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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贴现在1938年的后十个月中使流通的货币增加了三十亿马克；也就是说，远远超过了前五年货币增加十七亿马克的数字。急剧的增长引起了不安。通货膨胀不是临近了吗？诚然，“当沙赫特看到他所搞出来的＇通过先前“梅福”资助方法＇危险局面已变得不可收拾时，他越来越急于寻求出路。这……是沙赫特同银行董事们长时期谈话的主题。”不过，他有胆量，把当时面临的危险和造成的原因向希特勒提出警告，并建议采取所需的补救办法来防止一场灾难。根本原因在于靠货币资助的政府赤字支出使有效需求增加，却没有使充分就业的条件下实际国民产值得到相应的增加。更糟糕的是，本来应该防备额外购买力浪潮的堤坝，以及各项精心筹划的控制办法，似乎完全失效。因为“订货的各方迫使制造商囤积原料和劳力”，而这样反过来造成“物价和工资的过分上涨”。过去十个月奉行的政策所遗留下的影响仍可补救，只要通过税收和“不影响长期投资市场的贷款”能弥补政府支出，只要各种控制办法“变得有效”。沙赫特被撤职；但是——因为他的建议大概受到了注意——接替他的职务的冯克得以在1939年8月25日写信给希特勒说：“我已拟订了具体建议，坚决削减非急需消费和任何与战争无关的政府支出，通过这样办法我们将能处于满足各项对财政经济的需求而不受严重震动的地位。”
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连续推行靠多发货币资助的赤字支出，其直接后果是国内的紧张和疲敝；这无疑地造成了浪费和资源的无效使用。但是这种浪费属于一种不同的性质，较之与失业和真正资源闲置相连的浪费，其严重性要小些。因此，极权国家的相对工业力量在三十年代的增长是必然的，因为它们达到和保持了充分就业，而在民主国家中从来没有达到过充分就业，并且肯定地未能挡开1938年的又一次不景气。不过，发展军备成为极权国家经济政策的支柱这件事，对于这些国家经济的性质和结构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规模备战离不开扩大武装力量和计划进行一次征服战争的准备。同时，也引起其他国家的重整军备竞赛。这就使支出的主要目的从充分就业逐步转向取得重新武装的最大效果。
各强国在国内执行的经济政策的性质和方法对于它们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产生决定性影响。在民主国家中，进口货物随着工业生产的波动而波动。极权主义国家的情况就不是这样，只有日本是例外。从1929年到1937年苏联的进口额下降了百分之四十三，德国下降百分之二十四，意大利下降百分之三十一，而日本却上升了百分之三十以上。日本工业化的比率和战备的比率如此之高，国内可开发的资源比之苏联和德国又要少，因而自给自足规则的规模受到限制。
在德国，随着国内原料和代用品生产的增长，进口额减少了。毫无疑问，这意味着象苏联那样减少对外国经济的依赖。从军事强国的观点看，这是最为可取的，而德国人认为，即使从经济观点来说在一定限度内也是有利的。他们承认国内矿石、合成汽油和合成橡胶（丁钠）比进口的原料昂贵。不过，他们争辩说，天然橡胶的成本为四英镑，而在国内生产合成橡胶的成本为十英镑，如果不能增加出口来获得购买进口的天然橡胶的四英镑，这对德国意味着什么？这老一套的论点一有机会就向德国人硬灌。对于他们来说，所谓的三十年代的和平的基础就是关闭边界。他们断言，美国关税、英国关税（加上英联邦范围内的优惠安排）和法国对进口的数量限制，都使得德国不可能获得购买外国货物的支付手段。有鉴于国外需求的伸缩性——如外国人所说的那样——通过出口货物减价（贬值）的办法，出口额可以有相当大的增长这一点真的可以肯定吗？如果真的贬值百分之十，出口额就要增加百分之二十——这里引用凯恩斯关于二十年代赔偿转让问题的著名例子——那么，整个国家的边际生产率每增加二十个出口实际单位就意味着最后只能增加八个进口实际单位（即1。2×0。9＝1。08）。根据上述假设，停止进口某些商品肯定对整个经济有利，如果这些商品在国内生产的实际成本比两倍半后的世界市场价格要低的话。因此，从纯经济的原因而言，——只要存在着失业问题——把实际资源向国内自给性项目投资而不是向增加出口方面投资，并把马克的外汇比价保持在萧条前的水平上，是有利于德国的。不过，当德国接近实现充分就业，而军事和政治目的愈来愈刺激它坚持高度的自给自足性的时候，经济论点就不再重要了。1937年7月，戈林在对柏林国际商会发表讲话时，强调指出，如果长期依赖外国的或多或少的善意来生活，这对于一个自觉的民族是不可容忍的。
在三十年代，德国与意大利或苏联一样，都尽一切可能使这种依赖程度变得比较“可以容忍”一些。即使如此，1937年德国对外依赖的程度（按进口商品价值计算作为国民收入的百分比表示），以及它在世界贸易中的分量和意义（按上述进口货物价值计算作为世界进口货物的百分比表示），与其他大国相比仍是高的：
表VIII 1937年各大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依赖性和重要性……日本英国意大利法国德国美国苏联
依赖于贸易的进口29。314。814。511。97。84。20。9在世界贸易中的重要性5。017。33。76。38。111。21。0上述比率的关联是两重性的。广义地说，为了维持高额国民生产或国民收入，德国对进口货物的依赖比美国和苏联更明显。另一方面，既成事实是德国在世界贸易中仅次于联合王国和美国之后占第三位。它在世界贸易上的份量和重要性，使之能够运用本国的商业政策，把它在战时可能是一个严重弱点的对其他国家的依赖，变为和平时期力量的源泉。只要德国继续保持世界最重要的贸易国之一的地位，它就有机会在它主要商业伙伴的国界内影响它们的经济活动的水平和性质。在极权主义的德国，对外贸易本身成为准备侵略的一种手段。与之相比，苏联由于对贸易的依赖程度低，在世界贸易中不重要，因而它奉行侵略性贸易政策的余地甚小。
从三十年代中期以后，德国成功地努力通过贸易对毗邻国家施加象联合王国和法国在它们附属领土上所施加的那种政冶影响。德国在1934年将外汇管制扩大到所有的“现行”交易后，能够调整其进口以适应其出口的波动，但是它不能决定出口量。它的出口依赖于它所不能控制的国外需求的波动。因此，尽管有外汇管制和自给性项目来供应急需，德国出口量的波动在其保持充分就业的努力中仍是一个问题。为了逃避这种困境，德国规定同拥有对德国有补充性的自然资源的各国签订长期的补偿性合同，从而获得必不可少的供应。
不过，邻近德国的大部分国土的地理和气候条件都与之相似，结果只能提供相似的而不是相辅相成的生产机会。热带亚洲、南美和非洲的农产品、矿产品，对于德国制造商的辅助作用远远超过大部分欧洲的资源。但是同非洲国家签订长期合同以获得大量供应的可能性很有限，因为非洲大陆五分之四以上的贸易都是同德国在欧洲的对手的帝国所属领土进行的。
在三十年代，拥有殖民帝国的欧洲国家从它们的非洲殖民地和自治领以及亚洲属地增加进口。南美的情况则不同。那里和非洲不一样，都是由政治上独立的国家组成的。因为随着美国的不完全复苏，它从拉丁美洲的进口削减了，也因为拥有殖民帝国的欧洲国家把采购的地点集中在飘扬着它们旗帜的自治领和附属领土，拉丁美洲便能同德国和日本自由缔结补偿贸易协议。这类协议能使德国在和平时期从一些互补性的南美国家获得“保证”供应，但在战时却不能保证这类供应。正是出于这种政冶理由，德国也把它的贸易精力集中在经济上不那么相辅相成的欧洲国家，尤其是东南欧国家。不过，把几个国家组成一个军事安全联合地理单位的政治概念，同辅助资源国家联合的经济概念是不一致的。为了克服这一困难，德国设法使东南欧国家集中生产它所需要的原料，并取得了某些成功。
在过去，各国政府对于贸易的地理模式所施加的影响很小，因为贸易的进行所根据的原则是最惠国条款、非歧视性和货币的可兑换性，而且几乎完全受关税的调节。但是所有这些随着国际商定的货币和贸易守则的解体改变了。世界分裂成多少是长期性地区货币集团——中欧和东南欧的“外汇管制”集团，西欧的“金本位”集团，北欧和英联邦的“英镑集团”，日本的东亚“日元集团”——于是倾向于鼓励在各自的货币集团中进行贸易，因为每一集团内部都有汇率稳定。三十年代的歧视性贸易政策改变了世界贸易的地理模式。作为贸易政策手段的双边清算，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歧视其他国家，但基于限额和关税特惠的贸易政策也是如此。在联合王国于1931年废除了自由贸易原则之际，它于1932年的渥太华协定中规定了英联邦内部特惠的原则，从而对世界其他地区实行岐视性政策。法国主要依靠限额和特惠协定作为调节进口货物的手段，而美国总的说来采用直接的关税的作法，避免贸易上的歧视，对于从菲律宾进口的糖等给予优惠则是例外。联合王国也小