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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在波兰问题上之所以会有这样大的触动，另一个理由是波兰人所特有的那种在极端不利的处境下百折不挠的精神。波兰没有吉斯林那样的内奸，在德国的残酷占领下波兰地下抵抗运动的那种大胆、坚韧和顽强的表现，博得了西方的钦佩，从而部分地消除了两次大战间波兰暧昧不明的政策和第二次大战初期波兰不光彩的军事溃败留在西方人头脑里的不愉快的记忆。
但是另一方面，在斯大林看来，波兰地下抵抗运动的光荣战绩却不是波兰的好事，因为红军既已在逐步取代德军成为里加线以西原波兰领土上的外国占领军，那末波兰爱国者抵抗德军的那股勇猛劲头就很可能转而用来对付红军。而且，俄国人过去有切身体验，深知波兰人和芬兰人性格之不同，可以推想这对斯大林大概也是有影响的。芬兰人之敌视俄国并不亚于波兰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芬兰人在战场上抗击红军，较之波兰正规军抗击德军更为顽强。但是到最后，芬兰人还是承认了现实，俯首接受了不可避免的命运，而斯大林则报之以：在不危及他所坚持的有效军事保障的前提下给芬兰以尽可能宽大的条件。可是，波兰人却和芬兰人不一样，人们很难相信他们会识时务，会甘心接受不可避免的命运；而且，在这里，政治上只要有一点信不过，军事上再增加保证也无补于事，因为，由于波兰的地理位置关系，苏联在战略上是无法把它孤立起来的，而对于芬兰，苏联就有可能用占领爱沙尼亚和波卡拉半岛的办法来使它陷于孤立，而且事实上也确是这样办到了。波兰地处欧洲大陆的中心，对俄国来说，波兰的位置具有关键性的战略意义，因为不管把它的边界向西推移多远，只要地图上还有一个波兰，其版图必然横跨北欧平原，北欧平原则必然是从西方进攻俄国的主要通道。波兰对于苏联的安全，比之譬如说捷克斯洛伐克，还要关系重大。有人说波希米亚是“欧洲的堡垒”，谁据有波希米亚，谁也就掌握着欧洲其余部分的命运，这话也许是不错的。希特勒就曾在1938…1941年间证明了关于波希米亚的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然而，正如斯大林在1945年2月6日雅尔塔会议上提请丘吉尔和罗斯福注意的：“有史以来波兰一向就是俄国的敌人假道进攻俄国的一条走廊。近三十年内德国人已两次假道波兰。”
斯大林说他根据这些地理上和历史上的情况得出了结论，就是苏联的利益要求它的邻国波兰不仅应是同俄国友好的，而且还应是自由而强大的，因为俄国希望这条经由波兰的走廊对未来可能的入侵者紧紧关闭，而能够替俄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波兰自己。可是，鉴于波兰人的性格和传统，很难设想会有这样一个波兰政权，既能使克里姆林宫觉得它的友谊是靠得住的，而同时其本身又真正是自由的；因为，自从西科尔斯基将军不幸失事去世之后，克里姆林宫所能信赖的波兰人就只有波兰共产党人了，而一个由共产党人控制的波兰政权却不会是波兰的多数选民自愿选择的。因此，当斯大林着手在波兰建立一个在同苏联友好这一点上满足他要求的政权时，他的西方盟国就认为他是违背了他以前明白表示的同意尊重西方的愿望、让波兰自由独立的诺言。相反，斯大林却觉得自食其言的是他的西方盟国，他认为，西方盟国力图扩大卢布林政府的基础，硬要把波兰流亡政府和波兰国内地下抵抗运动的代表塞进这个政府中去，这是违反它们以前明白表示的要顾及苏联在波兰的军事安全的诺言的。
斯大林的不满，同丘吉尔和罗斯福的不满一样，无疑是真实的；因为，不仅对苏联的军事安全来说波兰比中欧或东欧的其他任何国家都更重要，事实上只要俄国的欧洲势力范围内有它在德国的一块占领区，波兰也就当然处于它的势力范围之内了。斯大林可能以为，他的西方盟国应该认识到，从地理形势上看，俄国在波兰具有特大利害关系乃是理所当然的，虽然1944年10月9日他同丘吉尔在莫斯科按不同比例划定苏英两大国的势力范围时，并没有把波兰包括在内。斯大林也许觉得，既然苏联遵守他同丘吉尔的这一协议，严格注意避免在希腊进行反英活动，那末英国和美国在波兰给苏联找麻烦就是不友好的行为了——要知道在波兰，苏联的利害关系要比英美重大得多。
围绕波兰问题的这一场利害、观点和感情的冲突，正如一出希腊悲剧那样具有悲剧的必然性。如果斯大林要确保在波兰有一个同苏联友好的政权，他就不可能满足他的西方同事的要求，把他的波兰傀儡政府改组成为西方式的“民主”政府；反之，假使丘吉尔和罗斯福能在波兰建立一个符合他们那种“民主”标准的政权，他们恐怕也无法保证一定能使这样一个波兰政府同俄国友好。事实上，这个难题也许不是凭政治家的聪明才智所能解决的。
六、重组后的欧洲各国对重组的反应
在一度曾沦入“希特勒的欧洲”的那许多欧洲国家中，这段时期的惨痛经历虽为时不长，却都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影响，这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影响，也是希特勒遗留给他的后继者们的最棘手的遗产之一。在纳粹德国控制下的所有国家中，正常情况下的各种公民美德都自然而然地变成了罪恶，而正常情况下的罪恶却变成了美德。只要掌权的当局是通过军事侵略的非法犯罪行动而上台的，那末同他们合作就是可耻的通敌叛国，而同他们斗争，使他们受骗上当，用一切办法对他们进行阻挠破坏，则都是爱国行动，即使有些办法，若不是其矛头指向不义政权的话，会被认为是违反社会道德准则的，也并不例外。在这种反常的情况下，参加抵抗运动的主要是社会上的这样三种人——不满现状者、理想主义者和共产党人。这三种人尽管彼此很不相同，却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即他们都缺乏在正常情况下行使政治权力、负责掌管政府的经验。“希特勒的欧洲”崩溃之后，这些背景各不相同的战友，就成了取代那些被逐的德国征服者及其在本地的傀儡而继之当政的自然的人选；因为谁也不能否认抵抗运动在战时确曾出生入死，备历艰辛，同流亡政府较为安全、较为舒适的战时生活相比，他们扮演的角色显得分外光彩。问题是：今天盟国已经打赢了这场战争（其中也有抵抗运动的一份功劳），胜利的到来自然而然地恢复了社会常态，一个好公民对政府应尽的责任就不再是设法使它瘫痪，而是协助它开展工作了，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前抵抗运动人员又将采取怎样的态度呢？
战后最初一个阶段，在重组后的欧洲各国，前抵抗运动人员命运如何，取决于这样两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一是本国的民族传统；二是重组后该国处于两大势力范围分界线的哪一边，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国家重组时的去向，部分地决定于它的地理位置，部分地决定于军事方面的事态演变，部分地还决定于三大国之间的默契。除南斯拉夫外，当地人民并不曾有多大的发言权；至于南斯拉夫，决定该国在重组时的去向的，也并不是该国大多数人民按宪法程序自由表达的意愿，而是南斯拉夫国内一个武装抵抗组织以武力战胜了另一个武装抵抗组织。
在重组后处于两大势力范围新分界线西方一侧的那许多西欧国家中，前抵抗运动人物想要在战后政权中扮演主角的雄心都没有能够实现，他们的这一失败，其实也象他们当初的雄心一样，都是很自然的。一旦在宪政条件下从事政治活动，理想主义者以及不满现状者就无法保持他们在反对短命的外国征服者的战斗中所赢得的地位，这是不足为怪的。战时在抵抗运动中崭露头角的理想主义者中间，象皮杜尔那样具有政治才干、能够在战后世界的第一流政治家中长期占有一席之地的，真是寥寥无几。至于共产党人，他们在希特勒进攻苏联之后，曾对抵抗运动作出过引人注目的贡献，但并未赢得群众的充分支持，因此到历史演变的下一个阶段，便无法以合乎宪法的手段取得政权；凡是立宪政府真正得到了重建的国家，而不是象分界线俄国一侧除芬兰外的其他各国那样备受势大难敌的占领国的干涉践踏的，情况都是如此。所以，在经过了重组的各国，凡文化传统彻底属西方式的，包括芬兰，当然还有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法国和意大利，当地的共产党无不遭到了这样的失败；而在西方传统也很彻底的捷克斯洛伐克，甚至在半西方式的国家如波兰和匈牙利，或在半西方化了的东正教国家如罗马尼亚，看来共产党人的遭遇本来也未必会好些，要不是俄国人插了手，把当地居于少数地位的共产党硬拉上台的话。
另一方面，在保加利亚，当地共产党人即使没有苏联的有力支持，也是有可能在德国那股征服的浪潮退落以后取得政权的，虽然这样的可能性也许不是很大。在南斯拉夫，他们事实上是不靠别人帮助而夺得了政权；而在阿尔巴尼亚，如果说当地共产党人得到了什么外国援助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