派的法国诗风”了。他象怒吼的狮子，现出了心中的不平，吼出了民族的愤懑。在《文学月报》创刊号上，蓬子还登出他的《诗四首》。现摘录其中之一——《被蹂躏的中国的大众》。从诗句那昂扬的基调，可以想见当年的诗人蓬子，确曾有过革命的热情：
大众，被k蹂躏的中国的大众，
被十六省泛滥的洪水，
夺去了可怜的粮食，牛马，庐舍，
被抛到饥寒的危崖
的穷苦的中国的大众，
听，日帝国主义的坦克车，飞机，炮弹，
从吉林，从辽宁，从山海关外，
雷雨般，野火般的卷到了黄浦江畔。
听，在紫色的烟，红的火花
弥罩着的闸北，弥罩着的茫茫的夜空下，
被围困在炮火的毒焰里的穷苦者底生命，
被践踏在兽的铁蹄下的少女底青春，
在死的界线上呻吟！
而那些命令我们不抵抗
命令我们镇静的，
此刻却拥抱着娇娃，低低的唤着“亲亲”；
在明媚的灯光下顾盼自己的勋章，
得意的微笑飘上了金黄的酒浆。
谁问日帝国主义的兽蹄踏到了江南！
谁管法西斯蒂的旌旗飘扬在吴淞江畔！
还有那荡着红裙的跳舞厅里，
听，那舞曲的幽扬，美丽，
伴着笼罩在晚空的血痕似的火光，
伴着可怕的惊心刺耳的炮声，
如一唱一和的双簧戏似的，
正在祝福这日帝国主义的伟大的胜利！……
虽说诗味淡如白开水，用口号式词句堆砌而成，但是诗表明他确实是左翼诗人中的一员。
在担任《文学月报》主编的那些日子里，姚蓬子既要组槁、改稿、编稿，又要自己写稿，还要跑印刷厂，忙得不亦乐乎。
《文学月报》也支撑不了多久。从一九三二年七月出版第一期，到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第五、六期，便被迫停刊了。姚蓬子只担任了前三期的主编。后来，周起应（周扬）由田汉介绍，从剧联来参加左联。冯雪峰调周起应接替姚蓬子，出任《文学月报》主编。
姚蓬子在上海滩上“消失”了……
转入秘密战线
在姚蓬子之前，先“消失”的是潘汉年。
潘汉年原本是“文委”书记，常常在“左联”的会议上露面，或主持会议，或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
一九三一年夏，潘汉年“消失”了——虽然他仍然在上海。他神不知，鬼不晓地出没。上午西装毕挺，下午便长袍马褂，晚上也许衣衫褴褛，时而教授派头，时而富商风度，时而小小百姓。
楼适夷在《从三德里谈起》一文中，如此这般地描述过神秘的潘汉年：
他已是一个完全的地下工作者，再没地方去找他聊天了。但有时会偶然碰到，笑笑，点点头，三言两语。如果是在马路上，则大家不理，也不知他在干什么。总之，是很机密的。例如有一次我对某人的行动有点怀疑，对雪峰反映了。雪峰说：‘这事你甭管，小潘有任务交给他的。’我就不管了。
潘可西在《深切怀念三叔汉年同志》一文中，则这样描写神出鬼没的潘汉年：
有一次，他本是穿西装出门的，回来却穿了一身厨师服。原来他在马路上行走时，突然发现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在盯梢。他立即沉着地走进一家饭店，似乎在寻找座位。一会儿，有两个盯梢的人也进了店堂。在这十分紧张的一刹那，他走进厨房，换了厨师服，戴上口罩，随手提起一只送饭篮，巧妙地走出了店门。
又在一个冬天的中午，他发现家对面马路上有几个鬼头鬼脑的人在徘徊。他立即改换装束，穿起一身破烂衣服，肩披破麻袋，并把脸弄脏，伪装成一个饥寒交迫、浑身抖索的乞丐模样，迷惑了敌人，离开了住所。
潘汉年究竟在干什么工作呢？
夏衍在他的长篇回忆录《懒寻旧梦录》，点明了潘汉年的身份：“这时，潘汉年已负责特科工作。”
关于特科，夏衍写道：“特科是一个重要部门，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是完全必要的，它的任务是‘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搜集敌方情报；管理秘密交通和铲除叛徒、特务’。”
三十年代初，中共特科是顾顺章负责的。他是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工人，在中共“六大”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他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负责特科日常工作。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六日发生的意外紧急情况，周恩来亲自决定潘汉年“改行”。
那天，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匆匆从南京赶到上海。钱壮飞是中共地下党员。他急告周恩来：四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供出了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负责人矍秋白、周恩来等的住处。武汉中统特务六次发密电给徐恩曾。所幸，全都落在钱壮飞手中。事关重大，钱壮飞心急火燎报告周恩来。四月二十七日，当顾顺章飞抵南京，受到蒋介石“接见”之际，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及溜秋白、周恩来均已安全转移……
特科，中共中央的秘密、要害部门。它的前身是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周恩来调到上海党中央，负责中共中央军委工作，便筹建了中央特科。
周恩来为中央特科规定的工作任务是：“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搜集敌方情报；管理秘密交通；铲除叛徒、特务。”
中共中央特科下属四个科：
一科——负责设立中央机关、布置中央会场和营求安抚工作。
二科——情报机构。任务是搜集情报、掌握敌情和反间谍工作。最早的科长为陈赓。
三科——以原先的“红队”为基础建立的。负责镇压叛徒、内奸，打击国民党特务。
四科——无线电通讯联络系统。李强曾任科长。
自从中共中央特科建立以来，便成为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最为注意的目标。
一九三一年三月，刚从苏联回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国焘要和回国不久的陈昌浩一起，前往鄂豫皖苏区，顾顺章亲自执行护送任务。他从上海来到武汉，被国民党中统特务盯住。在敌人雪亮的刺刀前，顾顺章一下子瘫倒了，成了叛徒，供出了中共中央一系列重要机密……
周恩来不得不重组中央特科。他选中了精明能干，二十五岁的潘汉年，挑此重担。
于是，潘汉年从上海滩“消失”了。
一九三二年秋，潘汉年调姚蓬子到中央特科工作。于是姚蓬子从编辑，而诗人，而主编，而为一名秘密工作者了……
姚蓬子在中共特科负责什么工作呢？他的具体任务是“河北交通”……
没有诗情，没有画意，这一次“改行”，有的只是严峻，艰苦，风寒，惊险。
第三章 蓬子转向
姚蓬子在天津被捕
革命，如同一面筛子。筛去了弱者，留下的是强者。
写写激扬文字，做做地下工作，这都不算难。面对皮鞭和屠刀，面对生与死的选择，那才是对于硬骨头与软骨头的最严峻的检验。
一九三一年爆发了“九·一八”，一九三二年发生了“—·二八”，把国民党政府弄得手忙脚乱。左翼作家们趁着民众的抗战烽火，呼啦啦，火上加油，推动着全国的抗日热浪。
到了一九三三年，国民党政府腾出手来了，形势陡然吃紧，大批的左翼文化人落入囹圄：
三月二十八日，廖承志、罗登贤在上海公共租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
五月十三日，史沫特莱的秘书、丁玲的第二个丈夫冯达在上海被捕。冯达叛变，供出了丁玲的住址；
五月十四日，丁玲和潘汉年的表兄潘梓年在上海被捕；
六月十八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杨杏佛在上海被军统特务暗杀，宋庆龄、鲁迅、蔡元培接到了暗杀警告；
七月十四日，《中国论坛》英文版第三卷第八期，王造时巧妙地以“记者接到未署名之投稿一件，内容为蓝衣社谋杀中国共产党领袖、左翼作家以及各反蒋军人政客之秘密通告抄件”为托词，公布了以蓝衣社总机关代号“华”署名的“钩命单”，共五十三人，每一暗杀对象名字下面加括号，内注执行暗杀任务者的代号。其中有；陈绍禹（后林）、秦邦宪（后林）、胡汉民（海陈）、李济深（海陈）、陈济棠（球王）、李宗仁（补章）、白崇禧（补章）、蒋光鼐（补章）、蔡廷锴（补章）、冯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